思想主导下推动艺术的发展，以使艺术更新传统的认知惯性和评说方式，以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过对视觉文化这样的表述，近年引入国内的“公共艺术”这一概念和其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即以新的范式对待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发展中遇到的新课题和产生的新思路。

公共艺术传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但一直以来被按照旧有的艺术认知惯性理解并实践，自然难以起到在城市建设和伴随出现的大众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作用，由此引发的讨论和争议也有很多，缺乏学理上的梳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制约了公共艺术的健康发展。和诸多艺术形态一样，公共艺术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现状和人的当下需求，对于某一种艺术的讨论和审视，也必定要将其置于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中。对于当下而言，以视觉文化的视角审视和界定公共艺术，无疑将有助于重新建构新社会条件下的公共艺术乃至视觉艺术的认知体系；同时，公共艺术的繁荣，也将拓展视觉文化研究的边界。

公共艺术不仅仅是需要视觉功能去把握和认知的艺术，之所以将公共艺术置入视觉文化研究的背景来加以分析，是因为两者都具备后现代主义文化“去分化”的共性，在此基础上，两者的研究方法都更像一个平台而非学科。

随着19世纪中期工业文明的兴起，社会生活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生存空间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限制和挤压，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整齐划一的街道、形制巨大的广场以及随之兴起的城市生活，形成了物理空间上的公共空间，并使社会学意义的公共领域的形成成为可能，并促使公共空间中具有公共性的艺术作品的诞生，这些艺术作品从出现之日起就经受着公众的评判，因而大众化、生活化成为了公共艺术最显著的特点。例如墨尔本市中心沿亚拉河（Yarra River）畔随处可见的公共艺术作品，以及位于河畔的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上带有功能性的艺术品，山德里奇大桥（Sandridge Bridge）上耸立的钢制雕塑，记录了澳洲大陆的移民史，其下安置的128块透明玻璃墙上记录了移民者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城市文化形成的历史……富有意趣的公共艺术品激活了这个区域，甚至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地域文化；每个周末，都有大量市民和游客从城市的各个方向乘坐火车抵达位于联邦广场东侧的弗林德斯火车站（Flinders Station），专程到市中心徜徉在已然成为一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浑然天成的沿河区域。

另一个案例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空中步道花园（High Line Park），该公共艺术项目由废弃的高架铁轨改造而成，并沿铁轨种植植物，供游人休息的经过巧妙设计的座椅，并由专门艺术机构组织策划的设置于户外的艺术品，使废旧的属于大工业时代的城市记忆以美妙的方式传承下来，并形成了地标性的区域；另一件饱受争议的公共艺术作品，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一件建筑作品，但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却成为了被大众视觉消费的对象而极富公共性，洛杉矶建筑师弗兰克·盖里深谙此道，借“建筑”之名，完成了极具视觉号召力的艺术品。据统计，工业小城毕尔巴鄂的游客数量，从古根海姆博物馆建成前的每年26万人，增加到建成后的每年100万人，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极大地增加了当地的旅游收入，使一个发展缓慢的工业小城借建造契机成功转型为一座旅游城市。一座建筑由于其视觉上的独一无二性，形成了后现代社会的“奇观”（spectacle，居伊·德波语）。

艺术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审美领域，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费尔斯通所认为的那样，后现代社会的基本景观是生活的审美化，亦即审美原则从艺术活动进入日常生活。同时公共艺术作品作为城市景观，已经成为了一种视觉符号，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鸟巢”和“水立方”前留影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对于公众而言，这两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似乎就是“被把握成了图像”。我们似乎从中也能看到英国社会学家尤里（John Urry）所描述的“旅游者的集体凝视”，只不过在后现代语境下，视觉文化研究中重点考量的带有文化投射性质的“凝视”的表述似乎也并不准确了，如果将格林伯格的观点做一个延伸，观赏者和艺术品的关系由“观赏者主动趋向艺术品”到“艺术品趋向观赏者”到公共艺术的观赏者“体验”艺术品了——艺术品走出博物馆，为公众所共同享有，生产并丰富了城市生活的“意义空间”。

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的设置成为市民流连于一处的理由，也会增加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增强城市的文化活力。前文提到的公共艺术案例，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借鉴意义，比如城市建设中承载公共记忆的历史遗存的拆与建的关系、发展城市公共艺术的组织形式等，由于不是本文的重点，不作展开。

回到豪泽尔对艺术的分类，豪泽尔认为“现代艺术”可以分为民间艺术、通俗艺术和社会精英艺术，从社会阶层作为艺术作品服务对象和表现题材的角度对艺术形态进行了区分，在历史上艺术被以不同角度有过多次分类，影响较大的有亚里士多德以“模仿说”为理论基础，由模仿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从而区分出史诗、戏剧、美术、音乐和舞蹈；黑格尔以作品的理念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区分出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和语言艺术；国内的有蔡元培“大美术”之下的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的分类。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 1892-1978）完成《艺术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Art）是在1974年，美国各地区已先后设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公共艺术在城市建设中的发展，豪泽尔显然是忽视了伴随城市化进程中正在兴起的这一新的艺术形态。

公共艺术的界定

从上述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到，如果从“物性”——也即承载媒介来看，公共艺术的涵盖范围超出了以往艺术被理解的方式，建筑、规划、雕塑、新媒体、装置等传统及现代媒介的艺术形式都被包含进来了。对公共艺术的界定，意味着公共艺术脱离现代主义艺术的评说方式，进入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恰如视觉文化研究的范围从艺术史拓展到社会发展史中的形象史，从艺术的物质性层面拓展到了艺术的社会性层面。新的社会需求需要对艺术的传统形态加以新的视角和维度的重新解读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