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并聆听钱老的教导是1978年6月，当时钱老任原国防科委副主任，为组建国防科技大学到了长沙。在全校干部教员大会上，钱老谆谆要求，技术人员也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会用辩证法看问题；要重视系统工程技术；大学老师要努力做到既能讲专业课，也能上基础课。钱老讲话的音、貌，至今犹在耳旁、历历在目。2006年我到科技委工作后，有机会接触学习了更多的钱老关于国防科技发展和武器装备建设的一系列建议和钱老书信集和论著，使我更深刻地感受到钱老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崇高品质，更具体地认识了钱老对国家、军队，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的巨大贡献。

钱老生前是科技委的高级顾问，科技委老领导，他身体力行做表率，对科技委如何履职尽责做好工作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和具体要求。我们缅怀钱老，追忆钱老，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钱老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优秀品质，并落实到工作实践中。

钱老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他要求科技委一定要下工夫研究国防科技发展战略。1999年，总装备部刚成立不久，钱老就指出，总装成立后，任务不同了，科技委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为中央军委做好参谋咨询工作，科技委要“给军委出主意，出好主意”。

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他都从战略高度去思考对武器装备和未来战争可能带来的影响。1991年9月号《科学美国人》杂志《通信、计算机和网络》专辑一发表，钱老就敏锐地抓住这一动向，指示科技委同志认真研究信息技术将会对军队建设产生的重要影响。1993年，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刚出现，钱老就指出，这项技术，人在地面上也能执行天上的操作，在未来的战争中要使用的。并提出，这是一个技术革命，我们应该有对策行动。同样，分子工程概念一出现，钱老就指出“这一技术的发展无疑将深刻影响国防科学技术，所以是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课题”。随后，军用MEMS技术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钱老一生提出了许多创新、超前的思想。1993年，钱老提出：巨型机的将来在于多到10000个处理机的极度并行计算机，银河巨型机要直奔极度并行机，攻极度并行算法。16年后的今天，银河巨型机的处理机刚达到10000余个，极度并行算法仍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钱老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建立系统科学体系和创建系统学的工作，所形成的综合集成思想与综合集成方法意义和影响广泛而深远。他提出了对复杂巨系统的研究要“走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之路”，基于这一思想指导在军队建立的各类计算机作战仿真平台为军事战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手段。

钱老一再倡导，研究问题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要立足中国国情。例如，针对科技界谈国外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时，往往是照搬照讲国外，缺少独立思考，他告诫大家，我们不该总跟着外国人跑，要分析他们的得与失。研究海湾战争时，他尖锐地指出：“不要说美国海湾战争中用了什么武器，我们也要搞什么武器”，“一定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钱老敏锐把握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深远影响，一直在认真思考军队信息化建设这个大课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1991年就指示科技委认真研究信息技术发展动向；1992年在科技委第一届年会上的发言中指出：通过海湾战争，我们也学到一些东西。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信息的重要性，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的C3I；1995年更进一步提出“现阶段和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战争形势：核威慑下的信息化战争”，要发展打信息化战争的装备，并建议，无论如何要把信息化军队建设这个问题研究清楚，这是目前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国防建设的方向就不明朗。联系目前军队信息化建设面临的挑战，我们不能不赞叹钱老的高瞻远瞩。

钱老不仅为国防科研事业和武器装备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刚回国，他亲自讲授“工程控制论”，培养参加两弹研制的年轻科技人员。为培养军事系统研究人才，经他提议，国防科工委成立系统工程研究所，所刚成立，他亲自到系统所的研讨班，主讲系统学。为超常提升我国战略研究层次，经他提议，1987年军委批准举办中美军事战略研讨会。他严格要求，参会的中方论文数应与美国对等，会上全部用英语，不配翻译。研讨会虽然举办了两次后因种种原因中止，但我方参加人员，大都成为我国从事战略分析研究的骨干。阅读钱老的书信集，很多认真回答年轻科技人员求教的信件使我们深深地感动。

东风人心中的航天巨星

侯贺华

钱学森同志永远离开我们的噩耗传来，基地广大官兵心情十分悲痛，大家在东风路、飞天公园钱老画像前献上吊唁的花束，在发射场、技术厂房、试验阵地开展追思活动，以各种形式表达对钱老的无限景仰和深切缅怀。

在基地初创的日子里，钱老是我们创业奠基的先驱。1958年春天，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在西北大漠开工建设。当时，钱老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他到我们基地去得最多，对靶场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基地人才极度匮乏，科研试验工作举步艰难。他主动向聂荣臻元帅建议，从全国重点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和全军备大单位选调了一大批大学生和各方面的人才，为基地建设注入了极大活力。在基地指导靶场建设和组织试验任务期间，钱老多次给技术人员和部队官兵亲自讲学，许多人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他们说，钱老的课讲得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令人终生难忘。1960年，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给刚刚展开的试验工作造成巨大困难。钱老经常和我们说，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他们能造导弹，我们也一定能够赶上去。钱老的坚定信心，激励鼓舞着基地宫兵更加发愤努力。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第17天，我们就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苏制近程地地导弹，使用的全部是国产燃料。ss天后，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成功发射，准确命中目标。聂帅和钱老与参试官兵亲切握手，共同庆祝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开创了新纪元。

在发展“两弹一星”事业的岁月中，钱老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导师。在基地官兵心中，钱老不仅是我们最敬重的杰出科学家，也是可亲的师长。从基地组建到1980年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的20多年里，基地每次大型试验任务，几乎都留下了钱老的足迹。攻坚时刻，钱老总是亲率我们冲破难关。1962年3月，我国自主研制的某型中程导弹首次试验失利。钱老闻讯，第二天即赶赴基地，组织大家搜集残骸、分析故障，反复进行测算研究，终于查明原因。经改进，后续试验接连获得成功。危险时刻，钱老总是与我们站在一起。1966年，我国决定在自己国土上进行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试验风险巨大，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钱老作为技术领导人到基地参与主

持“两弹”结合试验。导弹和核弹头运抵发射阵地后，他冒着大风和严寒坚守在阵地上，哪里危险就出现在哪里。核弹头吊装、对接是最危险的环节，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在吊装对接的100多分钟时间里，钱老一直站在导弹旁，给操作人员以极大的信心和鼓励。钱老说，危险面前如果我躲得远远的，人家战士心里怎么想?基地宫兵都说，有钱老在跟前，我们心里就踏实，身上就有劲。胜利时刻，钱老总是告诫我们防骄破满。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发射场上一片欢腾。这时，钱老却站在余温尚存的发射塔架下，感慨地说：“就在我们这颗卫星上天的两个月前，日本发射了他们的人造卫星。我们本来可以当第四，现在只能当第五……”在庆功大会上，他真诚地作了自我批评，还引用毛主席的话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钱老以此鼓励大家戒骄戒躁，努力打好航天发射的每一仗。

在推进航天伟业的征程上，钱老是我们开拓奋进的旗帜。大师故去，风范永存。钱老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国人共举、世界称颂。钱老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代东风人不懈攀登，开拓进取。从钱老身上，我们汲取着爱国的力量。钱老历尽波折回到祖国、报效国家的传奇经历，一直是广大官兵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范。基地创业初期，官兵自觉克服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巨大的技术困难，用拿枪的手拿起笔，学知识学技术，在向科技进军的道路上艰难而又执著地跋涉，逐渐由导弹航天科技的门外汉，成为靶场试验技术的专家。在基地50多年发展历程中，一代代官兵以钱老为榜样，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忠诚使命重于一切”的价值理念融入自己的血脉，扎根戈壁、奉献航天，无怨无悔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打出了一系列的争气弹、争气星、争气船。从钱老身上，我们汲取着严谨的力量。钱老素以治学严谨著称。当年“两弹”结合试验中，一名操作手发现弹体内部有一根s毫米长的小白毛，他费尽周折、小心翼翼地把小白毛挑出来，消除了试验安全隐患。钱老郑重地把这根小白毛要了去，说：“我要把它带回北京，作为作风严谨细致的典型，教育科技人员。”多年来，这种“小白毛”精神薪火相传，“小白毛”式的作风代代相承，成为基地航天发射成功率保持世界前列的成功秘诀。从钱老身上，我们汲取着创新的力量。钱老常说，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1992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上马。当时已是80多岁高龄的钱老，十分关注工程的进展，对发射场的测试发射模式提出了指导性意见。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载人航天发射场很快由构想变成了现实，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每次任务都有新的创造，每次任务都有新的突破，形成了一大批创新成果，大大提高了航天发射的核心能力。

继承钱老遗志矢志航天报国

杨利伟

钱老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我一生十分敬重和景仰的前辈。他永远离开了我们，让我们所有航天员深感悲痛与怀念。几天前，我代表全体航天员赶去钱老家中，为他老人家送别。今天，我们又在这里缅怀追思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巨人，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悼念。几十年来，钱老对载人航天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对我们航天员的关怀与厚爱，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永远铭记心中。

这些年，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每每谈到这些令人振奋的成就，我们都会想到钱老。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是和钱老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钱老在领导导弹航天事业的同时，就已经密切关注载人航天事业，高瞻远瞩地提出“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在以钱老为代表的科学家的倡议下，我国正式启动“曙光号”工程，开展了方案论证和工程研制，并着手进行航天员选拔。由于备方面原因，“曙光号”工程搁浅，但钱老没有放弃努力，一直坚持对载人航天进行探索性研究。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钱老虽然已经离开科研一线，但依旧关心着工程的每一步进展，对工程研制和人才培养提出宝贵的建议。在他92岁高龄的时候，钱老终于看到了中华民族千年梦想的实现。他难以抑制兴奋和喜悦的心情，用颤抖的手写道：“热烈祝贺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向新一代航天人致敬!”

钱老逝世后，我们中心全体官兵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悲痛思念中，因为钱老不仅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也是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奠基人。中心的前身——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是在钱老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他亲自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航天部调集优秀人才充实航天医学工程研究队伍。研究所成立的第二年，钱老就亲自到所里调研座谈，主持指导了航天医学总体方案的设计。四十多年来，钱老对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关注和支持从未间断过。在“曙光号”工程下马、中心面临缩编撤销的困难时期，钱老以他非同凡响的声望和地位，坚持主张航天医学工程的预研方向不能变，研究骨干队伍不能散，守住了载人航天工程的一块重要阵地。

在我们中心，经常可以听到钱老呕心沥血、精心培育航天医学工程研究人才的故事。老同志对我们说，钱老经常来中心讲学，介绍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组织技术研讨会，有段时间几乎是每周来一次。钱老的博学敏思和学术风采令人折服，每次讲课教室都坐满了人。他与原主任陈信，研究员梅磊、梁宝林等老同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从1977年至1999年，钱老和这些老同志的学术交流信件就多达120余封。从模拟器研制到空间脑科学的研究，从航天医学工程学科的建立到相关装备的研制，都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系统论思想。在钱老的指导下，我们总结多年来载人航天医学工程科学实验的经验，探索形成了“人一机一环境”系统工程学这门崭新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这是钱老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科学财富，至今让我们受益无穷。

钱老对航天员队伍建设也倾注了深厚的感情。“航天员”这个称谓最早是钱老提出来的，国外一般称“太空人”或者“宇航员”。钱老说，我们还是叫“航天员”好。因为我们有天、海、空的领域划分，这样称呼比较规范。就在70年代选拔航天员时，钱老就十分关注这支队伍的建设，多次给大家作动员讲课，介绍国外有关航天员训练的情况。在以后的岁月里，钱老一直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指导。在他与中心老同志的通信中，经常可以见到他把自己收集到的前沿资料拿出与人分享，也可以见到他直截了当的批评意见。从钱老的身上，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了他渊博的学识、前瞻的眼光，特别是他高尚的爱国情操和高贵品质。他一生荣誉无数，却称自己是“沧海一槃”，对物质生活待遇没有提过任何要求。点点滴滴，折射出的是大师的情怀，是人民科学家的高尚品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现在，航天员队伍形成了一种惯例，每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成功后，我们都会上门去看望钱

老，聆听教诲。因为在我们心中，钱老早已是我们中国航天的科学泰斗和精神象征。即使晚年躺在病榻上，也依然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每次去看望时，他讲得最多的就是航天。记得五年前，我执行完首飞任务，总装首长带我一同去看望钱老时，老人家一眼就认出了我，亲切勉励我，“你们现在干成功的事情比我干的要复杂，所以说，你们已经超过我了!祝贺你们。”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语重心长的鞭策和激励，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正是这种深切的勉励，寄托着钱老对航天事业发展的殷切期待，也寄托了钱老对我们全体航天人的殷切期望。

终生高度重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

王永志

钱老不仅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还终生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诲人不倦、提携后人是他的独特品格。回忆他几十年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支持、信任，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怀念。

钱老学识渊博、学术根底深厚，对国家赤胆忠心，对事业竭诚奉献，对后辈诲人不倦，影响、引领着年轻科技人员一步步成长起来。1961年，我从莫斯科航空学院火箭导弹设计专业毕业回国，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我非常高兴，因为久仰的钱老就领导着该院工作，并担任过首任院长。从此，我就长期在钱老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工作，几十年来有不少当面向他请示和一起讨论所面临技术问题的机会，这是我一生的荣幸。钱老十分重视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科技队伍的培养。早在建院初期，为了帮助年轻人掌握导弹基础知识，钱老亲自编写《导弹概论》等相关教材，拟定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自动控制、电子线路、计算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边讲课边结合具体工作，组织大家开展讨论、边学边干。大家都为自己能亲耳聆听这位世界知名科学家的讲课而感到十分荣幸，其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的重要骨干。重视培养人才，这是钱老独具一格的特点。

虽然身为著名科学家，又是高层领导人，但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感促使钱老经常深入工作现场指导处理技术上的疑难问题。每次重要发射，他都亲临现场坐镇指挥，决策重大技术问题。记得1966年12月下旬的一次发射，戈壁滩正是最冷的时候，我在发射场坪上远远地看到钱老走过来，赶忙迎上去，只见钱老就穿了一件单薄的旧呢子大衣。他想问我发射准备得怎么样了，可一句话没有说完，就被寒风呛回去了。当时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动。

钱老在多个学术领域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他从不保守、从不满足，一直倡导和推崇创新精神。钱老经常说：“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钱老强调的创新，就是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不人云亦云，要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不断探索求新；要相信自己，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都能做到。

作为一位世界知名的大科学家，钱老在组织大家讨论技术问题时，从不以权威自居，只要你讲得有道理，他都积极支持采纳，对年轻人更是给予热情鼓励。关于这一点，我有切身的体会。1964年6月，我参加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第二次飞行试验任务。当时弹道组计算火箭的弹道时，发现射程不够，大家考虑是不是多加一点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我结合当时炎热天气对推进剂密度的影响，经过分析计算，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公斤酒精。在场的专家们都觉得这个方案不可行，违背常理。我并不甘心，鼓起勇气直接找钱老汇报。钱老耐心地听完了我的想法后，马上把火箭总设计师叫过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想法有科学根据，就按他的意见办。”果然，火箭泄出部分推进剂后射程增大了，连打三发，都进入了目标区。

作为一位前瞻性很强的科学家，钱老总是站在高处，望着远处，谋划未来。他不止一次说过，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运用单一的学科知识来观察、认识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靠一个人两个人在实验室里关起门来搞研究也很难再取得太大的成功。他强调要用系统工程的理念组织起来攻克科技难关，于是他就反复强调培养“科技帅才”。按钱老的标准，这样的帅才不仅个人要具备拔尖的学术水平，还要有本事团结一大批人，统领一大批专家攻克重大的科技难关。他不仅这样主张，还身体力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制订第二代战略导弹的研制计划时，钱老在领导千部会议上提出了第二代战略导弹的研制应由第二代人挂帅，由第二代人当总设计师的建议。从此以后，为了培养锻炼年轻人，老一辈专家就不再当型号总设计师了。正是钱老的高瞻远瞩，保证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后继有人和持续发展。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钱老仍然非常关注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钱老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可他仍然高度关心他开创的航天事业。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我被任命为总设计师。钱老还叮嘱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前，钱老还很关心地打电话询问发射场的准备情况。我告诉他，我们有信心，一定能打成，他听了非常高兴。发射成功后不久，钱老过88岁生目，我给他送了一个神舟飞船的模型作为礼物。钱老对这个模型非常喜爱，看到我国航天事业飞速发展，看到他钟爱的航天事业有了新的进展，钱老非常欣慰。他专门把模型摆放在床对面的书架上，一睁眼就能看到。从钱老的这个举动中，我深切地感受到钱老对航天事业的热爱，和他对我们这些航天人的殷切期望。

我国“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为中国科技人员成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这其中，钱老的贡献永载史册，钱老的名字永垂青史。钱老离去了，不能再面授机宜地指导我们了。但他留下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创新思想、诲人不倦提携后人的精神、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将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他开创的航天事业，我们将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我国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开拓者

游光荣

钱老是我国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钱老就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倡导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观，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老非常关注系统科学理论的探索研究和系统工程理论的推广应用，我中心就是在钱老的亲切关怀和积极倡导下成立的。1979年他提出，军队“要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领导机构，利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设计一个全面统一的整体规划”。为此，他积极向中央军委建议，筹建一个“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提供科学决策支撑的单位”，以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军委高度重视，1985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心的前身原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研究所成立，开启了全新的系统科学应用研究。二十多年来，我们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提供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咨询，武器装备系统论证研究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钱老倡导系统科学研究的远见卓识和超凡智慧。

在中心筹建和建设初期，钱老对专业建设、人才队伍、选人标准等，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钱老的关心推动下，系统所享受了极大的“优待”——可以从全军甚至军外选调所需人才。当时正值百万裁军，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航空、航天、电子、船舶、兵器等领域以及有关工程技术研究机构和大学、基地抽调一批系统工程技术人才，并招收了包括理工科、经济学等专业在内的一批研究生，从而为我们中心建设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每当我们回忆起中心发展建设的历程，都对钱老充满了深深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钱老不仅一手倡导创建了我们研究中心，而且对中心的业务建设给予了具体指导。我从1988年初开始在研究中心工作。当时，钱老连续在原中国科学院系统所、原航空航天部710所和原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研究所，轮流举办系统学讨论班，后来演变成跨学科交流的“香山科学会议”。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和部分中青年科技干部，都有幸亲耳聆听过钱老讲课，亲眼目睹过钱老的大家风范。在钱老主持讨论班的几年时间里，一大批来自国家部委、知名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被邀请来作专题报告，论题十分广泛，不仅涉及数学、气象、计算机、武器装备等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还包括哲学、心理学、行为科学、军事科学等诸多学科，形成了多学科交叉、上中下融合、老中青齐聚的格局。这个讨论班有极强的吸引力，4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经常座无虚席，而且屋子的窗外还时常站满了许多做笔记的年轻人。通过这种形式，培养了一大批系统科学学术技术带头人和一批年轻科研骨干，今天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的科技帅才和将才大都受到了钱老的熏陶和影响。

钱老十分注重学术民主。他多次强调，讨论班重在讨论。那时，在钱老的倡导下，每一次主题报告之后，与会者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可以备抒己见，平等争鸣，学术民主氛围非常浓厚。遇到内部意见不统一时，钱老还鼓励大家：“这不怕，也是事物之常规。从不统一到统一的唯一方法是开诚布公地讨论。”不仅如此，钱老还多次提出要让年轻科技人员唱主角，他常对所领导讲：“主讲人不必找什么大专家，请你们手下的人讲更好：一可以提高这些年轻人，二可以自由些。”钱老这种学术民主的大家风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我们弘扬创新精神，激发创造性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钱老运用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思想，先后在关于未来战争模式、积极推进军队信息化建设、加强发展战略研究和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等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富于创造性、前瞻性的重要学术思想和有重大价值的建议。这些对我们搞好武器装备的系统研究论证，提供总体决策咨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形成应用研究的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学科交叉优势，我们中心积极探索全面建设的特点规律，在业务建设上积极推进从单纯研究向综合论证评估、科技向装备、局部向全局的转型；在科研方式上积极探索战略研究、规划计划论证、关键技术攻关与项目管理的结合，系统科学、信息科学与管理科学的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成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新思想的搏击场、新观念的交锋地。

我国空气动力事业的奠基者

邓小刚

钱老是我国空气动力事业的奠基者。早在上世纪40年代，钱老就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在世界航空航天领域享有崇高声誉。1955年10月8日，钱老历经艰难坎坷回到祖国，他怀着对新中国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强烈责任感，立刻投入新中国航空航天工业的建设。为适应飞行器研制和空气动力研究发展的需要，钱老牵头建议成立全国的空气动力研究院，以“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这个建议得到聂荣臻元帅的大力支持，由此，1964年3月成立了以钱老为组长的空气动力学专业组，协调空气动力研究和风洞试验任务。在钱老的组织领导下，专业组相继提出了许多空气动力学研究发展计划，为之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基础性工作。

我们基地的创建是在钱老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推动下进行的。60年代后期，随着国防科学技术体制大调整，组建空气动力研究院(我们基地的前身)迫在眉睫。1967年8月，气动研究院筹备组正式开始工作，钱老亲自担任筹备组组长，直接参与了基地建设蓝图的规划、年轻人的培训工作和基地的选址、建设等筹备工作。自从担任空气动力研究院筹备组组长后，钱老关于空气动力研究基地建设发展的讲话和信函就多达数十次(件)，钱老还多次就某些重要的技术问题及其发展动向给基地写信、去函，鼓励基地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尤其是为发展我国高超声速设备，如何达到模拟第二宇宙速度，指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发展，为后来我国新型导弹、载人航天等重大工程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储备。钱老为基地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几代气动人都对他十分崇敬，十分景仰。

钱老不但是基地的奠基者，还是基地发展的引领者。风洞，倾注了钱老太多的心血。四十多年来，钱老殚精竭虑，始终关注着基地的发展建设，给予了亲切关怀。’每当基地发展面临关键阶段，钱老总是及时为基地理清发展思路。1978年5月，年近古稀的他亲临基地视察指导，在冰凉潮湿的川西北山区一待就是15天，走遍了基地的每个角落，每天深入建设工地、研究室、试验室和车间，进行调查研究，为基地的发展建设“把脉”。2005年lO月，94岁高龄的钱老还念念不忘祖国的风洞事业，又一次提笔给基地写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始终认为，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及其相应试验设施的建设，是我国航空航天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

钱老的创新精神和治学态度是值得我们永远传承的宝贵财富。我的导师张涵信院士早年在清华大学力学班读书的时候，是钱老的学生。他经常和我讲起师从钱老时的点点滴滴。比如钱老高瞻远瞩，30年前就敏锐地意识到计算机技术可能对气动研究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他专门致信张院士，创新性地提出把电子计算机与气动研究结合起来，这个意见直接促成了我国计算空气动力学的诞生，基地也成立了计算空气动力学研究所。30多年来，计算空气动力学在武器装备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正在成为飞行器设计的重要技术手段。再比如，钱老科学预见到空气动力学与新能源的结合，写信给基地，要求基地发挥技术优势开展风工程研究，为国家风能建设贡献力量，还亲自对一种斜轴式风力机的最佳轴倾角进行了验证计算。他这种亲力亲为、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集中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对真理执著追求、对事业极端负责的科学精神，值得我们后来人薪火传承、发扬光大。

从钱老提出组建风洞试验基地到现在，我们基地走过了40多年的光辉历程。我们可以告慰钱老的是，如今基地已建成了由50余座风洞设备和专用设施构成的亚洲最大风洞群，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综合能力最强的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开发机构。先后发展了100余项重大风洞试验技术，成功解决了诸多前瞻性、战略性和基础性关键气动难题；承担了大量国家和军队高新技术课题，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为武器装备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40多年来，从“歼-10”战机到“神舟”系列飞船，从运载火箭到新型导弹，我国几乎所有重要型号都在这里进行过风涧试验。基地还培养了一支国家气动领域规模最大、综合能力最强的新型科研队伍，先后涌现出了两院院士、大校群体、青春方阵、科技将军等一大批科技领军人才，为气动事业的未来培育了希望。

责任编辑　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