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文明的产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即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支撑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传统发展模式必须转换到经济的生态发展模式上来。该发展模式转换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发展观的转变、消费模式的转变和技术路径的转变。在此前提条件下，本文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论证了经济生态发展模式的均衡路径。

关键词：农业和工业文明；经济传统发展模式；生态文明；经济生态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0)03-0026-07

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从文明的物质基础而言，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显然是批判工业文明反思的产物。三百年的工业文明社会以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为主要特征；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已没有能力支持人类社会继续像工业文明社会那样发展，因而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社会形态来延续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生态文明社会。按照唯物史观，任何文明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因此文明的发展是与其经济发展模式相联系的。所以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探讨生态文明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此，本文首先证明包括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社会的传统发展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然后分析与生态文明社会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最后运用经济学的均衡方法及其工具，在理论上证明经济生态发展模式的实现路径。

一、传统发展模式及其不可持续性

虽然在农业文明社会，由于受生产力水平限制，其征服和改造自然能力有限，因而没有达到近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全球性破坏程度，但从世界一些地区农业文明如玛雅文明的兴衰，我们仍能看到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的破坏作用。《绿色世界史》的作者庞廷告诉我们，自从有了农业，天然环境就不复存在且呈急剧退化趋势，因此环境问题是和文明一样古老。恩格斯也早作过论述：“文明是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所以，虽然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与工业文明社会有别，但就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系而言，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相同的，都是通过从粗放到集约并不断再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的，从而表现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不断趋于恶化的特点。据此，本文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统称为传统发展模式即非生态发展模式，与未来生态文明社会的经济生态发展模式相对应。

粗放和集约这一对概念，原初是指农业生产的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后来，学者们用它们概括工业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粗放式增长，是指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集约式增长，是指增长的源泉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实际上，粗放和集约是相对而言的：此时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而到彼时，由于出现了更集约型的技术，以往的集约方式便“沦”为粗放型增长方式。

回顾人类生产及其发展的文明史，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遵循的都是这种不断再集约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古代社会，在人口压力下自秦汉以来农业生产及其增长一直走的就是不断集约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人核算，公元前1世纪(西汉)时，粮食平均亩产约100斤；到南宋时期，平均亩产已达200斤，高产地区甚至可达1000斤左右，接近现代水平。所以，即使在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其经济发展如同工业社会一样，走的也是不断集约的发展模式。

从西方工业化过程来看，工业化过程走过了四个不断集约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阶段，时间大约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到18世纪中期，也就是被马克思称之为的工场手工业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蒸汽机技术为标志的集约型经济发展阶段，时间大约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也就是被马克思称为的大机器工业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以电气化和内燃机技术为标志的集约型经济发展阶段，时间大约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第四个阶段是以现代新技术为标志的集约型经济发展阶段，时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可以看作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晚期，因为多数学者认为，以美国90年代的新经济增长为标志，西方社会开始步人所谓后工业社会。

周知，西方国家这种不断集约的工业化过程，虽然创造了比以往社会多得多的物质财富，显示了工业文明的辉煌，但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自18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要比整个史前时代造成的损害还要大。在工业体系达到极高的水平，集聚和累积人工资本的成就到达巅峰之时，人类文明赖以创造经济繁荣的自然资本却正在急剧减少，而这种损失的速率正与物质福利增长成比例地增长。”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其他落后的和发展中的国家正在步西方工业化的后尘。那么，承载人类生存的地球能否满足全球工业化发展模式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呢?资料显示，占世界总人口约20％的发达国家，要消耗世界能源的70％，世界金属的75％，世界木材的85％，世界食品的60％。有人计算，如果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物质消耗标准，则意味着整个世界对化石燃料的消耗将增加10倍，对矿产资源的消耗将增加约200倍。由此可知，这种不断集约的传统发展模式是不可能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因为它具有不可持续性。也正是在对工业文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性的反思过程中，本文提出了生态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即生态发展模式。

二、经济生态发展模式转换的前提条件

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模式转变到生态发展模式上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下面提出三个本文认为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发展现的根本转变

无论是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其经济发展观的基本指导思想都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及其发展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旦人类把生产及其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自觉选择和意识时，便产生其发展观。因此，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自古以来一直在探寻和研究如何更好更快地解决生产和经济发展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经济发展观的探索过程来看，我们正在经历从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异化发展观，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上来。传统发展观由于把人的发展等价于物的发展，因而把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作为唯一的目的，经济发展也就必然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增长。现在看来，这种以物质财富增长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工业化的技术支持下，即所谓的集约型技术支持下，已对人类居住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灾难，甚至是不可逆转的灾难。正是这种以物为本的经济

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危机，促使我们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而才可能提出并实践其经济的生态发展模式。

(二)幸福观和消费模式的根本转变

对幸福或福利的无限追求，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对效用的最大化追求，是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正是由于人类具有这一独特品质，才使人类社会拥有不断进步的源泉。所以，生态文明社会及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不能靠压制人们的欲望和需要来实现，而是要通过改变人类的幸福观和欲望满足即消费享受模式来实现。

生产及其经济发展固然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使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得更美满更幸福吗?然而，由于人的幸福欲望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外化在物质对象上，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便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看作幸福本身的实现。其实不然。快乐主义者的研究表明，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回避痛苦和追求快乐的欲望。而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及其满足，在表面上往往表现为对食物、衣饰、住所、金钱等等物质财富的追求，但实际上在这些物质追求的背后，却是人们对快乐的追求。所以，只有快乐才是人类欲望的真正本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一旦人的幸福观从异化的物质欲回归到快乐欲本身，人们立即就可以发现：环境、休闲、健康、亲情、友爱等，这些并不需要太花金钱的生产和消费项目，原本就是无上快乐的源泉!倘若人类的幸福观和消费模式能发生这种革命性的转变，那么，经济的生态发展模式的实现就有了内在最强大的动力。

(三)生态发展模式的技术路径根本转变

传统发展模式的技术路径都是“资源一产品一废物或污染排放”这样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技术路径，生产和消费的特点表现为：高开发一低利用一高排放。在这种技术路径中，人类无限度地生产和消费，不断地向地球索取资源和能量，然后把大量废物和污染抛弃给地球，最终引发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不可持续性。正是在这种危机下，人们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技术革命要求。它是对传统线性经济的一种扬弃。循环经济是把原来单一线性的“资源-产品-废物和污染排放”技术过程，改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这样一种循环反馈式流程；其生产和消费特点便表现为：低开发→高利用→低排放，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保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但应看到，这种技术只是目前已为人类展现的一种生态型新技术路径，它只为人类的生产及其经济增长解决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问题，而无法在根本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题。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决定消费的原理，生态发展模式的转变还必须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提供技术支持，比如生产快乐的技术上的支持。据说，欧洲研制长达半个世纪的EBS(脑电流)技术已经成功开发并进入生物实验阶段；脑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叫多巴胺的快乐基因，这些预示着“一个比我们目前已知的更美好的世界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很可能诞生的”。

三、经济生态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的生态文明社会的物质基础：经济的生态发展模式，严格讲还是一种理论假说，它要靠未来社会的实践证明。这里只能利用目前已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对它进行逻辑上证明。

(一)两个基本假设

1.生态效用假设。效用在本质上是外界物满足人的欲望或享受的程度，是人类社会生产和消费及其追求的一种理论反映。本文首先假定：农业和工业社会衡量效用满足程度的，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及其满足。相对人类新的生态效用函数来说，它是属于传统效用函数，表示为：U＝f(P)。其中，U为效用，P为物质产品。这里的物质产品是广义而言的，包括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产品。它们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需要消耗或投入较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才能生产出来的。

如果人类对效用的追求还停留在传统模式下，生态文明便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本文假定：人类对效用的追求已转换到新的生态效用上，即效用函数变量不再是一维的物质产品P，它是包括自然资源z和生态环境h在内的三维变量，可表示为：U＝f(P，z，h)。显然，P越丰富，总效用水平越高，但边际效用递减；而h反映人类生存的生态条件状况，生态环境质量越高，效用水平越高；z代表自然资源的可利用状况，在潜在资源总量确定的条件下，资源可利用状况是否可持续性，决定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着人类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影响人们的效用水平。一般讲，z和h对人们的边际效用递减，且与物质产品P之间存在生态上的替代性竞争关系，从而对总的生态效用产生影响。为简化分析，在不影响分析结果的前提下，我们把扩大后的效用函数简化为：TU＝f(P，E)。这里的E是广义的生态环境因素，包括自然资源z和生态环境h。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虽然影响效用的传导机制不同，但影响效用的方向是一致的，且二者间具有正相关性，因此可以将它们概括为一个变量。在这一新的效用影响因素P和E之间，存在生态发展模式下效用转换所要求的生态关系，因此本文把这一效用函数称为生态效用函数。

根据这一新的函数关系，可以建立生态效用无差异曲线，用来表示相同的物质产品和生态环境二者量的所有组合。虽然二者组合的效用是无差异的，但反映的生态偏好不同。为建立生态效用无差异曲线模型，需要引入一个参数E₀，即生态环境偏好的最低存量水平。它是指工业时代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导致了生态危机，而引发人类在主观上提出的生态环境存量最低水平。因而它不是指生态环境客观的实际存量水平，而反映的是人类本身对生态环境的主观需要，是一个动态概念，主要取决于人口总量、收入水平(假定它与生态认识和社会进步正相关)。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人类生存对生态环境存量水平的最低要求将相应降低；而在既定的人口总量下，收人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人们对生态环境偏好最低存量水平的提高(如图1所示)。

图1纵轴表示物质产品数量，横轴表示生态环境存量。其生态效用无差异曲线的性质是：(1)在对人类的效用上，物质产品与生态环境可以相互替代；(2)在E_x>E_o时，即位于E_oA_O右边时，环境相对过剩，由于环境不具有稀缺性，人们从环境上感受到的满足程度较小，而对物质产品的偏好增加，因此无差异曲线右边极其平坦；(3)在E_xo时，即位于E_oA_o左边时，人们时刻感受到环境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这时人们愿意牺牲较多的物质产品来换取相对更稀缺的环境，因此左边极其陡峭；(4)随着环境的改善，人们对环境珍视程度下降，愿意放弃的物质产品越少，存在边际生态替代率(MRS_EP)递减，因此凸向原点；

(5)根据

多比少好原则，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代表更高的生态效用水平。

2.技术转换的生态约束假设。物质产品的生产及其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是存在矛盾冲突的，即物质产品的增加，必然消耗更多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生态环境与物质产品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种转换关系取决于技术。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改善生态环境状况的唯一手段就是降低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因此，在生态文明社会人们对生态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必然要受到技术转换的生态约束。

为此先建立生产转换函数P＝AΨ(E_x)。其中，A表示技术水平系数，E_x表示生态环境的投入消耗水平，Ψ表示函数关系。在既定的技术即A为常数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可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根据边际报酬递减律，随着生态环境投入(E_x)的增加，物质产品(P)的增加量会逐渐减少。在生产第二阶段，环境消耗水平已接近生态环境的最大承载力，但由于可以通过消耗一部分产品去修复生态，这时只要消耗生态环境的边际产出高于修复生态的边际成本，随着生态环境投入(E_x)的增加，物质产品(P)仍然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更小。在生产第三阶段，生态环境消耗水平明显超过生态安全阈值E_m，即在客观上超过生态环境的最大承载能力范围，这时的E_x不属于生态环境能够承载的消耗区间[0，E_m]，而位于E_m右边。因此在技术既定条件下，生产转换的边际收益为负，而且消耗生态环境的边际产出会大大低于修复生态的边际成本，并随着生态环境投入(E_x)的增加，物质产品(P)绝对减少。于是可以得到生产转换曲线，横轴表示生态环境的消耗水平E_x，纵轴表示物质产品数量P，曲线OR表示生产转换曲线(如图2所示)。

由生产转换曲线可以推出技术转换的生态约束曲线，其方法就是把横轴表示的生态环境消耗水平由低到高，转换为生态环境的存量水平由高到低。设生态环境总量水平为Er，则生态环境存量可表示为(E_r-E_x)，于是从生产转换曲线便可直接推出技术转换生态约束曲线。由于人类生产不可能也不允许进入第三阶段，故技术转换的生态约束曲线为PE_r曲线，横轴上的Er点表示生态环境消耗水平为零，因此生态环境实际存量水平最大值为E_r，同时物质产品也就为零；图中横轴上的(E_r－E_m)点表示，因生态消耗水平为最大值Em，所以生态环境实际存量水平为人类生存下去的最低值，相应物质产品水平P也达到最大，即人类生存危机处于临界点(如图3所示)。

技术转换生态约束曲线的性质是：(1)一定技术水平条件下，A为不变常数，因此生态环境与物质产品之间的转换关系，便决定一条PE_r曲线。(2)随着生态环境的消耗，边际转换率(MRT)递减，故PEr曲线凹向原点。(3)位于PE_r曲线上的点，表示现有技术水平已经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不增加投入，消耗就不可能增长；PE_r曲线左下区域表示还存在增长空间；曲线右上区域表示现有技术水平无法达到。(4)技术水平进步表现为PE_r曲线以E_r为圆心向右上摆动，显示出由于技术进步，使用同样的生态环境消耗能得到更多的物质产品，在生态环境实际存量水平为(E_r－E_m)时，即生态环境消耗水平为E_m时，不同技术水平条件下的物质产品数量分别是P₁，P₂，P₃，且P₁23(如图4所示)。

(二)经济生态发展的均衡模型

在上述假定条件下，把生态无差异曲线和技术转换生态约束曲线放在一个图形里，我们就可以在理论上建立静态的经济生态发展均衡模型(如图5所示)。

根据生态效用无差异曲线的性质，图中形状与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生态环境最低存量水平E_o密切相关，即在生态环境存量低于E_o时极其陡峭，高于E_o时极其平坦。如图5中的无差异曲线U₂，经过Z点(E_oA_o与PE_T曲线切点)向左越来越陡，向右越来越平坦。其经济含义就是当生态环境存量低于E_o时(E_oA_o左边)，生态环境对物质产品的边际替代率MRS_EP≈∞；当生态环境存量高于E_o时(E_oA_o右边)，MRS_EP≈O。而根据PE_r曲线性质，生态环境存量越低，生态环境对物质产品的边际转换率MRT_EP越小。所以可得出结论：在PE_r曲线上z点左边部分的任何组合，肯定存在MRS_EP>MRT_EP，这时减少生态环境消耗带来的生态效用增加，大于因此造成物质产品减少形成的生态效用损失，人们会偏好选择减少物质产品；在PE_r曲线上Z点右边部分的任何组合，肯定存在MRS_EPEP，这时增加资源消耗带来的生态效用损失，小于由此造成物质产品增加形成的生态效用增加，这时人们会偏好选择增加物质产品；只有在MRS_EP＝MRT_EP时，即生态环境对物质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技术水平决定的生态环境对物质产品的边际转换率时，物质产品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替代转换达到均衡。这就是生态发展模式下的生产均衡条件。

图5分析没有考虑动态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以及人口增长因素的影响。下面分别考察技术进步以及人口增长对经济生态发展的影响。首先分析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技术进步最大的作用在于提高生产转换效率，使既定消耗水平下能够得到更大产出，因此在模型中就表现为PE_r曲线围绕E_T点向右上摆动，而P₂E_r曲线代表着比P₁E_r曲线更高的技术水平。技术进步决定着新的经济发展均衡水平，在既定生态环境不受影响的条件下，新均衡点y

对应的物质产品数量高于原来技术水平决定的物质产品均衡数量，因此技术进步推动了生态文明社会的经济向高层次发展。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均衡点不断上移，这些均衡点形成的轨迹就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生态发展的均衡路径，如图中的E_oA_o方向(如图6所示)。

人口数量的增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当广泛，最根本的影响就是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加大。由于人口总量增加的压力，人类生存要求的生态环境最低存量水平随之下降，因此体现为E_oA_o线向左移动到E₁A₁(如图7所示)。

E₁A₁就是人口增长导致经济新的生态发展路径，也即人类生存要求的最低存量水平由Ec降低到E₁时的发展路径。这条新发展路径的出现，代表人口对生态环境压力的增大，使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生态环境最低存量水平下降，亦即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的下降，从而人类的效用偏好发生相应移动，即从U₁偏移到U₃。新的均衡点E₃所代表的结果显示，虽然物质产品数量增加满足了人口增长的需要，但整个社会因生态环境压力的增加导致人们生活质量水平的下降。所以，在技术不变条件下，如果人口继续增长下去，那么人类社会生产将趋于P₁点，导致生态环境难以逆转。而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经济发展将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沿着E₁A₁路径，从X移动到W；二是从E₁A₁路径移动到E_oA_o路径上来，即从X点回移到Y点。显然，第一种路径选择，可以提高人们的物质产品的消费水平，但是生态环境质量则低于E_oA_o路径，因此其生活的生态质量并不一定高；而第二种路径选择虽然没有提高人们的物质产品消费水平，但是生态环境质量优良，因而人们的生活质量更高。究竟选择哪一种路径，取决于社会对物质产品与生态环境的偏好。在一个物质欲更强的社会，人们将选择E₁A₁经济增长路径，而在一个具有生态理性的社会，人们将选择从E₁点回移到E_o点的经济路径上来。

四、结　论

总结上述讨论，本文有以下几点重要结论：

第一，经济生态发展模式的实现，依赖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生态理性及其效用的回归。也就是说当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已经非常明显，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时，人们的效用偏好将发生偏移，并促使其理性回归。但是这种回归面临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风险。因此，人类的幸福观及其消费享受模式的根本转变，以及促进社会的合作与和谐，是生态发展模式实现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相应的人类合作机制和制度建设必不可少。

第二，人口的过度增长不仅会引起人们生活水平的直接下降，同时会给经济生态发展形成新的压力，甚至造成社会脱离生态发展的轨道。所以，社会人口应该有计划地理性发展，并注重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合理有效利用，取决于有效的产权制度。所以，建立一个包括资源与环境在内的完善而有效的生态产权制度体系，显然是经济生态发展模式及其生产方式持续建立的制度保证。

第四，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生态发展模式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生态发展模式即使实现也是低层次的，更不可能向高层次发展。所以，经济生态发展模式的维持需要建立强大的生态经济技术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