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象　　

当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第一眼看到《私人生活的变革》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于是我把它放进了我的读书计划，带进了我的生活。或许是因为自己也从那片田野走来，读罢掩卷之时，这种亲切感已更浓烈，即使这田野一个远居关外，一个静伫江南，空间的距离并没有阻隔情感的共鸣，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尽管作者一再强调自己并非要将这个村子作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来研究，但作者通过对一个地方的特殊情况以及特殊历史背景的描述分析，使人们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变化总趋势以及人类道德情感体验的理解。就此而论，其揭示的含义已远远超过了下岬一村。　　

该书以“冲决网罗，告别祖荫”为魂，以阎教授自己曾经生活7年，而后又苦心经营十余年的田野（东北的一个普通小村下岬村）里的村民们五十年内心情感与道德体验的变化为躯，以其系统的人类学理论分析为血脉，从村民们的感情层面将一个丰满的当代中国村庄呈现在世人面前。正如列文森图书奖的颁奖辞中提到的：作为一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以前从未被其他学者研究过的课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阎教授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东北的某个地方当了7年的农民，并在1989年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再次来到了那里做了十多年的田野调查，因此，它能以知情人的视角，展示出一幅以个人经历及普通村民精神世界的充满微妙变化的图景。他的研究范围很广，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赡养老人等比较公共的话题，到像风流韵事、两性关系、节育到性动力等私密的话题。该文研究深入彻底，分析说理发人深省，文风直白敏感而动人。　　

二、 框架与内容　　

那么，究竟什么是告别祖荫？为什么要告别祖荫？告别祖荫之中或者之后的中国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这些都是作者所想告诉世人的，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最后一章给出了自己的理论分析，让我们对现象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说到祖荫一词，就不得不提到1948年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发表的名作《祖荫之下：中国的亲属关系、文化人格和社会流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而形成：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
2，因强调男女有别而形成的两性之间的紧张；
3，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
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
5，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

在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家族的利益。家并不因个人而存在；
恰恰相反，个人为了家的利益而存在。换言之，每一个个人都是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由于中国的伦理体系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从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体利益，那种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也几乎不可能存在。　　

这种生活在祖荫下的文化人格，在近代以西方为中心的追求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个人独立、自由的社会历史潮流面前，就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是在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历史现实面前，许多的仁人志士开始探寻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积极寻求救国、兴邦、强民的良策，许多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文化人格领域。他们大部分认为，这种生活在祖荫之下的文化人格，抹杀了个人的独立、自由，也抹杀了个人的创造力，使人们生活在祖荫的牢笼里，进而使整个民族失去了创造性。因此，要想富国强民就必须“冲决网罗、恢复自信”，即只有彻底改造传统的文化人格，才能塑造新的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并因此而实现富国强民的现代化大业。作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大部分知识精英都有这样一种主张（见书第3页，中文版自序），于是便有了自近代以来，一次次的以觉醒的个人反抗祖荫的控制为特征的文化变革，从晚清知识精英的“冲决网罗，恢复自性”到20世纪社会改革者的“婚姻革命，家庭现代化”，再到新文化运动者的“冲决网罗，告别祖荫”，这种实践从未停止。但是作者认为真正将这种主张传播到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并改变了工农大众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却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和改革。这或许就是作者选定1949年作为自己研究的时间起点的原因，一方面，1949年是许先生的“祖荫之下”的终结的拐点，同时也是作者认为的中国文化人格中“告别祖荫”的兴起的拐点。
    作者带着“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在历经百年沧桑后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的预设来到了黑龙江的下岬村，这个在作者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生活过7年的村庄。从1989年起，十余年间，作者7次回访，带着自己对人类学的承诺，在这个社会急剧变化的十余年里，在这个人们思想观念与道德情感急剧变化的十余年里，作者一直追踪着这个村庄，这片田野，这片田野里的人们的思想的波澜。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的学术背景使作者近乎本能地从本地人的视角来理解它们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7年的共同生活为其与村民的沟通交流搭建了一个天然的平台也为其提供了不少意外的收获，再加上作者重视生活细节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于是便有了这大量生动感人的材料。
　　但作者在反复阅读自己的民族志初稿和调查资料之后，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新发现：尽管年轻的一代，在择偶上显得更加地独立自主与浪漫（第二章）；
在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上表现得更加地开放和独立自主(第三章)；
在家庭结构上，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与原来的父子关系相比，开始越来越重要（第四章）；
在个人的空间和个人的权利上也越来越大（第五章、第六章），这一切似乎都在显示，个人已经正在或者已经走出祖荫，但是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倾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如许多的女青年在赢得了婚姻的自主权——“自己找婆家”之后，仍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的彩礼（第六章），源于权力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青年人，在越来越多的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的同时，却越来越少的履行自己对父母老人的义务，于是便有了越来越普遍的农村养老问题。
　　 2004年元月，作者第八次回到下岬村，与1999年相比，公共生活的衰退更为明显，个人在公共领域也表现得更加自私。这种自私与个人对义务道德的漠视的变化趋势及原因作者在最后一章的理论分析里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作者认为这种自私与公共生活的衰退，主要源于家庭的私人化，那么到底是谁推动了家庭的私人化呢？作者认为是国家，是国家在这五十年的家庭剧变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悖论　　

    国家推动了家庭结构的改变，促使家庭向着私人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作者在调查中的发现，但是与作者的这一发现相伴随的却是一个悖论。　　

    在西方的世界里，许多的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有关家庭生活的各种法规往往都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产物，但是中国却是国家权力与政策推动了社会的转型，而不是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的政策（参见本书结论: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　　

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许多和下岬村一样的村庄并没有直接受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家庭生活的许多变化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最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1]。这就要求发挥家庭与村庄的经济生产职能，而与之相配套的应该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体系，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更多的要服从家庭利益。但是这些政策的实行在客观上却使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朝着更加独立自由的方向发展，比如土地改革，乡绅失去了土地，这就使乡绅、长者权威大大下降；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结束了家庭拥有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的历史，进一步的削弱了作为社会组织的传统家庭；
又如新婚姻法和其他的家庭改造政策，就促进了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这也冲击了原有的家庭结构。与之相随的是，国家首先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通过政治力量剔除了原有的以乡绅权、族权为代表的乡村权力体系，而以国家行政权力的下移取而代之，或者说是行政权力的下移也进一步的巩固了对原有力量剔除掉的成果，在这里个人、家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国家开始慢慢的将国家的行政权力从农村撤离，出现了行政权的上收，这时原有的乡村权力体系已经被剔除，行政权的撤出使农村出现了权力与信仰的真空，于是便带来了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立，同时也带来了信仰的缺失，加上此时中国开始推行市场经济，于是人们很快的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权利，将个人的欲望合理化，与此同时，国门大开，各种传媒上闪现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视觉，他们渴望这样的物质生活，却可望而不可即，于是乎便有了年轻人竭尽全力的向老人索取钱财，只顾自己而不顾老人死活。　　

这种思想观念还在中国的大地发展蔓延，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其他的观念能够与这种自我中心的消费主义相抗衡，作者对此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自己的忧郁，同时也流露了对人类学和人类学学者的期待。　　

四、“告别祖荫”之外的使命　　

    阎教授的文章是带着忧郁、担心与期望收笔的，因为这种观念还在继续，还没有一种观念能够与之相抗衡，人类学的研究还得继续。阎教授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类学者，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直在希望告诉我们“告别祖荫”之后，中国的农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且从自己的角度谈了对这些变化的认识，从这些认识分析中，我看到了一个人类学者的关怀和忧郁。这些变化到底对这个民族来说是福音还是灾难？阎教授将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与人类思想情感的波动和社会的变迁结合在一起，从这儿我看到了人类学的希望。　　

人类学只有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会长盛不衰。因此，人类学和人类学者一定要与实践相结合，要积极的投身到实践中去。人类学告诉了我们世界怎样了，也解释了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变动，这使我们成为了一个清醒者。显然，这些是不够的，当我们，当整个人类遇到一个个绕不过去的结时，难道说作为一个清醒者，我们的人类学学者还有权利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不和谐、不愉快的音符一遍遍的重演，一步步地深化，最后滑向那万劫不复的深渊吗？如果有一天民之不成为民，国之不成为国，人之不成为人，那人类学学者将难辞其咎，也将抱憾终生。　　

那么人类学究竟应该怎样去实践自己的承诺，怎样把自己变成一个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理论利器呢？我的回答是人类学应该给整个人类以人文的关怀。虽然人类存在于这个星球上有数以亿计的同类，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但是茫茫宇宙，悠悠长河，其实人是最孤寂的生灵。孤独、寂寞、无知、彷徨和偏执，会一遍遍的向人类袭来，这种孤寂、无知导致的偏执更是衍生出太多的不理解，不理智。于是乎流血冲突、犯罪、战争、恐怖袭击、种族冲突……便一个接一个的到来，试问哪一个生命能够承受世间如此之重。那么，谁来拯救这些失落的灵魂？谁来拯救这个偏执的世界？人类学！人类的每一个社会精英都应该接受人类学的关怀，都应该让他们有一份人类学的情怀，这样或多或少能使我们的诸如政治家、企业家之类的社会精英们在追逐权与利的同时也能更多的去想想整个人类的福祉，能让他们少一些将自己偏执的意愿凌驾于整个人类之上的举动。而当世间人人都有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人类学情怀之时，那“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也就为时不远矣！　　

为人类学者，为人类学，为整个人类虔诚的祈祷！期待“天下大同”的早日到来！　　

[1] 阎云翔著, 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第25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