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选择必须依赖河流阶地。在高差悬殊，具有多级阶地地貌的三峡地区，沿江较低的阶地（第Ⅰ、Ⅱ、Ⅲ级阶地）一直是人们的重要栖息地，换言之，临江近河区域一直以来就是三峡地区人们聚居的首选之地。这也是世界性的规律，“即便在水运不便的河流，沿河两岸，亦容易成为交通路。根据这种理由，沿河地域，发生人类的居住地，这居住地发达之后，变成都会，而成为政治上的中心”。[3]今重庆主城就成为典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阶地都适合人居，究其原因，其一，就资源条件而言，水源、渔捞、传统农业资源丰富的相对低矮地区具有其他区域不可比拟的优势，而远离河谷的高山地带，即使是山间盆地或高海拔阶地，虽然可能具有更丰富的动物、森林资源，但毕竟面临交通不便、食物、水源来源不稳定等诸多困难;其二，三峡地区高海拔阶地地形破碎，山岩较多，土质贫瘠，聚居困难，农耕不易。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科院地理研究所配合三峡工程规划，实地调查后得出结论，宜宾至万州间的河谷阶地形态，“除第一、二级比较完整外，其余均已受分割，成为丘陵地。”[4]相对高处裸露的岩石，这两级阶地上堆积了较多冲积土可供农作。对于人类聚居和聚落营建，聚落地理学有个“600米”的标准： “一般住宅之选择，高度应在600米以下。……（南方山区）冬雨过多，湿气过重，尤不适宜于年长之人。夏季雨量又过分集中，常有山洪及塌方，除非万不得已，不必选择高坡为居家之地”;[5]，自古以来居住在三峡地区的人们就遵循了这个原则。

三峡地区历史时期人类生活较集中的第Ⅰ、Ⅱ、Ⅲ级阶地的分布情况如下：

第Ⅰ级阶地：江津—涪陵段（以重庆为例），海拔183—193米，特大洪水可淹沒前缘，属高河漫滩型阶地，土质为棕黄色粘质细沙及少量砾石;涪陵至奉节段（以万州为例）相对海拔148—158米，沿江分布，阶地上有棕黄色粘质沙土;奉节至宜昌段，阶地的物质主要为细砂、亚黏土，夹零星砾石，阶地前缘大多被浮土和高河漫滩所覆盖，个别地区露出基岩。阶地上部细砂堆积属高水位的泛滥沉积，形成于全新世温暖时期。这一级阶地大多狭长，一般宽度不足200米，但分布很广。三峡大坝修建前沿江城镇大部分（巫山、奉节、云阳、万州、丰都等）分布在这一级阶地，农田也多集中在这一阶地。

第Ⅱ级阶地：遍布整个三峡地区，在宜昌附近分布很广泛，这一级阶地沉积物除河漫滩相细砂、粉砂和亚黏土外，堆积物中常夹有坚硬钙质结核层。

第Ⅲ级阶地：相对高度达100米左右，沉积物多保留较厚的河床相砾石层，上部为细砂和粉砂沉积组成的河漫滩相沉积，在万州和巴东等地该级阶地为侵蚀阶地。

另外，长江两岸大约海拔320米的阶地发育程度也比较高，从重庆到奉节沿江两岸分布很广，在支流嘉陵江、沱江、岷江等沿江两岸亦有广泛分布。在这一级阶地形成时期，长江侵蚀基准面停留的时期相当长久。然而，这级阶地现在多位于远离江水的山上，现在山上较平坦的地面当地多称谓“坪”“坝”或“湾”，即是这级阶地的遗存。它们是今天农田和人口集中的地方，并已成为重要聚居点，包括一些因三峡工程新搬迁的城镇都位于这一高程阶地上。从历史上看，这一海拔地带虽有较平整阶地，但缺乏水源、不便交通、瘴气弥漫的山地环境不利于古代聚落生长，故至今在三峡地区尚未在这一高程发现先秦文化聚落点。

三峡地区的沿江阶地发育状况东西部并不相同。长江自宜宾而下至宜昌过去总称为川江，地质学家根据河谷地貌情况把“川江”分为“盆地”内的川江流域和三峡地区，二者以奉节瞿塘峡为界。在奉节以西地区阶地发育、保存良好，是典型平坝岭谷地区，相对适宜传统经济发展，阶地上居住人口较多，今天城镇多集中于此。奉节以东阶地保存较差，在崇山峻岭、深沟高壑环境下，这些阶地显得过于狭窄，一般宽度不足200米，且大多零星破碎，不宜聚落活动，这里的人们相对集中在本区内的三个宽谷地带（大宁河宽谷、香溪宽谷、庙南宽谷）。三峡地区位处中国地理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重庆主城海拔高度最低点为160米（朝天门沙嘴），宜昌市海拔高度最低点约为35米（枝江杨林湖），阶地的海拔高度随江水的落差大致等比变化，但由于河道宽窄的变化，使得水位变幅随之变化，进而对沿江各级阶地的相对高度又产生一定影响。总体言之，下游比上游略高，各级阶地的相对高度沿江向下游增大。这其中在云阳、奉节一带更为显著。根据川江段的水位变幅资料，奉节为51米，云阳为49米，万县为41米，涪陵为27米，因此同级阶地的相对高度可能相差达20—40米。[6]所以，在研究古代聚落距江水距离是否具有合理性时，除考虑阶地海拔高程外，还必须考虑江水水位变幅情况。我们从后文部分遗址的海拔高程中也可看出，江水变幅的情况会对阶地的形成及古人居址选择的高度产生直接影响。

二、微观层面的聚落选址

聚落地理学者认为“聚落选址要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等条件，而其中首要的条件是地貌条件。”[7]各种微地貌环境对古人类居址选择具有很大影响，三峡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给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居址选择，作为考古发掘可视度最高的区域，根据多年来三峡考古工作成果，本区域早期聚落微观层面选址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类。

（1）坡地

长江三峡的阶地总体特征是由山麓向江心倾斜，特别是第一、二级阶地尤为明显，表现在地貌类型上就形成坡地三峡地区的古代聚落（包括现代城镇）多生成在这种地质结构上。通常情况下，普通聚落选址取决于生活、生产的便利。自然地理学者研究了坡度与农业生产关系：0～2°为平坦地，2～7°为起伏或倾斜地，在0～7°范围内，水体运动平稳，水土流失微弱，是农业生产最理想的坡度条件;7～15°缓坡地，动力和重力作用加大，水体运动加快，侵蚀和水土流失也随之加快，但并不强烈，是农作的次理想地域。15～25斜坡地，侵蚀和块体运动比较剧烈，水土流失比较严重，勉强农作，是农耕业的上限区。25°以上的陡坡地，随着坡度加大，雨水冲刷和块体运动加剧，侵蚀强烈，水土流失严重，土层变薄，土壤贫瘠，裸岩增多，不宜垦殖。[8]三峡地区的阶地坡度大小不等，但适于农业的地域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沿江台地上。有学者研究了三峡工程蓄水前湖北秭归县居民地分布形态，旧县城主要居民分布区域皆为第Ⅰ、Ⅱ级阶地上，绝大多数分布在7～25°适宜农作区间。35°以上急陡坡地人口密度为最小值。河流距离100～200米之间，居民地密度为最大值。[9]可见，土地坡度及水源需求对传统经济时代聚落形成、发育影响之大。近年来，对三峡地区的大量考古工作发现，90%以上的古文化遗址分布在这两级河流阶地上，其中又以高程较低的近河处更为密集。

在考古学上，相对平缓的坡地也被称为台地，是较为适合人居和农作的场所，其形成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有人为平整、山水冲刷及泥石流堆积、河沙淤积等。

（2）河流冲积带

三峡地区河谷众多，支流密布，在支流进入长江的入口处往往河面开阔，流速变缓，从上游侵蚀了大量泥沙到了下游后因流速不再足以携带泥沙，结果大量泥沙堆积在山地河流出山口处形成扇形冲积带。这类冲积带分布地域地势低平，起伏和缓，海拔大部分在150米以下，坡度一般在5°以下，有的不到1°或0.5°，虽然面积不大，但土壤相对较肥沃，也是三峡地区的主要农业区和居民居住区，亦为宜居之所。发育较好的冲积带主要分布在三峡地区的三段峡谷之间，由于峡谷中阶地发育状况不好，峡谷为构造盆地所隔开后，在江水作用下，形成了较为开阔的三个宽谷：大宁河宽谷、香溪宽谷以及把西陵峡分为东、西两部分的庙南宽谷。宽谷地带江面较为宽阔，地势相对平缓。临近长江及其支流、沟涧的入江处，逐渐变成泥沙淤积覆盖的河流冲积带，类似峡谷外的沿江成片阶地，峡谷内的冲积带上分布着较多的古文化遗址，著名的大溪遗址就是长江及其支流大溪两条河流交汇冲积带上形成的聚落。

（3）江岛

江中岛屿由于获取水中资源更为便捷，为先秦时期三峡地区人们重视，并成为长期性聚落选址之地。号称“三峡地书”的忠县中坝遗址和宜昌中堡岛遗址都选址于江岛之上。从地质学上看，两类岛屿成因和地质结構不同。中堡岛系离堆山，所谓离堆山成因如下：冲积平原的弯曲河流，河床不受河岸约束，可以自由地在宽广的谷底迂回摆动，这种曲流称为自由曲流。山区河流虽然受到河谷基岩河岸的约束，但也常发育刻蚀地面而下的河曲，称为深切曲流。深切曲流通常原来就有弯曲的河道，由于后期地壳上升，导致河流下切，若深切河曲在下切过程中同时进行较强的侧蚀，使河的弯曲不断增加，河曲的宽度逐渐变窄，也会发生自然裁弯。被废弃曲流环绕的基岩被孤立在一侧，成为离堆山。在地理学上，也称岩岛（洪水时期不淹没）或岩礁（洪水时期淹没）。与中堡岛不同，中坝则为沙洲，沙洲在三峡地区普遍分布在河谷窄口和峡谷出口处，成因是河流出窄口以后坡度变平，流速缓慢的结果，由此形成河沙堆积并高出水面，我们知道中坝遗址的地层堆积厚约12米，从上至下土质均为细砂石，而未见基岩。沙洲高度一般与沿江第一阶地的高度大致相当。

（4）岗地

在先秦时期，那些距离人们日常住所较近的较高山岗地带，也曾留下人类活动痕迹，这类场所在以前文物考古调查中并不为人们重视，但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中被逐渐发现，并成为了解三峡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重要线索。所谓岗地，地质成因有两种，一种是山间平台，这类平台多由长江下切造成，被称为构造，在三峡沿江两岸仅有零星分布，如奉节老关庙遗址坐落在这类平台上。另一种是山丘，在群山遍野是三峡地区数量较多，如宜昌周家湾山岗遗址就位于山丘之上，高于江面水位约150米，比西陵峡两岸一般遗址要高出50～100米，周围地势均为陡坡。这类选择主要跟洪水有关，并基于安全因素考虑，也是非常符合传统，《汉书·沟洫志》中记载：“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10]三峡地区人们自古便具有较强防范意思并善于利用地理环境提供的便利。

（5）山间盆地

三峡地区除沿江地区有较多平地外，在远离江岸的山麓、山顶部，则往往是喀什特洼地、沟谷谷底。这些比较平坦的地方，即山间盆地。当地人俗称为坪、坝等。这类山间盆地具有地势平坦，气候优越，便于农耕的优势，现代已成为主要农业区和居民居住区。与沿江坡地或江岛相比，三峡地区坪坝地域开发较晚，主要仍依托长江支流发展。先秦时期的盆地聚落主要为路家河文化及巴蜀文化时期的。如巴东吴家坝遗址，系依托神农溪支流平阳河发展而成，云阳李家坝遗址，依托澎溪河发展。

（6）河漫滩

河漫滩是长江三峡较具特色的地貌景观，它在雨季常常被淹没，在旱季则表现为滩地或阶地式台地，三峡地区具有广阔的河漫滩，如，长江渝中区段江面枯水期宽约200～300米，涨水期则宽达800～1200米。[11]这些宽广的河漫滩大多在枯水季节被开垦为耕地。江水退后会带来较多沙土和河卵石类资源，适宜先秦人们农耕、捕捞渔类和制造石器。商贸码头的河漫滩则形成河街，枯水季节搭建临时房屋，洪水期间则拆迁而去。如此，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由于常年受江水季节性淹漫，这类属临时性聚落。文献记载，宋代夔州一带“往往编苫架竹，家于洲渚，随波迁徙。”[12]由于季节性、临时性特征及潮涨水退的缘故，河漫滩聚落堪称被自然界破坏最为严重的文化遗址，目前尚未发现位于河漫滩上的先秦聚落。但其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也符合三峡地区人们的生活规律和生产要求。

（7）水上船居

水上生活是江河流域人们的重要聚居方式，他们在岸上可能没有家园，但凭藉水上舟船，一些固定群体往往会在固定港湾形成聚居景观，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漂浮聚落。由于流动性强，这些漂浮聚落不像岸上遗址一样会或多或少留下生活物证，今天无法通过陆地考古辨识年代久远的水上聚落信息。也许，不远的将来，随着水下考古的发展，我们的视野不仅仅局限在沉船或水下宝藏，还会更加重视通过古代人们遗弃入水的种种废弃物研究相关聚落信息。当然，相关文献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古代漂浮聚落的信息。《華阳国志·巴志》载：巴郡“郡治江州，……结舫水居500余家，承二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13]邓少琴先生进一步考证：“江州为巴人首都，中多蜑人，其在江中结舫而居者，必多为蜑人”[14]可见至迟在商周时期，三峡地区就有水上生活民族，且聚居规模不小。

当然，聚落选址和最终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三峡地区先秦时期人们并非完全逐水而居，聚落也并不一定临江分布。如云阳佘家嘴遗址，位于巴阳峡河段左岸的一二级台地上，巴楚文化时期这里居民的居住点距长江较远，靠近山脚下，与江水的直线距离有300米左右。发掘者分析其原因有二：其一，这一地区长江水道狭窄，水流湍急，两岸均为陡峭悬崖，行船艰难，捕鱼不便，即使住在江边也不便渔捞，反不如临近山林更便于狩猎。其二，当时聚落生活中，人们可能未必依靠长江之水，而是利用注入长江的支流或山溪水道的水源。[15]关于第一点，峡江地区云阳段水位涨幅较大，人们选择了相对其他地区距离江水更远的区域生活肯定会更有安全保障。第二点似乎与一般人们的理解相悖，但是江水确实只是三峡古人生活众多水源之一，晚至清代，三峡地区高居山阜之地人们的取水仍“悉资山泉”[16]。说明古代三峡聚落里的人们并不都依赖江水而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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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蜀中广记（卷57）//丁谓移城记//文渊阁四库全书[O].台北：商务印书馆，第591册.1986：760.

[13][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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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清]李友梁等纂：巫山县志，“城池志”[M].1988：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