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化论、生物进化来看待技术发展是很古老的一个命题，进化论有多早，这一视野就有多早。达尔文本人就在《物种起源》里，对生物进化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类比性进行过考察，用机器的发展史来帮助理解生物的进化史。他认为，生物的任何器官都不是突然之间产生的，而是渐进发展的，正如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发明出复杂的机器一样。马克思对达尔文很推崇，他在写《资本论》的时候，正值《物种起源》发表，因此他在《资本论》的脚注里还专门提到了《物种起源》。马克思在脚注里写道：

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创造的。（《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

马克思认为达尔文注意到了自然的“工艺史”，将生物的器官比作自然的技术，反过来讲， 人的技术也就好像是人的器官。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自然的技术史，接下来要研究的就是人的技术史、社会的技术史，由此引申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就是从技术史的视角去理解历史，是一种技术史的视野。

但同时技术史与进化论的类比也比较新。虽然近两百年前就已经开始讨论，但到现在这一比喻始终还很热门。譬如凯文·凯利的《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还有其他学者不怎么平易近人的作品，比如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的《技术与时间》（La Technique et le Temps）等等。很多学者都从进化论的角度做类比去理解技术史。首先这一类比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结构上非常相似。技术史家约翰·齐曼（John Ziman）就曾指出，某些生物进化的过程与技术创新的过程之间，存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对比中世纪欧洲头盔的发展路径和人类颅骨的进化树，两者都是一个“原型”之后逐渐微调，一点点地按年代来发展。

由此可见，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理论，它首先是一种思想方式、思想纲领，所以在技术、科学史等领域也很好用。然而，表面上虽然这样的类比可以成立，但细抠下来两者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在《进化是什么》（What Evolution is）一书中，对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进化论进行了通俗的、经典的概括。他认为进化至少有五个主张：第一是“变化”，物种是变化着的;第二是“共同祖先”，物种有共同的起源（其实达尔文并没有谈进化，他谈的是物种的起源问题）;第三是“逐渐性”，进化是逐渐的，不是突然降临的，也不是剧变，而是一次次微小地的改进;第四是“增殖”，不断有新的物种产生;第五是“自然选择”。迈尔认为，这五个主张中，其实只有第五条是达尔文的创造，达尔文进化论就是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前面四条是一般性意义上的进化论，在达尔文之前，很多学者都提出过。

那么技术的进化是否能对应上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这五条主张呢？第一条不成问题，技术当然是变化的。但后面几条好像都有一点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根据这个脉络，来谈一些基本问题。

一、技术的起源

技术当然是有起源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技术的起源就是人的起源，即技术有一种原初的发端，这一发端在某种意义上和人是同根同源，或者是互相构造、互相发明的。这是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里探讨的内容。

技术和人是相同的。当我们在问什么是技术的时候，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人，从什么时候人开始被区分出来。生物学上说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一个是人科动物，一个是人属动物，一个是人种。人科动物的标志是直立行走，人属动物的标志是制造工具。这里存有着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先有直立行走，然后才解放了双手，给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提供可能性，所以是在直立行走的人科动物出现后，才出现了以使用工具为特色的人属动物。按照马克思的定义，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个定义其实也反映出，人在起源上是和技术活动互相定义的。在某种意义上，有技术活动，才有了人。

人类直立行走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解放了雙手，同时，还有一个间接的但也很重要的影响，那就是直立行走造成了人类的普遍难产。相对于其他野兽来说，人类的生产是最可怕的。古代人平均寿命那么短，不完全是医疗问题，也因为大多数育龄妇女死于怀孕、生产期间，新生儿也经常会在出生后很快夭折。根据生物学家的研究，和其他灵长类如猩猩相比，人类的新生儿普遍很小且孱弱。对此，生物学界就有了一个猜想，即“早产儿假设”：所有人都是为了顺利降生而早产的;如果长到与猩猩相同的新生儿体重比例的话，起码要怀胎十三、十四个月，但人类怀胎十个月不到就降生了。这就导致了人类和其他动物相比，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即幼儿时期非常漫长，而且非常孱弱，处于完全无能的状态，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要教。人类的青春期也特别漫长，从出生到性成熟，能够顺利繁衍后代，起码要到十三四岁、十八九岁甚至二十几岁。

人类还有一个特点：人类妇女有更年期，这在动物界是非常罕见的，更年期之后，妇女失去了生育能力，但还有漫长的寿命。以古代人六十岁的寿命来算，一个人类个体，在幼儿期至青春期有二十多年不能生育，更年期之后还有二十多年不能生育，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进化论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有自私的基因，一切都是为了基因繁衍，所有的生物特征都是为了促进繁衍才被保留下来的，而人类整个寿命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不能繁衍的。对此，生物学界有一个基本解释，即所谓的“祖母假说”：老祖母还活着，不是因为她能够繁衍，而是因为她能够帮助后代更好地成长;虽然她身体孱弱，不能打猎、捕食，但她经验丰富，能够照顾孩子并传授打猎、捕食的经验，所以她们最适合把一些后天的、外在的东西传授给后代。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生物学特色就是技术。技术不是先天长在基因里的，而是需要后天去学习、去创造、去磨炼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青春期那么漫长：人类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人类青春期的体型还是比较弱，正好适合老人去教。

斯蒂格勒认为人是一种有缺陷的动物。他给《技术与时间》取的副标题叫作“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爱比米修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人物。相传神在造万物的时候，给了爱比米修斯一个任务，将不同的生存技能分配给每一种动物。但是爱比米修斯大手大脚，很快就把技能分配完了，剩下人类没有分配到技能。这就是“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了，他的哥哥普罗米修斯为了弥补他的过失，从工匠之神那里偷来了火种，也就是盗取了技术，将技术传给了人类。因此，人类虽然先天不行，但后天可以依靠火，通过学习技术而生存。这个隐喻说明了人类的一个特点：人类这个物种能够站到食物链的顶端，靠的不是先天的强大，他的立身之本就是技术。这个故事回应了之前的问题，即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要结合人类的起源来看技术的起源，技术和人类本身就是互相构成的。

二、技术的渐进性

传统上认为技术是人的发明，好像是人类灵光一现，凭空出来的。

很多科普书都渲染说，苹果落地“啪”砸到牛顿的脑袋，然后“啪”一下牛顿就想到万有引力。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发明不是凭空出来的，有它一步一步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史需要有一种更客观的、还原的立场。凯文·凯利在《必然》（The Inevitable）一书中引用了法国人西蒙东的“趋势”概念，探讨“技术趋势”。他认为，某种意义上，技术的必然性体现并印证了技术发明的渐进性。在书中，凯文·凯利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在达尔文之前，除了“自然选择”之外，也有人提出过其他的进化思想。再比如发现太阳黑子的不只是伽利略，还有好几个人同时发现;除了拉瓦锡之外，其他两个人也几乎同时发现了氧气;还有电报技术的反复发明，好几个国家都发明了电报。为什么很多技术在同一个时代好像都有不约而同的竞争者？这意味着技术发明本来就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在相应的一个时代环境当中生发出来的，是环境的产物。

关于技术的渐进性，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蒸汽机的发明。教科书上基本都说蒸汽机是瓦特（James Watt）发明的，有很多故事说瓦特小时候很爱看着水壶，他问奶奶水壶怎么回事，奶奶说蒸汽在水壶上一顶一顶的力量很大，然后瓦特就很着迷，最终发明了蒸汽机。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纽科门蒸汽机是在一七○五年发明的，比瓦特蒸汽机早了五十年;在纽科门之前还有萨弗里蒸汽机;再之前还有法国人帕平发明高压锅的时候，一个副产品就是蒸汽机。那么瓦特的贡献是什么？纽科门蒸汽机的工作原理，是将蒸汽冷凝，形成真空，于是就能够利用大气压做功来拉旁边的传动装置，提供动力。但是纽科门蒸汽机运转时，因为热的蒸汽要不断地冷却，所以这个气缸一会冷一会热，热效率很低，有很多能量耗散在反复加热上了。于是瓦特加了一个单独的冷凝器，避免了反复加热当中的损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瓦特的发明并不是凭空来的，而是微小的改进。类似的例子在技术史上还能举出很多。

但在一种情况下，技术是突然降临的，而不是渐进的，运用生物学的类比就是“物种入侵”。比如东方的造纸术，在西方就没有一个渐进的发展，阿拉伯人把造纸术传到西方，这个时候造纸术在西方就没有它相应的文化土壤、技术土壤。在一般的自然状态下，物种的发展和扩散是渐进的，但现代人可以直接把一些物种从美洲带到欧洲，从中国带到欧洲。这就引起了很多全新的问题。入侵物种进入新环境后，往往因为没有天敌，肆意泛滥，造成破坏性的结果。但破坏可能是创造性的破坏，也可能是恶性的破坏。技术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在《技术垄断》（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这本书中，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就引了一些例子，比如殖民者将来复枪引入非洲社会，结果导致当地习俗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来用弓箭打猎，不仅仅是为了食物，还是一个仪式、一种社交活动—强壮的青年要专门去学习狩猎，在狩猎过程当中学习和大人打交道，学习成人的责任等等;换成来复枪之后，狩猎效率一下子提高，其他需求都没有了，好像随便拿起枪就能狩猎，于是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东西就瓦解了，整个文化也随之瓦解了。再比如“书写技术”与德鲁伊。在凯尔特人中，德鲁伊是口传文化的祭司阶层，文化经典以口述的方式传播，“书写技术”引入后，整个德鲁伊阶层就消失了。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剧烈地改变了西方的历史进程，原本它们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环境中引起的变化不大，可一旦脱离了原本互相制约、稳定的生态体系，到了另一个环境，就可能重塑一个社会的结構。

这也是生物学的视角能够给技术史、技术传播带来启发或者洞见的地方。

三、技术的单元

单元问题牵扯到如何看待“技术”，它与人类是共生还是寄生的问题。生物学中有一个基因的概念，自然选择的单元其实是基因，不同的基因在不同的环境下被选择。技术当中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当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创造了一个概念叫作“模因”，但是这个概念不是特别成功，因为它不像生物学的基因那样存在一个实体。

生物学还有一个概念“物种”。物种概念牵涉到了生殖隔离，即物种和物种之间不能繁衍，或者是顶多只能繁衍一代，所以说能够不断繁衍的就是同一个物种。物种可以通过它的繁衍来定义，那么对技术来说它的繁衍是什么？技术经常有交叉融合的一些现象，比如发动机。发动机就是气缸加活塞，本来两者是分开来的，通过传动杆等技术合在一块儿就变成一个发动机了。现代技术更是这样，一台手机是无数的不同的方面的技术整合在一块儿的产物。那么技术进化的单元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借用生物学的视角，提出几个解决办法。

一种办法是共生进化。以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为代表的生物学家提出了共生进化论，认为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也发生过这种融合进化，比如我们每个人的细胞。细胞就是古细菌吞噬另一个细菌后的产物，被吞噬的细菌寄生在原来古细菌体内，之后逐渐变成共生关系，逐渐融合，就成了古细菌的一个器官。动物的线粒体和植物的叶绿体就是如此。动物和植物其实都是共生的产物。共生在生物学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几乎只有细胞的形成是严密的意义上的一种共生;但是放开视野来看，如果不要求一定要整合成像细胞那样一个严密的整体才叫共生进化，那么进化史上的共生现象其实非常多，比如人类肠道内的菌群就是一个典型的共生现象。人的肠道菌群是一种外来的生物，但是它在人的肠道里繁衍，帮助人的消化，甚至会影响人的身体里很多激素的分泌。这种依赖于不同的物种长期共同生存、互相适应的进化，就是共生进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发展当中的融合现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但是，我们就要追问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共生还是寄生？技术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它需要人类帮它繁衍;反过来，人也需要技术来帮助人类繁衍。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人和技术的关系本身就是互利共生。但是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互利共生会发展成寄生关系。生物学意义上的“寄生”，就是指一方对某一方有破坏性、掠夺性。那么，技术是否寄生着人类？比如现在用惯了电脑，书写的能力就萎缩了;现在计算机、互联网那么发达，越来越不需要记忆，人类的记忆力在衰退。这些技术好像在不断地削弱人类，就像寄生虫一样，人类在供养技术让它发展的同时，也在被技术抽取，被技术萎缩。最后人类可能会变成“寄生虫”，寄生在技术的世界里。再比如那些给人装上义肢，甚至植入芯片的行为，其实在生物学领域并不新奇，很多生物在互相利用的过程中，长着长着变成了同一个东西。人类不断利用技术替代自己的身体机能，每一新技术的发明，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削弱人类的能力。一个技术发明越是重要，越是有用，人类对它就越是依赖，人类的机能就在不断地萎缩。这是人类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

另一种办法是，干脆不把技术比喻成“物种”。达尔文和马克思都没有把技术人工物或机器直接比作物种，而是比作“器官”，他们谈论生物进化的时候，也是在谈论生物的器官。所以如果把比喻切换一下，不把技术、技术人工物或技术创造比喻成自然界中的物种，而是比喻成器官的衍生，可能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首先，器官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要互相融合，比如肝脏是很多功能融合在一块儿组成的一个器官。器官也有分化的问题。越是原始的生物，它的细胞和器官就越是没有特异性，所有的细胞好像都是全能的。水母没有嘴巴也没有肛门，靠皮肤直接吸取养料，它没有循环系统，也没有呼吸系统，在这个机体里，所有的细胞既是循环系统又是呼吸系统，既是进食系统又是排泄系统，都是全能的。古代的技术也是如此，越是古代的技术，越是全能，要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开始出现一些特异性的石器，比如专门用于打猎的斧头和专门用于砍木头的斧头就不一样。这也是器官发展的特点，正如凯文·凯利在《科技想要什么》中所写的，越是传统的技术，越是古老的生命体，就越简单，越是高度发达的生命体以及技术，就越特异化。

四、技术的“自然选择”

一般人很容易误解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自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原则。因此自然选择不是凌驾于环境之上的一个叫自然的东西在选择，而是环境在选择。所谓“适者”，指的是适应环境动态、环境变化的物种。同时，环境是相对的，狼是兔子的环境，兔子也是狼的环境;草是兔子的环境，兔子也是草的环境。在生物链里头，每一个生物都同时也是其他生物的环境。最后，环境还是嵌套的，一层一层的环境。比如一个生物生下来就要和它的兄弟姐妹争抢乳汁，这就是一层选择环境，物种个体之间有它的环境，种群的栖息地和生活圈是一层，整个地球也是一层。

现在的人们习惯讲起进化论，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界就是那么“残酷”。但真正的进化论不是这样的。“弱肉强食”曲解了进化论的一个基本意义。合作和共存才是“殘酷”大自然的结果。人类世界、动物世界存在着广泛的合作行为，自然选择会把那些总是做出最坏的、猜疑的抉择的物种都淘汰掉，最后是更有利于发展、更有益于共荣的物种才能够生存。当然，自然界存在生存竞争，但是必须在同一个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譬如老虎和狮子，老虎能吃的，狮子也能吃，老虎不能吃的，狮子也不能吃，那么它们才是真正意义上，残酷的生存竞争关系，也就是弱肉强食的关系。但老虎和蚯蚓是可以共存的，老虎和兔子是可以共存的，老虎和绵羊也是可以共存的，因为它们的生态位不一样。老虎吃绵羊，但这不是弱肉强食，老虎恰恰不希望绵羊灭绝，所以它们是要保持平衡、共存共荣的。同样，技术发展中，我们也可以借用“生态位”的概念，一些新技术会淘汰旧技术，但有一些新技术并没有淘汰旧技术。比如印刷术，印刷书淘汰手抄书，那是因为它们的生态位相对高度重叠。凡是能够用手抄书的地方，也可以用印刷书，反之亦然。两者基本上占据了相同的生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之间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但是电视就没有完全淘汰广播，因为能够放广播的地方不一定适合放电视，当然广播的受众变小了，但还是有它的小环境、小空间，即那些还不能被电视取代的地方。在生物学上，一个新的物种往往会增加生态圈的复杂度，使层级增加，原来的物种还有别的层级，新的物种占据了新的层级。

结合环境的相对性，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一种技术的进步，或者技术之间的互相取代？人们说适者生存，那么恐龙灭绝，哺乳动物幸存，是否说明哺乳动物比恐龙更能够生存，更是“适者”呢？不能，因为这是相对的。我们能够说的是，哺乳动物比恐龙更能适应白垩纪之后新的时期、新的气候，包括以被子植物的繁盛为条件的新的生存环境。但是如果回到侏罗纪的环境，哺乳动物就是不适应的。现代中国将“Theory of Evolution”翻译成“进化论”是存在问题的，更适合的翻译是“演化论”，因为达尔文进化论强调的，是物种变化没有固定方向，但有趋势，是由环境塑成的，在每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总有一个最适者，适应环境的发展趋势。相应的，到底哪些技术发展是更好的，其实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比如汽车是否比马车更方便？从某种意义上，汽车不是因为比马车更方便而淘汰马车的。在汽车诞生初期的环境里，它不如马车，因为没有加油站、维修店、柏油马路，在乡间泥土小路上，当然是马车更方便。汽车比马车方便，是要在适应汽车的一个新的环境下才可以谈论的，比如在公路体系配套环境已经建立好的情况下，而这一环境也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过来的。技术史上很多的变革，都是这样，越大的变革越是不能被精确地衡量。

因此，可以认为在人和技术的互相关系当中，环境也是相对的。人类的社会文化、思想、创造等这些文化性的东西同样是技术环境的一部分，技术同样也是人的环境的一部分。技术环境在塑造着人的文化，人也在根据文化理念、审美来塑造技术。这互相塑造的技术环境，和生物环境其实是一样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审美环境。西方喜欢水晶、玻璃，中国喜欢玉、瓷器，这当然是审美的不同，但是这一分歧造成东西方技术史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玻璃技术，是从中亚传过来的。越王勾践剑上有一个装饰，就是玻璃做的。到战国时期，中国玻璃技术就已经走出了独特的道路。相比于西方同期的技术，中国玻璃的成分中铅、钡含量高，所以中国玻璃更浑浊，不透明，更像玉。而玻璃技术从埃及传到罗马之后，就逐渐开始往透明玻璃的方向发展。老普林尼在《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就写道：“最高价值的玻璃是无色和透明的，尽可能接近水晶。”于是，罗马玻璃技术大发展，玻璃器皿取代了陶瓷。而中国的玻璃技术则失传了，发展出了瓷器，所以中国变成了瓷器之国。但是没想到的是，一千年之后，透明玻璃在科學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潜力：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静电收集器都得用玻璃，好像每一个科学领域没有玻璃都不行。但回顾这一技术的分歧，其发生是很偶然的，一开始罗马人选择玻璃，只是出于审美上的考虑，根本就不可能考虑到一千年之后用玻璃来推动科学革命。古代的中国人也不知道发展瓷器将来会错失什么。在当时，玻璃和陶瓷占据了相似的生态位，能用玻璃的地方也能用陶瓷，能用陶瓷的地方也能用玻璃，主要都是用来当容器，所以这两个技术是互斥关系，发展陶瓷以后，玻璃技术就逐渐衰弱了。所以在相同生态位上，一种技术趋势势必要被另一种压制，这是生物学的进化论的趋势。

但是幸运的是文化多样性维护了技术的可能性，世界上既有罗马也有中国，既有西方文明也有中国文明，所以既发展出了玻璃文化的潜能，也发展出了灿烂美丽的陶瓷文化。虽然在同一个文化内部，它们是互斥的，是你死我活的，但在不同的文化里，它们又可以各自发展，最后将可能性充分地展开出来。

五、地球作为孤岛

我们再回到现在。

全球化的问题首先是文化多样性的危机，古代各个文化相对独立发展，而现在全球文化开始不断地被均一化了。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的超市，里面出售的东西都是一样;全球连锁的快餐品牌，使得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吃的东西都一模一样。现代技术极大丰富，但问题是这一技术的丰富是层级上的丰富，但在同一生态位上，却越来越排他。一项技术如果很有利，就能迅速在全球传播，然后压抑同一生态位上其他技术的可能性。技术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关注技术的效率和效能，不可能像玻璃那样，让它好好发展，等个一千年再发挥潜能。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可能慢慢地去展开技术发展当中的可能性。这样一种急功近利是技术发展的趋势。可是如果我们不去有意识地保护那些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后才能展现可能性的技术，其他技术的可能性就会被迅速排除，技术就只会朝着一条线发展下去。

在过去的历史上，文化的发展是有试错空间的，有些文化因为种种原因被残酷的技术进化淘汰，最后灭绝了。比如复活节岛。复活节岛上有很多石像，这些石像需要用原木的技术滚到海边，消耗了大量的木材。当时的人发现不了造石像技术的潜在影响，他们只考虑怎样把石像运到海边，并不考虑木材逐渐被砍伐之后，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最后森林砍伐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崩溃造成了普遍的饥荒，继而导致文化崩溃，甚至文化倒退。所以西方人发现复活节岛的时候，岛上都是一些文化水平很低的土著，但是之后的考古发掘，却发现岛上曾经存在很高的文化水平。这个例子说明，当一种文化在选择技术时，只注意短时间的效力，而不考虑其潜在影响，这一错误的选择就会被进化规律无情地淘汰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是有犯错的余地的。但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开始没有犯错的余地了，因为所做的每一项选择都会非常快地产生一种不可挽回的全球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要注意，当整个地球变成了一种文明，变成一座孤岛之后，人类就已经丧失了试错的余地。一旦新技术全面扩张之后，虽然现在没有发现它的坏处，但是万一在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暴露出毁灭性的问题，人类该怎么办？

和传统的非全球化时代相比，我们面临了一个不同的技术环境问题。所以我有一个呼吁，我们应该去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多样性就是在保护技术的多样性。在生物学上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随着人类的扩张，很多传统的生态被破坏，所以我们需要适度地去建立生态保护区，这对于保持生态的多样性、层级的多样性、可发展方向的多样性很有意义。在技术史上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不加保护，不有意识地去干涉，那么很容易就会被卷入仅仅以效率为尊的局面，什么有效、什么高效就大肆扩张什么。而那些短时间内看起来效率很低，但需要慢慢地发展才会展露出更丰富的可能性的技术，就会被人类错失掉。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七十一期所作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