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于伦敦这座大都市里一排排看来不起眼，却古意盎然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时，谁都会注意到，许多古老建筑的外墙上，镶嵌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蓝色瓷牌。走近看时，才发现，那些牌子记载着世界各国的一些名人曾在这里居住过。这一方方小蓝牌，以它独特的方式，静静地散发着伦敦的人文精神。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从摄政公园大街经过，发现了门牌为122号的一座公寓楼前悬挂的蓝牌，标明这里是恩格斯在伦敦的故居。这是座僻静而普通的公寓楼房，白色石头墙面，黑色的大门和栏杆。瓷牌上，白色的字迹记载着恩格斯的名字、生卒年和居住的年限。恩格斯50--74岁时，在这里居住了整整24年，逝世前一年才迁离这里。粗粗想来，正是在此地居住时，他写作了著名的《反杜林论》；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他以马克思未完成的手稿和笔记为基础，写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在这里，他与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频繁通信，保持联系，建立并领导了第二国际。由他的住处出门左行5分钟，就是摄政公园。公园很大，恩格斯当年常在公园里散步、跑马。直到1894年10月，他才搬到了这同一条街的41号居住。

据友人介绍，在伦敦还有马克思、牛顿、富兰克林、肖邦、肖伯纳、马克·吐温等卓越的作家、画家、医生、音乐家、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者、探险家的故居750处，挂有这样蓝色白边的圆形瓷牌，作为一种永久的记忆，供后人缅怀。

伦敦建筑物墙上蓝色的荣耀并不只属于英国人，在伦敦客居的外国人，只要符合条件，照样可获得挂蓝牌的殊荣。像落脚伦敦艾伯里街180号时完成第一部交响乐曲的莫扎特，客居伦敦一年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以及曾于1876年在伦敦住过的荷兰印象派画家梵高等人，都在这里荣获一‘壁”之地。

这些名人故居的揭幕仪式非常隆重。如：为纪念英国第一位女议员南苏艾斯特所制的瓷牌挂牌仪式，就是由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亲临主持；苏格兰场创始者罗伯特爵士的挂牌仪式邀请到了内政大臣；而著名作家伍德豪斯的挂牌仪式，则由他的书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亲自主持。

据说，这种悬挂蓝色瓷牌纪念名人的动议源自于一位不知名的伦敦人。1864年，他投书‘‘皇家艺术学会”说：‘伦敦这个大都会人杰地灵，有不少值得彰扬的杰出人士。建议为在各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名人立牌。”皇家艺术学会采纳了这一建议，并随即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掌管此事。两年后，第一批名单选出，榜上的第一人就是英国诗人拜伦。

接受推荐并负责审查立牌者资格的，是伦敦一家叫做“英国传统保存委员会”的民间机构。资格审查依据4条标准：1．被立牌者必须已过世20年；2．必须对人类有特殊的、具体的贡献；3．必须有较高的知名度，足以让街上的行人能够辨识；4．必须得到同行业内普遍认可。

评定的4要素中，尤以末项受重视。因为立蓝牌的目的不仅是彰扬名人，更重要的是让后人记住和发扬他们的奉献精神。当然，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街上许多蓝牌上的名字并不熟悉，像发现蚊子是传染虐疾的媒介的罗纳爵士；破译克里特文明草书的建筑师迈克·文特里斯；创立“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本杰明·伍夫等等，我们就从未听说过。 在伦敦西区，离著名的海德公园不远，位于圣詹姆斯广场31号的一座3层小楼，曾经是老舍先生1925--1928年居住过的地方。那时，老舍先生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与一个英国翻译家合租这座小楼的一层。就在这所房子里，老舍先生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创作了他最初的两部长篇小说。那位英国翻译家则在老舍先生的帮助下，把中国著名古典小说《金瓶梅》译成了英文。在译本的扉页上，译者特意写上了：“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后来，由一些著名英国学者联名向‘英国传统保存委员会”提出申请并通过审查后，在老舍先生居住并为文学事业做出贡献的圣詹姆斯广场31号的老屋前，正式镶嵌了第一块中国作家的蓝色纪念牌，而且是老舍夫人胡絮青用汉字书写的。

悬挂蓝牌不仅要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还得有人承担相当高的制作费用。每一个蓝牌的制作费需要400英镑，而悬挂费因为牵涉镶人壁中的特别技术，也不便宜。特别是一旦现在的屋主担心会引来行人注目、破坏隐私而迟迟不肯成全时，那就更麻烦了。好在大多数住进那些房子的普通伦敦人，得知自己竟与名人同‘宿”一个屋檐下时，无不深感荣幸而欣然应允，并常会以此为荣，在人前夸耀。

当然，这些蓝牌偶尔也会因房屋的重建、改建而遭难。不过，每年不断增设的新牌，总会弥补这些缺憾，向人们讲述更多的故事，为伦敦留下更多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