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感性”有其理论史：从低于智慧的，一种被动的应激性的感受与直观能力，到后来被智性化为具有知性甚至理性的色彩，成为真理性认识的本原与基础，成了睿智的理论家。关于“感性”的性质在学术史上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直接反映着人类对自身认识能力之研究的深化，也反映着人们对于审美的认识的深化。

关键词：感性；智化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2-0160-12

作者简介：刘旭光，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而言，人们在过去二百年中达成的为数不多的共识中，就有这么一条：审美首先是感性活动。但麻烦的是，关于什么是“感性”，或者说“感性”作为一种人类认识能力，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与功能，这一点却没有形成共识，“感性”（aesthetie）这个词在不同的理论家手里，似乎有不同的意思“感性”这个词的内涵一直处于剧烈地历史演进中：最初人们认为它是一种被动的感受与直观能力，但后来它的直观能力又具有了知性甚至理性的色彩，它成了睿智的理论家。这个变化直接反映着人类对自身认识能力之研究的深化，也反映着人们对于审美的认识的深化。对“感性”的认识有其历史，这个历史必须要反思一下。

什么是“反思”？‘反思”是回顾与追问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是对我们自身状态与自身行为的回顾与追问：“回顾”的目的是为了“检验”过程的正当性，而“追问”是要确证前提的正确性与结论的合理性。过去一百年“美学”这个学科被认为是“感性学”，健在的德国美学家韦尔施（Wolfgang·Welseh）对美学的定义是：“我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把美学理解为感性学。它探讨的是人类的各种感知活动：感官的和精神的，日常的和崇高的，生活世界的和艺术领域的。”他的这个看法具有普遍性，可是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精神性的感知活动”，这是怎么可能的？难道说，感性由于具有某种“智性”（这个词的内涵稍后作解释），因而可以达到精神才能达到的一般性？

一、感性，及其与智慧的距离

关于感性与理性的区分，以及对二者的性质的认识，是古希腊哲学的成果，并且持续影响了直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概括起来，这种区分有以下共识：人类对于外界的认识可以划分成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是人类借助感官而获得的认识，形成感觉、知觉和表象；理性知识来自于先天范畴对感性所获得的认识的提炼与总结。虽然感性认识只是人们的知识的初级形式，并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原因，但没有感性认识这一阶段的成果，理性认识也就无从谈起。

感性是个复合体，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则将感性再分为感觉、记忆和经验，并且指出，经验是由感觉、记忆直到产生科学知识这一人的认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后的哲学家们把感觉再进行细分，把经验再进行具体化，再加上直观、想象力、情感的体验与感受能力等，形成我们所说的“感性认识能力”。感性认识的对象是个别和特殊事物——这是亚里士多德给感性划出的界限。同时，就认识的结果而言，“我们断言感觉不是智慧，尽管要知道个别事物主要通过感觉，但它们不告诉关于任何事物的为什么，例如火为什么热，而只知火热”。而只有“研究最初原因和本原才可称之为智慧”，“智慧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学”，智慧被归与了“理性”！感性更多的是源自感官的应激反应，“感性”就其认识的效果上，低于“智慧”、“理性”。

既便如此，感性仍然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首先，感性是认识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没有感性，就意味着认识没有对象，或者说没有对象被给予我们，感性是我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桥梁，它理应受到尊重；其次，感性认识具有直接性，与思维相比，感觉本身并不包含正确与不正确的差别。思维的活动是运用科学理性手段去判断、证明，因而可能产生错误，但感觉往往只是对个别特殊对象的直接感知，无需证明，因此对于进行感知的主体而言，它是绝对的“真实”。第三，感性始终是生命活动，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灵魂不可或缺的组成和表征，他提出灵魂的三个特点就是“运动、感觉和非物质性”，感性活动是生命活动的基础，尊重生命，就意味着尊重感性。

以上大概就是十八世纪中期之前人们对于“感性”的否定或者肯定的基本认识。感性不具有智慧，达不到“一般性”，这是感性的致命伤，但这个认识在十八世纪初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人们对于感性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意大利的思想家维柯。关于人类的认识能力，维柯在十八世纪初提出了一种新想法：“人们起初只感触而不接触，接着用一种迷惑而激动的精神感觉，最后才以一颗清醒的心灵去反思。”简单地说，认识由感知（或者说直观）——想像——反思三个环节构成。如果说知识的目的是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那么这三个环节为一般性的获得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反思的作用无需解释，但前两者的贡献却是文明史争论的焦点。维柯认为，直观与想像也可以达到一般性，并且是创造性的。他以神话、寓言、宗教，甚至形而上学为例，它们得以产生的认识机制不是源自于理性，而是一种前理性能力，在直观与想像背后，隐藏着一种智慧。

维柯认为，“各民族对于神的万能都有一种藏在内心里的感觉。从这种感觉里又涌起另一种内心感觉，即引导各民族人民都对占卜表示无限崇敬。诗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异教民族中创建出各种宗教”。

对神的感觉，既对事物皆有其因的感觉，是弱理性与敬畏情感的结果，这种感觉创造出了占卜术，也创造出了神话与宗教。这种创造不是通过概念性的反思与认识而完成的，而是通过不成熟的判断以及情感上的震撼，然后借助想象力而创造出的意象。这些意象具有是“类概念性”，之中包含着“一般性”。这种具有类概念性的感性意象促成了思维上的“替换”（synecdoche，局部代全体或全体代部分）和转喻（metonymy）的来源。进而“在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它部分相结合在一起时，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metaphor）”。神话、寓言、宗教、诗歌，甚至形而上学，都是这样被创造出来。感性意象被共相化，从而具有类概念性，进而成为一种思考、认识与表述的方式，而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是由这种方式创造出来的。这一种创造的智慧，维柯称之为“诗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