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路之为文化街，已是上海人共识，这条百米小街，至今依然梧桐婆娑、绿树荫翳，不像其他有些马路拆得你不认识。绍兴路的魅力，恰在这蔽空浓荫下的书香、闹中取静的幽雅。

在绍兴路度过了童年的我，自然倍感亲切。

从香港回上海，航机刊物有介绍上海旅游点，“绍兴路54号”的标题吸引了我眼球，看下去不禁笑出来。

现在那里叫作“笙馆”，说是“海上闻人”杜月笙的故居。更多传言称是杜先生四姨太或五姨太或九姨太的住处，更有说前身是张群宅邸等等。前些年同济大学出版的《老上海花园洋房》中《绍兴路54号住宅》一文，则说是“有人送给杜母吃素念佛”之处。以讹传讹，无奇不有。

其实，这所房子和杜月笙根本不搭界，而是我家旧居。

绍兴路54号，原为美国领事馆兴建的侨民俱乐部，1940年落成后未曾使用就因故出售，由我祖父以4000两黄金购得，直至1952年由国家收购，成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址。

创民族实业　与外资斗法

我祖父章荣初(1901—1972)，原名增骅，字荣初，祖籍浙江省湖州荻港。荻港章氏名人辈出，如民国初期外交家章宗祥，中国地质学先驱章鸿钊(李四光的老师)，教育家章开沅等。章吴两姓为当地望族，民谣称：“章百万，吴无数。”直到现在，以石板铺设的荻港老巷，横铺的是吴家所铺，直铺的是章家所铺。

但到我祖父在菱湖镇出生时，家道中落，境况清寒，他只读过五年私塾。1918年冬刚满十八岁，身揣两块大洋，跟姑夫来到上海打工。

中国工业现代化与农村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我祖父就是一个二十世纪初的“农民工”。

不知是个人幸运还是社会风气使然，他在学徒生涯中遇到一个好老板，每天店铺打烊后，老板督促他写大小楷十张，学珠算心算，教育他“客人乃衣食父母，做生意童叟无欺”。祖父一生重情义、知报恩，写得一手好字，心算和记忆力极强，为日后创业打下扎实基础。

十年辛劳，十年拼搏，从学徒工、布店伙计、合伙人，到自己创业。1928年买下上海华德路(现长阳路)17亩地，开设中国第一家华资印染厂——上海印染厂——也是中国第二家印染厂，此前英资伦昌印染厂独家垄断中国印染业。

当时的中国，国弱民穷，民族资本犹如巨石下的幼草，在我祖父拒絕英资兼并后，伦昌发起削价攻势，两个月内将出厂印花布从每匹4.5两白银，降到每匹2.8两白银，导致上海印染厂每日亏损1000两白银。1930年5月16日祖父在《申报》发表《告本埠匹头业勿定外货宣言》：“在此千钧一发的中国里，大家须要觉悟了，我以十二分的诚意忠告诸公几句话……将提倡国货的心，常印在脑海里。”1930年9月上海印染厂终于被英资伦昌压垮倒闭，布价随即被伦昌提高到每匹7两白银。

半年后，祖父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和宁波银行家郁震东支持下，重新站起来，1931年7月上海印染厂复工。1932年，他买进隔壁的50亩土地，工厂扩大到纺纱、织布、印染，成为全能纺织厂。

面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崛起，外资是不甘心的，伦昌凭着财大气粗，故伎重施，再次将出厂布价由每匹7元跌到3.7元(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废止银两，改流通银元——编者注)，上海印染厂苦撑半年，1934年6月再度倒闭。

经过风雨飘摇的两年挣扎，1936年又顽强挺立，易名为上海纺织印染厂，更上一层楼，增加纱锭和机器，员工达三千多，成为上海滩最大纺织企业之一。可叹1937年“八一二三”日寇进犯上海，处在炮火下的企业终告结束，被日商裕丰纱厂接管。

十年间，三次倒闭，三次爬起，祖父在1938年另设荣丰纱厂，终于在上海纺织业界站稳脚跟。

谈起祖父的往事，有人问我，你祖父在解放前夕回归上海，你父亲解放初由美国返回祖国，结果却经历了意想不到的磨难，一定后悔莫及。我要说的是，没有人比和国家患难与共的一代更深爱自己的祖国，没有谁比与民族共度艰辛的一辈更爱自己的民族。中国民族资本，在一开始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结，拳拳爱国心，铮铮报同情，“实业救国”绝不是一句空话，用简单肤浅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根本无法解释的。

找靠山拜师杜镛　入恒社堪称中坚

上世纪30年代初的十里洋场，鱼龙混杂，黑道白道横行，即便有一定身价地位，依然如履薄冰。祖父为了找个靠山，1933年初经黄炎培推荐，拜杜月笙为师，加入了1932年成立的“恒社”。

杜月笙出身十六铺地痞流氓，拜青帮通字辈“套签子福生”陈世昌为老头子。“四一二”事变投靠老蒋，获封陆海空军顾问、少将参议，俨然社会名流了。

“杜月笙现象”是特殊时代环境所造成，当年租界分治，各自为政，上海这个东方第一商业都市，竟没有统一的法律、统一的管治，这种无政府状态，造就了杜月笙这样黑白两道通吃、正邪左右逢源的势力，凭杜氏“闲话一句”摆平各种社会纠纷、调停八方利益争斗，可谓乱世出“英雄”。

1927年后，杜月笙为进入上层社会，需要改变黑帮形象，大弟子陆京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提出成立一个合法社团“恒社”，设立高门坎，人社者需具中学以上学历，文职人员科长以上、文化教育界中学教师以上、军人少校以上，或者拥有自己企业，如此一来，把杜的帮会弟兄全挡在了门外。

恒社成员中商界占54％，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的父亲徐大统，都是恒社成员。恒社核心是十九人理事会，其中九人为常务理事，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1934年我祖父成为九名常务理事之一(《恒社月刊》第10期，转引自《上海青帮》，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陆京士主持编写的《杜月笙传》有这样的记叙：

恒社八百弟子中，各式各

样人物都有……杜月笙常说他

的学生子中有三匹野马，他自己

拉不住他们的缰。事实上则其言

若憾焉，而心实喜之，因为这三

匹野马大有乃师之风，他从这三

个学生子身上看到若干年前的自

己……三匹野马跟杜月笙都很

亲近，洪雁宾这个招商局船务

科长，根据杜月笙的说法，洪

雁宾的法道比我还要大!……张

子廉不在洪帮，却替杜月笙担任

洪帮的联络者，仅此一点，可见

张子廉噱头不是一眼眼……本事

最大，手面最阔，尤能超过乃师

杜月笙，上海人讲究的三头：噱

头、苗头、派头一概占全的。首

推杜月笙的爱徒，恒社中坚分子

章荣初。(《杜月笙传》，台湾

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杜月笙为避日军逼降，经香港转赴重庆，在上海留下他的亲信万墨林、徐采丞作他的代表，当时杜门有“内务

万墨林、外事徐采丞”的说法，留守上海杜公馆人员的开销，大部分由我祖父负担。

1938年祖父在徐采丞、万墨林协调下，以开工后生产的棉纱作抵押取得汇业银团贷款，在大西路(现延安西路)84号开设荣丰纱厂。原为祖父独资，徐采丞来参观后，表示杜要入股，于是改为有限公司，杜出资一万，徐采丞和徐寄顾各出资三万。祖父乃奉杜月笙为董事长，两徐、他自己和总经理韩志明为常务董事。杜月笙也因此成为中国纺织业联合会理事长。(徐寄庼也是杜月笙亲近者，上世纪40年代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和上海商会会长。)

我父亲章志鸿出生在湖州老家，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当时我母亲就读东吴大学商科，外公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经理，1943年春祖父亲自到浙兴银行，托浙兴董事长徐寄顾作媒，向我外公提亲。1944年4月8日父母的婚礼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男方证婚人徐采丞，女方证婚人徐寄庼。

以我家当时的经济及地位，婚禮完全可以极尽奢华，但尽管华丽隆重，却只有茶点招待，不设酒席。此一是蒋介石提倡节俭的新生活运动，二是杜月笙带头的风气。

杜家总账房黄国栋有如下记载：

杜月笙六十寿辰，也在丽都花园举行。杜要求节约，每席仅六个

素冷盘和一大锅光面，饮料由可

口可乐公司和中国啤酒厂奉送。

那天除来宾六千余人之外，来要

饭的乞丐也有三千多。又在牛庄

路中国大戏院义演三天，开支由

杜负责，南北京剧名角全部尽义

务，全部收入捐赠慈善机关。

(《杜门旧话》，刊《中华文

史资料文库》，1969年)

父母婚礼上，母亲的伴娘是她表妹张雪勤，其丈夫王光复——王光美的五哥——当年是驻沪国军空军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因他们是中共“皇亲国戚”，在台倍受猜疑，终于上世纪50年代移居美国。度尽劫波，柳暗花明，父母和他们在达拉斯重逢，已是相别六十三年之后的2007年。

1944年初，钱塘江海宁大堤年久失修，终于垮塌，汪伪政府哪管百姓死活，海水淹没了县城和农田。海宁是杜月笙祖籍，杜家祖坟此刻也在水中浸泡，当地士绅代表来到上海，但杜已去重庆，我祖父闻讯担起了修复大堤的使命。1944年底钱江大堤竣工，次年初我出生，祖父为我取名“济塘”，以纪念此善举。

抗日寇身陷囹圄　棉纺业黄金时代

“八一三”后抗战全面爆发，烽火四起，但日本尚未对西方宣战，不能进入租界，租界成为沦陷区内的孤岛，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之前这几年称为“孤岛时期”，文化经济畸形繁荣。

1938年10月荣丰纱厂开工，初期比较顺利，但处在日寇魔爪之下，朝不保夕。1939年10月，一个日本军官来到愚园路联合坊我家找祖父谈话，自称是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的，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几次之后，他说出真意，原来他们要抓一个住在法租界的医生，要祖父请他出诊引出租界。祖父想，这医生显然是抗日志士，怎能帮日寇为虎作伥?他对日本军官说明天要去杭州，后天致电医生吧，日军走后，全家立即动员，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租了一所房子，半天内就把家搬到法租界。

后得知爱麦虞限路45号已落成要出售，于是以我父亲之名，以4000两黄金买下来，这就是今天的绍兴路54号。

该宅正楼原只两层，后来在我父母结婚时又加了一层，并在正楼后面的游泳池旁扩建一座曲尺形两层楼房，供佣人住宿，楼下是厨房和洗衣房等。

现在绍兴路54号内有两幢房子，两幢之间原先有隔墙开一小门，解放后墙被拆去打通为一个院子。隔壁那幢名义上是杜月笙买下孝敬师傅—一青帮大佬陈世昌的，却抵押给我祖父，因此实际上也由祖父出资。

1944年4月，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第七战区司令吴绍澍等曾在此以万墨林请客为掩护，召开国民党敌后工作会议。到6月，吴开先被叛徒告发，国民党在上海的电台被日军破获，万墨林等人被捕，祖父受牵连也被抓进日军宪兵队。

但祖父毕竟不是国民党人，徐采丞花了30根金条把他保出来。在回家路上，祖父问徐：“吴开先也被抓了吗?”徐采丞笑说吴开先是不会抓的。徐采丞奉杜月笙命留在上海，开设“民华公司”，将上海的棉纱纸张等物资运往重庆，再将后方的桐油牛皮运来上海，大发国难财，利益归杜月笙和戴笠两人。祖父不解日本人怎么睁眼闭眼让他进行这样的战略物资交易，徐透露日寇知道杜在中国政界举足轻重，要拉拢杜，劝蒋介石放弃抵抗，对日投降，因此允许徐以生意为名保留一部电台和重庆联络。

徐采丞与日本特务头子阪田诚盛少将关系密切，持一张“田公馆”证件在上海通行无阻，成为日军和重庆之间的联络人(徐采丞1952年在香港自杀)。

万墨林被送到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受了重刑，更被76号汉奸吴四宝敲诈了几十万，经唐生明、潘三省等疏通释放后，无法在外面活动，在绍兴路54号隐居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首先进入上海的是美军，祖父包下“伟达”、“祥生”两家酒店，办起“章氏招待所”，免费接待美军官兵。美第七舰队进驻上海，司令金凯德四星上将(Admiral Kinkald.c.I.c.)代表美国政府到我家致谢，祖父在花园草坪设宴招待盟军，陈纳德将军到上海也来我家拜访祖父。蒋介石知道后，也送了一张亲笔签名照片给祖父。

1947年初，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要搜捕国民党左派领袖李济深，我祖父从李的幕僚李乙尊(程派京剧艺术传人李世济的父亲)处得知后，让李济深在我家躲避数月，其间李患盲肠炎，祖父请上海最著名的外科医生任庭桂在家里为他动了手术，将他秘密送往香港。

上海纺织印染厂收回，改为荣丰二厂，1947年与大西路荣丰一厂合并为荣丰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注册资本国币100亿元。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经济迅速恢复，纺织业连番增长，据“苏浙皖京沪机器纺织工业同业公会”1945-1949年初的统计，荣丰在上海纺织企业排名第6-7位(转引自《近代上海棉纺织业的最后辉煌(1945—1949)》，王菊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948年上海有大中企业101家，其中纺织企业34家，这101家中，上市公司21家(见《上海工商经济史料》)。中国民族资本的力量，积聚了近百年，终于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造就了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解放时，我祖父是浙江籍民族资本首富。

办青树致力教育　报桑梓建设家乡

我前面说过，中国民族企业家的根在农村，祖父1918年到上海，1928年开始办企业，事业刚起步，已“迫不及待”报恩乡里，回馈桑梓。

1933年在家乡菱湖购地20亩独资创

办了青树小学，七百多名学生完全免费，贫困学生更给予奖学金。为不忘国耻，校内道路命名为“九一八路”、“一二八路”、“五卅路”等。林森题校训为“诚毅”，陈立夫题辞“宏开广厦”，王世杰题辞“桃李成荫”，潘公展题“青天白日，树之风声”，陈布雷题“树人百年”。

但这样蓬勃的青树小学，竟在1937年11月日寇占领湖州后，被日军放火烧毁。

抗战一胜利，祖父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办学，购置43亩土地重建青树学校，规模比1933年的青树小学更大，同为菱湖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市参议长潘公展任董事长。校舍由留德学建筑的吴绍麟设计，校园内一座我曾祖父章清儒的青铜塑像，是中国雕塑大师张充仁的作品(毁于1957年“大炼钢铁”)。

教育事业外，祖父更大力投资故乡经济建设，成立“青树基金团”，以荣丰10亿元股票加筹集10亿，共20亿元为基金。1945年11月，他和潘公展联名发起筹建“菱湖建设协会”。他说：“我务必为桑梓有所建树，方无愧于先祖和后人。”

1946年起，祖父先后兴建发电厂、化工厂、缫丝厂、医院，创办现代化农场，改良蚕种，无偿向农民发放抽水机、桑秧等。

祖父对家乡的关爱可以从一些默默无闻的贡献中看出，上世紀30年代以来，他重修了菱湖90％的街道，30多座桥梁，建立了菱湖第一个消防机构，设置50个垃圾桶，每月提供城镇清洁费10万元。

黄炎培得悉祖父的事迹后，为他写下“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愿为”。

中国最早的传染病防治医院“时疫医院”，1908年由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前身)设立在上海天津路316号。上世纪40年代初，祖父在附近的258号兴建了他企业的总部丰业大楼，自此，时疫医院的经费就由我祖父独立承担。

由青树学校衍生出来的青树助学金，1945年起在上海由《新闻报》社长严谔声、教育家舒新城负责，为贫寒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到1949年前共有400名大学生由青树资助完成大学学业，他们组织了由我父亲为主席的青树同学会，出版进步刊物。解放前夕，其中七十多人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汤恩伯下令逮捕我祖父，经杜月笙、潘公展出面周旋才得幸免。

交大共产党员穆汉祥、进步学生史霄雯，在解放军炮火映红上海西郊天空的时候，终被国民党杀害，现在两烈士纪念碑耸立在交大校园，1952年我父亲南美国回来，特去祭奠，他们都是青树同学会的精英。

现在的菱湖中学(即青树学校)是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青树当年的一位扬州学子辛德俊，凭青树的资助完成了学业，1949年后在香港船运业功成名就，他时刻记得祖父当年“希望每位青树同学在走上社会后能帮助另一位青年完成学业”的嘱咐，改革开放后帮助了几位家乡中学生赴美留学，2001年出资委托美同加州金门大学教授赵耀渝女十办了一个教育基金，致力帮助中国偏远地区的教育事业，这个基金沿用了青树的名称，更延续了青树的精神，这就是美国旧金山的“青树教育基金会”(Evergreen EducationFoundation)。

2007年美国青树教育基金会来到菱湖中学寻根的佳话，’在教育界广为流传，青树精神永存，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令祖父在天之灵宽慰的了。

心彷徨走避台港　归上海迎接解放

1948年我祖父携资金前往台湾，同行有杜月笙的关门弟子、蒋纬国留德同学吴绍麟。抗战胜利后吴回国曾在我家寄住两年，蒋纬国给他一艘登陆艇，装满吴的私人财物，我祖父和吴乘飞机到台北，蒋告知吴，一船财物被共军击沉，吴明知被蒋私乔，哑口无言，说台湾不可留，和我祖父到了香港。

是年李济深在香港召集国民党内反蒋人士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李为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

1949年4月30日李与我祖父一夕长谈，诉以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次日一早，李济深与郭沫若等三十多位民主人士，以庆祝五一为名，登上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一艘苏联货船，驶出公海直上大连。1949年5月20日，我祖父携带资产回到上海，七天之后迎来上海的解放。

吴绍麟留港未返，出生在绍兴路54号的他的独子吴光正，后成为船王包玉刚二婿，1997年曾为香港第一届特首候选人，回归后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现为香港九龙仓集团、汇德丰集团等企业主席。

统购销公私合营　大浩劫“文化革命”

1953年起，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是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农产品和工业品都须由国家收购，再供应市场，实际上已开始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化，祖父在上世纪40年代建立起来的“农产原料——工业生产——市场销售”一条龙体系，无法再运作，14个企业全部陷于停工状态。家乡的企业逐一抵押给银行换取贷款，无力偿还之下被没收。

1950年祖父到北京向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申诉，李当即亲书一函呈毛主席，随后毛主席给李济深回信：

李副主席：你的朋友章荣

初的事我知道了，已告诉总理

和一波同志给以照顾。

此信由祖父珍藏，直到“文革”被造反派抄走。

当时我父亲在美刚刚完成MBA，祖父在沪独立支撑深感吃力，只得召他回来。1951年父亲放弃在美继续读博士的计划，偕母亲一起同国，绍兴路54号出售，所得24万人民币(当时币值24亿)全部用于填补企业的无底洞。

“三反五反”“打老虎”，资本家全是该痛打的老虎，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都能想象这是一种怎样的境况。1956年公私合营后，荣丰一厂改为第七纺织机械厂，现为华敏世纪住宅小区和华敏国际商厦；荣丰二厂改为上棉三十一厂，现为长阳新苑和荣丰花阔两住宅小区。

不断的运动、不停的折腾，是当年的基本生活内容。“文革”期间祖父被勒令到上棉三十一厂劳动，以六十七岁高龄，来同路程要四小时，在厂里劳动八小刚，打扫厕所、在车间收集下脚花。中午在食堂只许吃青菜，不许吃荤菜，有次一个老工人偷偷塞给他两个肉包子，轻轻说：“章老板，想开点，保重身体要紧!”

1967年8月，南上棉_二十一厂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五虎”之一的黄金海，伙同上棉三十厂王秀珍，在杨浦工人体育场召开上海第一次八千人大型批斗会，主角是我祖父、父亲、荣鸿仁：、荣漱仁、刘念义和市委统战部长王致中、副部长赵忍安等，散会时，王致中带紧两步，走到我祖父身边轻声说：“章老，多保重。”

祖父终于大病一场，1968年之后虽不再去劳动，但无日无之的外调，反复查问两件事：青树奖学金和章氏招待所，很多由青树奖学金资助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后来都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建设者，或中高层干部，按照阶级斗争的原理，造反派有充足理由确信青树奖学金和章氏招待所是特务机构。

“文革”前祖父靠定息生活，“文革”中完全没有了经济来源，祖父的身体迅速衰退。1972年12月他身患肝炎，当时富有经验的医生不是去了五七干校，就是战战兢兢，一名医生为祖父插导尿管，病房门口立即贴出大字报，批判这位医生为资本家服务，在这样的气氛下，祖父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护理。12月13日清晨，祖父在新华医院逝世，享年72岁。

祖父逝世时，我在新疆接受监督劳动，无法回来见最后一面。

祖父没为我留下分文遗产，恰如他生前文章所写：“讲到子孙观念，我敢说绝对没有，金钱问题，决不留剩一分，使儿辈享受，总期取之于社会，悉数用之于社会。”

他说过多次“与其积财子子孙，不如积德予子孙”的教导，深深铭刻在我心中，成为我人生价值观的基石。

后记

我是家族的长子长孙，2岁半父母远赴美国留学，我一直由祖父母抚养长大。在我中学时，祖父就经常和我说往日的故事，1962年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要他写回忆录，我也是第一个读者。

1964年，我离开上海支边到新疆建设兵团，祖父临行送给我的，不是“文革”中造反派翻箱倒柜都没找到的“变天账”，而是光焰无际的四卷红宝书。

1968年我在被监督劳动的农场“畏罪潜逃”回到上海，祖父颓然白发，孤独苦闷，我每周去陪他两个下午，各地来外调的工作组天天要他交代过去的“罪行”，我也每每听他的苦思和追忆。

今年是祖父诞辰110周年，《档案春秋》约我写此文，给了我缅怀先人，纪念祖辈的机会。

今天，中国再次抓住了历史机遇，美好的前景又一次在我们面前展开，此时此地，回首一个世纪走过的道路，回顾这个世纪的反复和折腾，有助我们看清历史，认清前路，成就前辈未竟之业，实现民族中兴的理想。我想，祖父及他那代中国现代企业先驱，应该可以宽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