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

主讲人：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张慧瑜：今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二十周年。1994年4月20日，一条64K的宽带把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中国成为全球第77个拥有互联网的国家。到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大国。截至2013年底，我国网民突破6亿，手机用户12亿，网络购物用户超过3亿，电子商务突破10万亿人民币;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里，中国就有3家。

互联网产业就是信息产业、电子产业，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产业。有大量新工人是信息产业的工人，比如知名的富士康是电子产品代工厂，有几百万员工，是苹果公司等电子产品最重要的加工厂。凭借中国信息产业的强大山寨能力，数码产品也使底层享受到高科技，而信息产品是中国少有的可以跨越中产阶层和底层群体的产品，比如手机用户有12亿，中产、中下阶层都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

王维佳：从理念上看，有两个轮子支撑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一个是大家熟悉的朝圣山学社和芝加哥经济学派这个体系，直接对政治经济开刀;另一个不太容易和新自由主义方案联系在一起的是“赛博迷思”，是关于互联网和新经济未来的一整套想象，是互联网带来的关于跨界、融合、地球村、平等这样一整套阐述。我这里主要处理后者，即关于互联网迷思的讨论，详细看它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首先从历史背景展开，看赛博迷思如何生成。这里首先提出一个前提，就是赛博迷思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思想发展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发展的产物，这是我们认识有关互联网阐释的一个重要前提。换句话说，在互联网技术大规模应用之前，赛博迷思的思想根源就已经存在了。

这种思想产生的源头，可以归到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大众社会的思想特质。当时，二战和冷战交互的历程，给美国的青年人带来文化心理上的三种巨大压力：

首先是冷战宣传下的共产主义威慑，其次是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恐惧，最后还有战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集中化、理性化和技术官僚主义的束缚。这三种心理威胁在青年群体的文化中被抽象成了一种对工业主义时代的等级制、集权、国家体系的整体反感。在青年人中，一种逃离丑陋现实的乌托邦主义呼之欲出，美国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是这种文化氛围和舆论状况的直接结果。

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反主流学生运动并不具有完全一致的政治方案，其中至少有差异显著的两种力量：一是希望凭借批评理论和社会运动这两种武器对现实的社会权力关系进行整体重建，具有显著的激进性和现实干预意识;二是试图摆脱现实束缚，通过超验的手段重建精神家园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新公社运动”。后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垮掉派”文学、禅宗佛教信仰、迷幻药服用者，以及那些返土归田、试图构建新型社群的公社主义者。当同龄人在创办政党和反越战游行时，这些嬉皮士则选择远离政治，转而拥抱技术和意识转变，并将这些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资源。

这个区分有重要意义，在后一个群体中产生了当今关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政治的一整套主流观念，也让我们看清了在赛博迷思的政治想象中系统性地清除了哪些东西。

从1967年到1970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开始在山上和树林中建立自己的公社。这些返土归田的嬉皮士们利用无线电、二极管、继电器、投影仪、镁光灯和迷幻药等小规模技术创造出一种逃离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的新型社区，体验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平等和自由交往模式。他们大量阅读诺伯特·维纳、巴克敏斯特·富勒和麦克卢汉的著作，试图借用科技发展构造一个类似于开放信息系统一样的新型传播网络，并将这种开放网络的交往状态看作自然的和普世的。

我这里举维纳的理论为例，其他几位当时思想偶像的思想也都有类似之处。

“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汇本身就衍生于维纳提出的“控制论”（Cyberspace）。在维纳的理论中，控制论系统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信息交换和反馈，不断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式，完成系统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从而形成无需外部规划和干预的自发秩序。在维纳看来，这样的原理不仅存在于他所研究的防空导弹系统中，而且应该构成一种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可以将人类社会、生物体和自动化机器都看作一个控制系统，它们不存在本质区别。也就是说，一旦达成了自我调节，人类社会也一样会出现自动化系统般的和谐、平等、民主的秩序，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去中心化系统。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公社运动者们从高山和树丛走向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找到自己新的栖息地，让控制论理想和新公社之梦再度复兴。随着电子交谈系统、公告牌系统和其他网络通讯工具的出现，计算机技术发烧友、反主流文化群体和新闻记者群体在数字社交平台上深度融合，并不断展示一种先进的和充满诱惑的新型交往方式。由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虚拟社区”、“赛博空间”等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主流阐释就逐渐形成了。“平等”、“开放”、“言论自由”、“多样性”、“草根民主”、“去中心化”、“自主创新”、“无国界”和“世界大同”，这些有关互联网的“赛博迷思”开始成为说明一个新时代和预言未来社会状态的主流政治语汇。它们不再只是那些逃离大都市的嬉皮士热衷的概念，也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治精英、跨国企业领袖们念兹在兹的时髦辞藻。从原先那些迷恋新公社运动、迷幻药、控制论和麦克卢汉著作的“垮掉的一代”中则产生了一大批穿着考究、腰缠万贯、引领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信息产业大亨和数字化预言家。他们带着嬉皮士反主流运动的乌托邦遗产，似乎没有一点不适应地就进入了一个由政治经济精英把持的主流社会，并成为其中光鲜亮丽的英雄人物，受到全世界追捧。我们这里稍稍展开当时的历史和思潮，看看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如果仔细审视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市场乌托邦，会发现它与试图构建数字乌托邦的“赛博迷思”在理念上有众多吻合之处。例如，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机会平等主张、去中心化的控制论逻辑、建立在原子化个体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社会运行的自发秩序原理、不设限制的自由交易等等。从历史进程看，推行新自由主义方案的保守派精英也确实极大地调用了“赛博迷思”的各种理念，并将其包装成一套诱人的新技术奇观。在这个意义上，对新媒体技术政治的正面塑造，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重要的合法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