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都是靠搜集题画和书札，从来不知道有一篇《梦颠道人印谱序》，但是黄惇先生却从南通市找到了，序中记载的年月是壬申，亦即1752年，地点是在崇川，也就是南通。南通是另一位扬州八怪画家李方膺的老家，李鱓一生去过南通好几次，故宫博物院有一幅《芭蕉映雪图》，就是他乾隆九年（1744年）在崇川也就是南通画的。还有，我研究石涛的时候发现，故宫博物院有一件他写给高翔的论印诗。对研究石涛心目中书画印的关系十分重要。石涛大家都知道，高翔是扬州八怪之一，是著名书画篆刻家，与石涛是忘年交。石涛这首诗开头是：“书画图章本一体，精雄老丑贵传神，秦汉相形新出古，今人作意古从新……”这首诗是古风，十好几句。一般学者不会注意，但黄惇先生根据石涛画集收录了。他收录材料不仅丰富，而且，在材料的选择上，力避狭窄，力求理论信息与历史信息兼顾，学术与艺术并重，使收集编入的材料能反映印学之传承，印学的美学意蕴。

《中国印论类编》第二个特点是重视版本与资料的翔实与可靠。这部书选择版本，择善而从，每段资料后都标明所用版本，还附有校记。再说这部书的翔实。严肃的做学问，不仅写文章要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且要把这种精神反映在编写工具书中去。黄先生这部书很重视考证学术源流，辨明著作真伪，他通过历代印论的“史源学”（启功老师陈垣的说法）考察，弄清了著作权的真正所有者，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我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大二的时候，发现学院图书馆有本寿石工编的《篆刻学》，最近看了黄惇先生的“类编”，才知道寿石工的《篆刻学》是抄自王光烈的《印学今义》。再如，我读大学时在东安市场买到了陈克恕的《篆刻针度》，也是看了黄惇先生的《中国印论类编》，才知道它大部分抄自明代徐上达的《印法参同》。据此可见，他做学问的系统和深入。惟其如此，他才发掘出明万历周应愿的《印说》，这部印论中的经典之作。

《中国印论类编》第三个特点是资料性与研究性并重。一般的类书，分类的标准自然离不开对本学科的了解，但主要是考虑怎样便于查阅。比如俞剑华的《中国画论类编》，类别为：泛论、品评、人物、山水、花鸟畜兽与四君子、鉴藏装裱工具与设色。显然考虑了一般中国画理论，中国画批评的特殊方式与品评，中国画的分科，中国画的鉴定收藏与工具材料。黄惇先生此书的分类是：一，论印章的源流与沿革。二，论印人与流派。三，论印谱。四，论印章审美。五，论篆刻创作技法与印材工具。这五大类即全书的五编，编下分章，比如，第四编论印章审美之下，就有“宗法”、“写意传神”、“印从书出论”、“印外求印论”。每一编章最前面都有提要，说明分类的目的和编者的印学观点以及资料的价值。这表明，在作者心目中，这本书是资料工具书，也体现了分类研究的结果。他把编录资料与要言不烦地发挥学术见解密切结合在一起，不是罗列资料，而是“六经注我”，体现了对历代印论的当代解读。资料性与研究性的并重，还表现在排序上，全书有几种排序，一种是印论中，辑录印论按作者年代的先后；第二种编排论印人的资料，按印人活动先后；第三种是论印谱的排列，按印谱成书先后。这都说明基础研究工作的深入，也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使用资料的方便。

李刚田：史料与观念并重的印论力作

黄惇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在书法篆刻创作和研究上的成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在又出版了这部他辛勤耕耘了三十年的印论力作—《中国印论类编》，非常令人敬佩。刚才沈鹏先生提到《中国印论类编》之外，是不是要编本印章图录，其实黄惇先生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展开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主编了《中国历代印风》21卷，从学术和艺术的立场对历代印章作了系统整理，在篆刻界有很好的影响。

《中国印论类编》十分重视图象的意义。以前的类编性艺术文献整理，其实有着和《中国印论类编》相似的体例。但这部书在体例上继承了这种传统模式的优点的同时，也有许多创新点。黄惇先生的研究高度重视可视图象与文献史料的结合，这样的视角主要是从艺术学立场出发的。他指出：“关于印人的流派归属与界定、印风的形成与变化，都需要史料和印作图版的支撑，尤其对于那些流派篆刻史上模糊不清的问题更是如此。”他甚至认为历史上遗存印章图象也是一种史料，可称为图象史料，如《中国印论类编》中89页清代宋书升《续齐鲁古印捃序》中插入的几方齐鲁古玺，就有效地作到了图、文并证的目的。又如227页文彭《与上池书》，插图是一封台湾藏的文彭书信墨迹。再如1318页赵之谦《盖印法墨迹》也很少见，这些材料以往都不被人注意。这些图片不仅告诉读者文献的来源，也以插图实证其文献的可靠性。其它许多印谱序跋的图版，印章边款的图版，不仅体现了优秀版本的选择，也让读者可以以文字与图版互参，甚至欣赏序跋书法之美。

黄惇先生关于流派印章的时代界定，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古代印论史》中提出将以往明清的概念，上溯到“元、明、清”。加一个“元”字，是重大的突破，在他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玺印篆刻全集》撰写的论文《元明清文人篆刻艺术发展概论》中有详细的论证。他慎重地没有将“流派”这个概念上溯到“宋”，是因为唐宋虽已见文人喜好印章的审美活动，但尚不能象元代赵孟頫、吾丘衍那样有自觉的审美意识。这些观念在《中国印论类编》中也明确地提出，并可以从收录的唐、宋、元众多文献中，证实他的这一观点。此外，黄惇先生多有论文谈到明代的文人印章活动不始于文彭，他认为文彭的贡献应定位于复兴之功，《中国印论类编》中文彭之前和文彭同期的文献、印论，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这可看到这本类编不仅仅是印论史料的汇编，还突出了作者在印学上的审美观念，给予研究者很多启迪。

祝竹：《中国印论类编》的国学品质

黄惇先生编著的《中国印论类编》无论对于篆刻创作还是印学史论的研究都是一件大事。在进一步讨论这本书意义的时候，我认为首先要明确对篆刻理论的研究，即对印论的研究，应该属于国学范畴，明确其国学的身份，努力提高研究的国学品质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印学理论的国学品质是由文人篆刻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中国文人篆刻的产生、繁荣和发展主要是基于“文人旁及”，这一现象是明末张采的一种说法，“文人旁及”决定了印学的国学身份是与生俱来的。现在篆刻正在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门类，研究篆刻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现代艺术创作的通则和方法，因此而淡化了其国学身份，降低了国学品质。最明显的标志是，前人论印往往以诗为借鉴，认为“此道与声诗同”，以诗话、词话、文论为参照；今人论印则越来越多地以美术、图案、造型为借鉴，以美术理论为参照，甚至是等同论之。读古人印论，尤能深感其受诗话、词话、文论的影响。编古人印论，面临着一个以美术的立场还是国学立场的问题。

黄惇编著的《中国印论类编》较多借鉴了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例如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研究方法。我在《中国印论类编》序中写道：“故本编不仅是资料汇编，也体现了黄惇对印章审美的一种基本文化立场，其指引治学门径的潜在意义，更不可低估。”因此我认为，本书最可贵的价值在于他的国学品质。而最大的特色就在于用国学的理念和方法，整理国学文献的一个分支—印学理论，他把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校勘、辑佚等治学方法和古籍整理手段应用到印学文献的整理和发掘中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要把如此繁浩的文献整理汇集出版，首先就牵涉到体例问题，实即目录学问题。目录学的宗旨意义全在于章学诚《文史通议》中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黄惇编此书，第一要务也在于要成为一本指导印学门径之书：指导读书门径，指导研究门径。这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类书，类书可能更庞杂，他是“簸出糠秕，独存精粹”以后的“类编”，也不是一本语录式的汇集，语录式的汇集可能会断章取义，割裂文献，不能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

实现指导门径的途径首在分类，“类书既出，学术自明”，这是史学家郑樵的观点。系统分类的意义在于明学术，学术自明同时又兼顾历史文献的相对完整性等问题，这就牵涉到本书的编辑体例中对互著法和别裁法的灵活运用。别裁法和互著法在《汉书·艺文志》中即有反映，但明确提到别裁法和互著法在目录学中的应用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是章学诚对目录学的一大贡献。简单地说“别裁法”或“裁篇别出之法”是将历史文献中某一部分分析出来，归入到有关类目中去。互著法又称“互鉴法”，是指一文论及两个主题或涉及两类以上主题时应在各个涉及的类目中重复反映。二者一是求全，一是求备。二者相结合灵活运用，突出了学术自身的历史性和系统性，是我国古籍整理中的优秀传统之一，收集群书，广征而博采之，汇萃众说，精审而强择之，这种学术文献资料的汇编，使人阅之而能明其原委流变，使博大深沉的学术有条理可循，使散漫难求的书籍有类可归，初学者可据此获得系统而完备的知识，博雅之学者也可以籍此而启发新知，学者欲参考一事，展卷可通古今之变，辨流派之别，明沿革之详。其学术宗旨并不是简单地保存历史上各家著作的全目，而在于从学科的立场，从研究者和创作者的需要出发，使古代印论的整理更切实用。这种编法自然有很高的学术意义，但也有很大的难度。现在看来本书的编辑是成功的，也是最好的、最恰当的一种编法。

此外，《中国印论类编》在辑佚、校勘、版本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有许多都是对印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所以我在本书序言中说：“以学术为利器，判文献之真伪是非，辨版本之先后佳恶，校文字之讹谬衍夺，突破了长期以来沿袭的印论文字草率随意的格局，以严谨的治学精神，使印章艺术成为一门严肃的学科，使印学理论的研究形成完备的体系，对于印学领域学风的引领，功莫大焉。

《中国印论类编》最让人佩服之处还在于本书敢于出校记，敢于用专名号。点校古籍强调要字字落实，敢出校记，就是有字字落实的目标或标准，又有此自信。从事过古籍整理的人都会知道，专名线的使用是难度极高的，有时候往往为了一根线，很多天都划不下去。比如本书周应愿《印说》中有一段话“裨湛草创，谋野则获，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可不谓兴到乎哉？”这里“裨湛”、“韩信”都是人名，按本书体例都应该加专名号，但“裨湛”的名字在本书的底本中“裨”字误作“碑“字，而“裨湛”这个人名则无从查找，此书又只有明万历刻本一种版本，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参校。而且没有其他版本可以参校。在这种情况下，本书校出了底本的刊误，并且加了校记。这在古籍整理中应当是相当出色的。

朱良志：一部书推动一个学科的研究

我真正系统地接触传统篆刻理论是前几年的事，细读的第一本篆刻理论的著作就是黄惇先生的《中国古代印论史》。黄先生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使我第一次真正直面中国篆刻理论的价值，我也从这部著作中了解到黄先生的学术眼光，他对中国艺术观念的独到见解，他对篆刻艺术理论细微而又精审的研究观念。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部著作的理论构架，这部著作的主要部分写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不少中国艺术理论的作品西化色彩浓厚，意识形态的意味也较浓重，但黄先生却能“因其固然”，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和篆刻艺术的发展逻辑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他的这一研究方法至今还在对我产生影响。

近几年来，我阅读了一些传统印论著作，深深感到，像周应愿、朱简、沈野、赵凡夫、赵之谦等等的印学理论中包含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思想。正如黄先生借用《易传》的话形容印学：“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传统印学理论真是艺术理论的宝库。尤其是明代中期以来，在文人意识的影响之下，篆刻艺术理论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发展势态，有各种思想的论辩，创造性的学说时时涌出，它对传统艺术观念的贡献，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书法、绘画、园林建筑等其他艺术。篆刻艺术是一门“小众艺术”，是精英的艺术，为文人之雅事，没有宏大的叙述，却有精微的体认，它不是恢弘的交响乐，却像细腻的小夜曲，最易于传达人内在微妙的感觉和智慧。它不仅在世界艺术领域中是独特的，就是从中国艺术的大视野中看，它也是独特的。它贴近中国人以小见大的思维，它契合中国人以艺术安顿心灵的理想。正因如此，对这门艺术真正的理论反思，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明代万历到晚清印学理论具有巨大的理论贡献，放到整个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大背景看，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说实话，当今学术界对印学理论的研究是不够的，其实，今天学界对整个传统艺术理论的研究都很缺乏。就印学理论来说，它本身又具有太多的特殊性，非熟悉这门艺术者不能进入，没有扎实的学养，难骤其功。印学理论文献的零散、缺乏整理也是一个原因，至于版本的考订、脉络的梳理，这样的研究更见其少。正因此，能读到像黄先生《中国印论类编》这样的著作就倍觉激动。我们知道，俞剑华先生当年编《中国画论类编》，在他之前画论整理的基础研究已经有极可观的规模；郭绍虞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的出版，也可以说是几代人在这个领域耕耘的总结。但看印论研究领域，即使从今天来看，真正的研究者可能不过几人，这方面的学术积累可以说少之又少。黄先生能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这样一本著作，一本从分量和体系上都完全不逊于其他门类的著作，其筚路蓝缕的功夫显而易见。可以想见黄先生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智慧的劳动。有学者曾经说过，一部书可以推动一个学科的研究，《中国印论类编》就属于这样的著作。

《中国印论类编》这部著作在文献整理、考镜源流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同时，它在理论上也有独到的发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对未来此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指向性的意义。这部上下两卷的著作，将整整一个下卷给了“印章审美”。在印章审美这一编中，列出十八个类，涉及天趣、承传、笔意、寄托、巧拙、风格、兴会等印学思想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这几乎成了中国传统印学的一个理论纲要。我们在这里看到黄先生在《中国古代印论史》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理论推进，黄先生对传统印学理论核心架构的思想，尽见于此著中。这样的处理，无疑会为未来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个便宜的阶梯。我尤其感到，对那些不太熟悉传统篆刻艺术的学者，拿到这部书，真可谓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门径。

（注：本文寄自纽约）

朱天曙：《中国印论类编》与印论史研究

《中国印论类编》用分类的方法收集印论，以论印章源流沿革、论流派印人、论印谱、论印章审美、论篆刻创作技法及印材工具五类汇辑了历代印论。这种著录方式,突出了学术自身的历史性和系统性,和韩天衡先生的《历代印学论文选》以较完整的印学论著、印谱序记、印章款识、论印诗词编选方式不同。《中国印论类编》重点不在于收录印论著作的全貌,而在于从学科的立场,从研究者和创作者的需要出发,使整理更切实用。所录印论，尽可能保持文献的完整性，凡涉及作者写作年代、地点、名款都给予完整保留，使其具有理论和史料的双重价值。在《印章源流沿革》一编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文人认识印章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并伴随着各时代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在《印人及其流派》一编中，涉及印人师承、取法、变革、创造以及印人的出身、性格、喜好、状态等构成了不同时代的印风，印人在印章上的审美观的变化、影响，构成了丰富的篆刻美学的内容，而关于流派的界定、特征、属性和流派形成的时代条件、师承关系、地域影响、风格特征，对后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论印谱》中，分集古印谱和摹古印谱、文人创作印谱讨论。全书在基本按照作者时代编次的情况下，结合所论印人的时代顺序和印谱成谱的时间加以整合，在《论印人流派》和《论印谱》二编中较为突出。

20世纪30年代，余绍宋先生出版的《书画书录解题》首创按学理分类的书画类著作的分类体系，全书设置史传、作法、论述、品藻、题赞、著录、杂识、丛辑、伪托、散佚十类，在正文前作序例一篇，对分类的原则、及各类的范围、定义、性质详加说明，使所录书籍有所归属，并说明书画类图书的实际情况。他采用了叙录体著录，正文前的总目叙略介绍各书的内容主旨、学术流别和得失。《中国印论类编》借鉴了《书画书录解题》的做法，在每个大的篇目面下,都有专门的提要。提要而兼解题,阐释了编者的主要思想和条目设置的目的。所作提要，书必亲见，言必己出，博稽而精思，力图体现历代印论主题内在的关系，兼顾对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两方面的读者都能有所启迪和引导。

印章审美体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产生于印人的内心世界，又要在创作中“形之于外”，在方寸之间的印面上表现作者的审美体验，构建一个印章艺术的意象世界，这其中就包括丰富的内容。在《论印章审美》一编中，编者分列宗法、印与诗文书画一体论、摹拟与反摹拟、自然天趣说、笔意论、印如其人说、巧拙与雅俗、寄托、情性、兴到、写意与传神、风格与趣味、印从书出论、印外求印论、入古出新、品评、学养等十八个专题,这是对印章审美观念的全面概括，也是对中国古代印论中关于印章审美认识的基本框架。这类印论，是论家在品赏印章艺术的过程中，直接体悟印章的意蕴所感所论，从印章审美中流出，和感性密切联系，同时这种“体悟”中也蕴涵了理性的积淀，其具体而丰富的印章审美认识使得中国篆刻艺术丰富多彩，也导致了同一论题范畴的多义和含混，只能从不同语境和角度来体会印论的内涵。因此，书中这十八个专题也不是独立的，而是在印章审美的大框架下，互相融通，互相生发，互相补充的。在《论篆刻创作技法》一编中，分列创作技法、篆法、字法、章法、刀法、边款、印材、治印工具等，把印章创作本体的文献汇成专题，以凸现篆刻作为一门艺术的独特性。

《中国印论类编》所辑印论，从五代刘昫、宋代米芾到现代傅抱石、来楚生、陈巨来等印家和文人，所辑资料力求搜集不同版本,彼此互相钩稽,较量异同,慎审优劣,辨别折衷,决择去取。而录正文时,以一本为主,并于篇末注明所依版本。凡遇可疑文字,必博求诸本,甚至征诸相关文献及印章实物等类资料比勘，择善而从。个别字句据他本或其它资料改正和增补, 或有异文足资参考者, 则出校记注明。对于历史上虽有流传但剽窃他人著作者予以辨伪和清理。如《遁庵印学丛书》中署名文彭的《印史》，实为甘旸《印章集说》之内容；清初伪托为何震的《续二十五举》，多来源于元代吾丘衍的《三十五举》和明代周应愿的《印说》；清乾隆时期陈克恕《篆刻针度》多取之明徐上达的《印法参同》等等，这类情况，在书中都注意汰除。编者还特别注意把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校勘、辑佚等治学方法和古籍整理手段应用到印学文献的整理和发掘中来。历代印论资料庞杂而分散,编者辨别版本、细致比勘,并运用一般人不易见的珍本、孤本、刻本、抄本、稿本和传世墨迹等,核对其中的讹字、脱文、衍文、文字颠倒、错乱等情况，正本清源，加以更正并出以校记，也有利于深化对印风来源、印人取法、流派特征、印作解读等方面的认识。

《中国印论类编》的另一特色是注意印论作者的研究和资料收集。凡编入书中的印论文献的作者，在篇后有专门的印论作者传略加以介绍，包括生卒年、字号、籍贯、传略、主要著作和书中所录论印的篇目。这部分写作特别注重对名不经传印人史料的沟沉，并注明与印人相关的印谱资料，凸现了印人、印论与印史的密切联系。全书共收录印论作者多达587人，远远突破了我们常见的材料。尽管部分印谱序跋作者失考，但到目前为止，此部分传略是关于印人印论最为详实和丰富的。此外，书中所附录的上百幅关于印章、边款、古籍序跋、墨迹等也大大增加了印论的直观性，既表明文献之来源，又有助于阅读文献。

我相信，《中国印论类编》将会扩大艺术史研究者的视野，赋于历史上印论文献以整体的认识，进而促进对篆刻学、金石学、文艺学等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反复研读这些前贤理论，有利于提高我们对篆刻、书法等创作的理性认识和创作规律的把握。可以说，这部类编就是打开印学理论宝库的钥匙。

责任编辑：吕欢呼 韩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