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艺术公赏力概念内部的艺术可赏质问题。认为艺术可赏质是当艺术品遭遇公共领域中信任危机时凸显出来的新问题，已呈现一般公共事务特点。中国古代和西方都有对艺术可赏质的研究传统。今天需要在以往艺术品层次论、品级论等基础上引入艺术体制、艺术分众和社会生活情境要素，从客体要素与主体要素的交融中综合分析艺术可赏质。艺术可赏质是指艺术体制、艺术分众和社会生活情境条件下公众所感发到的艺术品的特定价值品质。它有如下五个层面：媒介可感质、形式可兴质、兴象可观质、兴味可品质、活境可衍质。对艺术可赏质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当代艺术在创作和接受等方面有待辨别的问题，如兴味蕴藉和公民艺术素养等。

关键词：艺术公赏力；艺术可赏质；媒介可感质；形式可兴质；兴象可观质；兴味可品质；活境可衍质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如下问题感到好奇或焦虑：面对每天遇到的丰盛繁多的当代艺术产品，如电视艺术节目、电影、音乐会、舞台剧、畅销书等等，什么样的艺术品才是真正健康的和有益的?提出这类问题是必然的，这是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与媒体技术的日趋发达，艺术品及艺术生活已经和正在发生迅疾的变化：一方面，人们的日常审美与艺术生活环境越来越便捷和舒适，艺术信息变得惊人的丰富、繁盛和陌生；但另一方面，人们有关艺术及其审美品质的习惯性看法乃至更具理性特质的成熟的艺术理论观念，都仿佛仍然停留在过去时光中，无法及时回答当代艺术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导致人们在欣喜和满足的同时，也难免产生一系列新困惑、新混乱。这时，认真分析当代艺术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分析艺术品如何在审美品质上满足公众审美鉴赏需求，由此对当代艺术问题提出新的观察和对策，就具有了一种必要性和迫切性。这里仅仅打算从当前遭遇的迫切的艺术的审美品质及其层面入手，就艺术可赏质问题作初步分析，作为我已经着手的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之三，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艺术公赏力中的艺术可赏质问题

探讨艺术公赏力，需要涉及的问题众多，但其中必不可少的是可供公众鉴赏的对象——艺术品。而在当前艺术体制条件下，艺术品是由于可能具备特定的审美鉴赏品质以满足公众的鉴赏需求，才被视为艺术品的。因此，艺术品的可供公众鉴赏的品质即艺术可赏质，就成为探讨艺术公赏力时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方面了。

问题在于，今天在艺术公赏力框架中提出并考察艺术可赏质，必然有其特定的针对性或必要性。作为艺术公赏力概念中的一个要素，艺术可赏质问题是当艺术品的品质本身遭遇公共领域中的信任危机时提出并凸显出来的。有几件公共事件曾经惹人注目。第一件事是2005年年底至2006年年初陈凯歌执导的《无极》引发观众的激烈批评，直到无名青年胡戈对此的“恶搞”之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掀起全国范围内的面向陈凯歌的讨伐及讽刺声浪。第二件事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赵本山小品争议。以一些学者为突出代表，他们批评的主要矛头，指向了赵本山作品中越来越凸显的金钱、骗术及讽刺残疾人等偏向。第三件事是，头顶北京奥运会开幕、闭幕式大型文艺演出总导演光环的张艺谋，于2009年执导“喜闹剧”《三枪拍案惊奇》，在全国观众中引发巨大质疑和批评。

这三件事(当然还可以列举更多)共同凸显了一个事实：在公共领域中的舆论民主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同诉求的年代，艺术品是否能在公众中引发公共鉴赏效果，不仅继续成为艺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且更成为同其它社会公共事务问题一样引人注目的公共事务问题了。人们热议的焦点之一应当在于，著名“世界级导演”陈凯歌和张艺谋、著名“小品王”赵本山怎么能够拿这样低级的艺术品来对付或忽悠如此爱戴和期待他们的观众?换句话说，人们越来越困惑于并且有条件表达他们各自的如下关切：什么样的艺术品才是当今时代公众普遍认可的艺术品，即便是其间有所争议?可以说，当许多像胡戈一样的无名观众或接受者都可以纷纷利用国际互联网、博客、微博等媒介手段，以自己创作的作品去挑战知名艺术家或传者的表达特权时，什么样的艺术品质才是可供公众鉴赏的品质即艺术可赏质问题，就作为真正的公共事务问题提出并凸显出来了。

这就是说，在当前公共领域中，艺术可赏质不仅作为带有公共性质的艺术理论与批评问题，而且更作为引人注目的一般公共事务问题被提出来。在当今公共领域中，当一部艺术品是由颇具知名度的艺术家领衔创作、并受到知名媒体的一再热炒、而且它本身的形式和意义也足以引发公众的高度关注时，这部艺术品及其可赏质就注定了极可能带有一般的公共事务性质。在这种情形下，这部艺术品是否具备公共鉴赏品质，就不仅是艺术界本身的焦点性问题，而且由于它具有更加突出的象征意义，就必然升级成为一般公共领域的代表性问题而受到公众非同一般的关注。这时，公众既可能产生与艺术家“编码”意图相同的“解码”立场，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解码”立场，同时，还可能找到可以尽情敞开心扉、表达不同“解码”立场的公共媒介平台，从而导致这部艺术品的艺术可赏质问题成为实质性问题凸显出来。

当然，艺术可赏质问题虽然在当前公共领域中有力地凸显出来，但实际上还有着更久远的渊源及或显或隐的探讨线索。这一点可以分别通过对中国古代和西方的有关认识历程，见出一些粗略踪迹。

二　中国古代对艺术可赏质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对艺术可赏质的探究有着久远的历史，虽然没有直接用可赏质之类术语去表述。从中国古代丰富多样的探讨方式中，不难见出两种不同的基本取向或方式：一种偏重于从文本客体角度冷峻地分析艺术品层次构造，另一种偏重于从鉴赏者主体角度出发品评艺术品的价值品级。

就第一种取向来说，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两种文本层面说。第一种是言象意三层面说。《周易·系辞》指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这些观点初步触及到文本的言、象、意三层面问题。庄子《外物》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里提出了对后世文论及艺术理论都影响很大的“得意忘言”说。尽管“象”没被提及，但“言”与“意”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分析：似乎“言”仅仅为“意”而存在，获得“意”就可以遗忘“言”。

三国时思想家王弼将庄子的“言意”说进一步扩展为言、象、意三层面说。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在“言”与“意”两层面之间明确地加入“象”这一层面，就构成由表及里的言、意、象三个层面。由这一观点去推导文本的层面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