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与1954年

古人说五十而知天命

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确不同，他们计算一个人有多大岁数，习惯上从农历的正月初一开始。今年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电梯里冉冉升起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对身边的一位同事说：过年好。然后又说：又过完年了，真快呀。见他点头，我又说：如果让你再从头活一遍，你还会这样活么？

同事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抬头看我的目光就有些冷，与我在一只小狗狗脸上看到的十分相似。那是不久前的一天，我用几块肉喂了那只浑身斑点的小狗狗以后，叫它站着、趴着都很听话，觉得小狗狗太聪明了，应该像马戏团里的一样学些算术。我举起一只手指，这是一，一。我举起两只手指，这是二，二，记住，是二。小狗就换了冷漠甚至轻蔑的眼神看着我，叫我好不自然，深刻地感觉到自己错了。咳，让二十多岁的人重新活一遍，与当时让小狗学算术，都是没有考虑到对方需求的同一类错误。我老了，已经过完了50岁，雄赳赳气昂昂，向生命的下半个世纪迈进。

过完50岁才觉得老了，这显然与契诃夫有了10年的差异。在他的戏剧里（那些戏剧真是比他的小说好了很多倍，他是优秀的小说家和伟大的戏剧家），他假借一个中年男人的口，说出了他的悲剧理论——人生真正的悲剧，并非那些偶然发生的不幸事件，而是人的生命开始以后就不可以倒流。到了40岁好像登山一样登上峰顶，40岁以后就开始下山了，默默无声地走向死亡，索然无味了还要忍受（这一两句记得原作没有，大概是我加上去的），这才是最大的悲剧。后来那中年男人选择了第一幕就挂在墙上的枪支，在幕布后面给了自己沉闷的一响。我没看过这部话剧，只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看到了剧本，并且知道了看剧本比看剧更重要，如果剧本好还用得着看剧么？同样，如果剧本不好还用得着看剧么？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于是我突然决定把自己经历过的、看到听到和想到的事情记录下来，用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给比我小的人、比我经历少的人、与我不是一个国度或时代的人来阅读。我曾想过用虚构文学的方式，比如小说，我的想象力或许很好。但是，当代中国小说的想象力太弱了，远远赶不上这个国度里生活的想象力。还有，当代的中国小说已经败坏和正在败坏读者朋友的胃口，我已经无法加入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根本就不想写中国小说，又根本不会写外国小说，虽然我读过的外国小说是中国小说的一百多倍。在这个蚊子和电脑一样嗡嗡鸣叫的夜晚，我想来想去，至多可以像诺曼梅勒《刽子手之歌》那样写一些非虚构的东西。不同的是，他采访的是别人，我采访的是自己和我经过的时代。

再想来想去，我将要写下的东西也不是自传体，而是我、我的城市、我的国度、我的世界的50年混合在一起的编年史，是一种从没有过的文体，是自传和公传（公传一词可能在世界上是第一次被使用，意思只能从字面去理解）混合在一起的编年史。

我还决定从1954年写起，因为那时我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在娘胎里。

从农村来到城市

我在娘胎里面小到忽略不计的时候，我的三个哥哥正在娘胎外面渐渐长大。他们之间与我的年龄差距分别是11岁、7岁、4岁，这种距离恰到好处，可以一个看管一个或者一个欺负一个，非常方便。那时候每个家庭的父母都一样，不能照顾到每一个孩子。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清楚，我们兄弟几个对父亲母亲的称呼为什么与众不同。有的人家管父母叫爸叫妈，有的人家管父母叫爹叫娘，我们家和他们都不一样，父亲叫爹，母亲叫妈，硬是把两套称呼系统搅和到一起来了，并且那么自然，那么亲切。

1954年，我们家刚刚从农村搬到城里居住。在搬家的前几年，爹在村子里当干部，正赶上暴雨连天，辽河大坝忽忽悠悠眼看就要塌了。他领着一大群青年农民在坝上跑来跑去，根本顾不了家里，造成了我们家里的两个重大损失。一是我的二哥正在出麻疹，耽误了治疗，后来虽然没死，却在脸上落下麻子，影响到他一生的幸福；二是我们家的几亩高粱地全被淹在洪水里，不能及时割下来晾干，最后全都变黑了扔掉，影响到一家人第二年的生存。爹在那年深秋和妈吵了一架以后突然不见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回来。他从怀里掏出一摞子钱扔到炕上。买粮去吧，他说。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去了江北（即黑龙江），在林区深过膝盖的雪地里扛了一冬的木头。接下来的几年日子也不好过，就把全家搬到了鞍山城里。

这么说起来，爹是个硬汉子，和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一样是个硬汉子。海明威的身上中过两百多个炮弹碎片，爹的身上被江北的树枝和严寒撕开了几百条裂口。我的心里非常清楚，爹应该是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有些事件里，他像海明威因之获奖的那部小说里的人物：在黑夜的海上，隐约着哈瓦那的灯火，老人孤单地和相继而来的鲨鱼搏斗，“人可以被摧毁，不可以被打败”。而在另一些事件里，他像海明威的书面获奖演说里所说的，“常被驱赶到可能到达的远处，陷入无人帮助的孤立境地”，却没有对命运的任何一次抱怨。

海明威在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在娘胎里已经长到拳头般大小。在早一些的1941年，海明威作为战地记者来中国采访抗日战争时，中国所有的一切，还和我没有一丁点的关系，我还没有被确定降生在哪一个国家。在晚一些的1961年，6岁的我在饥饿年代过后不再是骨瘦如柴，海明威已经把猎枪枪口塞进嘴里，一齐扣动两个扳机，让自己成为他狩猎生涯里一个最凶猛、最重要的猎物。

后来听妈说起，1954年来鞍山不长时间就怀上了我。那时候鞍山刚刚建市17年（1937年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的伪皇宫颁诏，鞍山成为市级建制）。那时候鞍山还是新生共和国的中央直辖市（因为钢铁的特殊地位。大约直辖了4年左右，在1954年9月被撤销了）。那时候鞍山有许多空着的房子，钢铁厂需要大量的工人，从农村来了就给变成城市户口。

就在我的全家赶着几辆马车，走了两天进入鞍山地界的时候，报纸上几乎天天有关于鞍山的事情。1954年3月13日的《文汇报》就有一篇转自新华社的报道：

“我国第一个自动化的、最大的炼铁炉——国营鞍山钢铁公司第八号炼铁炉已在九日午后九时点火，并在十一日上午十时十二分出了第一炉铁水。铁水经过化验，质量良好。

“当第八高炉的准备工作完成，即将点火的时候，鞍山工人突然听到了世界劳动人民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不幸消息，但是在第八号高炉工作的职工，忍着悲痛，擦干眼泪，坚决按照计划进行了点火工作，等待这座由于斯大林同志的关怀和苏联人民以及苏联专家的帮助而改建成功的高炉出铁。”

当时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让我深感兴趣的是在这段报道里，硬生生加上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还要加上中国工人悲痛流泪。当年这篇报道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一是这座高炉在苏联专家帮助改建之前是什么样子？据一些文章的回忆以及鞍山一些老工人的见证，以前鞍山的高炉是日本几家株式会社从德国进口的设备，属于国际先进水平。四十年代里美国空军的飞机在支援中国抗战时，从南方飞到鞍山轰炸过，目的是打击几家钢铁株式会社为日本侵略者提供的钢铁，但效果不很明显。二战接近结束时，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撵走了日本人，就把那些设备拆下来运到苏联去了，建起了一家很先进的钢铁厂。二是谁会为斯大林逝世悲痛流泪？中国工人吗？实际上包括解放战争要不要打过长江，包括建国以后要不要搞新民主主义，包括抗美援朝谁出钱谁出兵，中国当局已经与斯大林有了很大分歧，不会不影响到中国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