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远(北京)

读《张三李四如是说》一文(《杂文月刊》2011年12月文摘版)，感到所辑录的十余则言论，颇为耐人寻味。而对其中的两则，我更是深有同感，因此想接着说几句。

其一，“许小年：记者问，萨金特获经济学诺奖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不客气地答：别用中国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前两天颁出物理学奖，获奖人证明宇宙在加速膨胀，有何现实功用?胡适早就说过：‘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一句‘学以致用’害得中国没了学术。”

毋庸置疑，在眼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不少人认为，那些与“应试”有关的教科书，与升职、晋级有关的辅导材料，与投机经营发大财有关的《孙子兵法》的诈术等等，总之认为那些与物质利益、眼前利益有关的东西，才是实用的，也才趋之若鹜、疲于奔命。而除此之外，对那些关乎提升精神品位、关乎长远利益、关乎子孙后代以及人类存亡之事，则统统视为“不实用”、“没意义”，因此不管不问漠然视之。这些，倘若真的成了“中国的眼光”，则无疑是莫大的悲哀，不能不令人忧心。

其二，“张泉灵：《武状元苏乞儿》结尾有段对白妙语一皇上对苏乞儿说：‘你们丐帮几千万人，一天不解散，我怎么心安?’苏乞儿说：‘丐帮有多少人不是我决定的，是你决定的。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让百姓安居乐业，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由此，我想到了“维稳”。“维稳”的点儿，究竟该敲在哪儿呢?如果没有“强拆”，如果没有“逼、供、信”，如果没有太过悬殊的收入差距，如果没有教育、医疗、住房这新的“三座大山”，如果没有官员贪腐的愈演愈烈……那么，所谓“维稳”，自然也就没了意义。道理浅显明白，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知”而在“行”。

石尚存(北京)

你寄的刊物都收到了，还是抽时间细读每一期。記得读了朱总理的那一篇，感慨良多。时下文化之风大起，报上、网上，一些“家”们又在吹“文艺复兴”的风，煞是热闹。敝意以为，当下还是要紧抓教育，走向文明这才是“文化”的根本。要警惕一些人搞“运动”式的思维，更不要让商人们再利用“文化搭台”去达到他们谋利的“唱戏”!

钱家良(浙江杭州)

贵刊2011年11期《仇官仇富是个阴谋论》一文，从理论上厘清了一直被混淆的大是大非。对此我深有同感。因为现实中诸多事实，无不确证了此文的观点。试略点滴如下：我在接送外孙女时，常和许多不相识的老者闲扯些官场见闻，每当提及陈希同、曾锦春、许迈永……时，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贬斥，谈到某些虽常露脸而其劣迹已广为人知的墨吏，则人人嗤之以鼻。尤其是那个掌着一方大权，在属他管辖范围内的几个景区里，让其妻大搞房地产开发，以致名声狼藉，后竟以“离婚”混过关的家伙，大家即群起攻之。对那些未知详情的，则不置褒贬，就事论事地评其得失。当说起久未露面的朱镕基，旋即赞誉如潮。这虽是一群老人的闲聊，却折射出民意的背向，说明人民并不是不分皂白的仇官，对清廉者不但不仇，而且还敬爱之情溢于言表、付之行动。如《朱锫基讲话实录》问世，大家就自费抢购，与昔日李昌平的书一样热销。可见人们仇的是贪官坏官、懒政惰政的官，与人民为敌的官。你若是清正廉明的好官，何必一听仇官即神经过敏，吓得灵魂出窍，屁滚尿流。

至于仇富，其情况亦然。仅以我亲见的二例即可窥知全豹。其一是萧山的徐冠巨。改革开放前他在河庄乡建一村代课，后来看准时机下海。开始时父子俩晚上加工洗衣粉，白天背着成品沿街叫卖。这样辛勤地干，日积月累终于发展成今日名扬四海的传化集团。另一个叫赵关贤，1970年代末，他是建筑社的会计，随着当时建筑热潮的兴起，他一边当会计，一边让家人出租搭脚手架用的钢管，同时兼营建筑材料。资本充足后，又在临近乡镇开了连锁店，同时还在围垦区投资种植苗木、养殖水产等，在当地堪称巨富。对这两位的致富，乡亲们均赞其有魄力，有远见，希望他们更上层楼，借以增强自己努力地信心，根本没有一丝仇意。

上述各例，充分说明了廉洁奉公的官员，勤劳发家的富人是谁也不会仇的。人们仇的是那些以权力自肥而祸国殃民的贪官，随时准备外逃的裸官，官商勾结、低估贱买国有资产的赃官浊富，丧尽天良生产有毒食品的蛇蝎富人及赖昌星式的富者。他们才会被人视若寇仇。愚以为这种“仇”，乃是民众正义感的表达，是值得国人们引以为傲的浩然正气。这样的“仇”，是民族之光。国家之荣，是我中华人民的传统美德，何错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