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西文化的会通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从古自今都在宽泛而又深入地畅扬和推展。在中国的古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西方文化缺少的理性，它是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之间关系，确保社会和身心和谐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易学的主流也是理性的，蕴摄着深刻的逻辑理性和价值理性，其理性结构科学而合理，从古至今，易学与科学长期处于共生而相互影响。

关键词：科学；文化；古代；易学；互动

一、引论

中西文化的会通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从古自今都在宽泛而又深入地畅扬和推展。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所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问世，更将其交织的程度全方位延伸。“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并不是李约瑟博士本人的苦闷，而是从另一方面在更深程度上对中国古代文化价值取向的肯定和认同。它包含了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包含了国人和李约瑟本人对中国文化抱有有一种情结模拜和强烈崇敬。极大多数国学研究者和李约瑟的心情一样，认为在中国的古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西方文化缺少的理性，它是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之间关系，确保社会和身心和谐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染宗华教授撰文提到：“李约瑟确信，现代科学对于人类文明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使整个世界在地面上统一起来。人类在向更高级组织和联合形式进展过程中，在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统一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之汇合。我们愈深入地研究这两种文化，就愈深刻地感受到，它们就像两个不同的作曲家所谱写的两部交响曲，其基本旋律，却是完全一致的”[1]。

古代科学与非科学，不分地域，一律以“善”和“恶”作为其活态界定域，其中所含摄的人文关怀成分发挥着基础支撑作用，这就使人们在理解传统文化中科学成分的向度中感到困惑和不解，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更无哲学。这种理解误区的定势化，使许多学者渐趋疏远和蒙灭中国文化的科学性和理性光环，只承认其思想特色的独到性。这本身就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合历史的分析，而是机械的和僵化的。现代许多有识之士已对中国古文化中的“象数集成思维”给以肯定和认同，认为“易之象数集成思维，不仅是未来心理学从唯象科学提升为理性科学的重要工具，而且，它一定还是自然科学突破逻辑瓶颈，引发一场新科学革命的先导。”[2]凯恩斯对牛顿及其经典力学的评价——静止、独断而又短命，可以启迪我们理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写者对易学的评语，“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数，以建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种不同的进路和维度去考察易学与中国传统科学共生互动的发展图景，以更好地体悟科学与人文文化会通的理性基质。

二、考证源流，脉络彰明

首先给以源流考证和回顾，以史作据，摸清其发展和联系的脉胳。易之为学是以春秋战国时期《易传》的形成为肇始，而科学在秦汉时期初成其范式。《系辞》（下）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地变化，圣人象之”用八卦与天地宇宙相映对，并提出了对照理解的架构模式，“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天地而行鬼神也。”以数的推演和组合来理解宇宙之万有，形成了数学基础上的理性论证。其中的合理性思维模式不能不对当时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命题无疑有助于科学接受阴阳思想。实际上科学范式的三大主轴即宇宙秩序原理、方法论原则和科学技术观，无一不是受易之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启迪。在其后的各自发展中互为基础、相资为用。典型的范例是汉代象数易的形成和创制，是建立在当时历算成就的基础之上。从科学吸取营养，反过来又成为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石，导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两千年的历史。也才到致汉武帝开创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且《易经》列为五经之首，同时也使《易经》自然而然地对以后的科学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三次高峰期即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科学的大发展的诸多因子中无不包含有易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易学的玄学化和科学的理论化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以王弼、扬雄等为代表，扫象穷理，提倡以理解易，“得意忘象”，将老、庄与易融合一体，开辟了玄学解易的道路。这一路径的创制，其承载基础包含有当时科学的影响，认为以象穷象，繁琐无据，严重偏离了《周易》之本义，大力弘扬“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道精神，贯注了科学的理性内涵；另一方面，玄学家以理性反对迷信、以简化取代繁琐，强调“自然之理”、“弃名任实”的批判精神，其辨名析理的思维形式，对同期的自然科学走向理论化具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医药学、地理学、天文学、农学、丹学和数学诸领域表现出来，王叔和的《脉经》、皇埔谧的《黄帝三部针炙甲乙经》、陶弘景的《本草集注》、裴秀的《禹贡地域图》、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葛洪的《抱朴子》都有所表现。宋明理学直接承继了易学的思维形式，以易学的发展走向为理学的主导支承。而易学发展到宋明已融合了宋明时期的数理科学思想，并以此科学的理性构建易学的诠释体系，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和《易传》中的“穷理尽性”有机地揉和到一起提出了“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和推理方法，并以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宋、明、清三代不断演进，对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越来越大。宋代易学的数学派、理学派、气学派之间关于数与象、数与理、数与物或气的讨论中所发展的数理哲学，作为宋元数理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一部分，成为把数学和物理学推向中国传统科学最高峰的一大助力。明中叶以降，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从理性升华的视角向度，在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范围宏大的思想解放活态整合空间。陈白沙、王阳明、王艮等提倡的“心学”体系，“以心格物”，从感官“小体”发展到心智“大体”，并以此为导引推动了中国科技水平的大跃升。李时珍的本草自然分类法、朱载堉的律学、宋应星的声学、徐霞客的地形观察与分析、方以智的光学皆得助于此，遂形成晚明时期科技发展的大综合。

三、蕴涵涉略，象数集成

易学对科学的影响正如我们如上分析的那样，它不仅从思维形式上对人们的理性活动提供语境规约，而且在具体的学科分类和内容的涉略上，都程度不同地对其渗入和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其微观层面的影响作用，更客观地将其互动共生情形动态地给以反映和再现，这里仅以最为基础的数学和物理学为例说明这种影响的向度和程度，展示易学“象数集成思维”的科学基质和核心支承。

（1）“Maths”这一词对中国人来讲是一种科学化概念，如何翻译成中文是学界首先着手解决的问题，最后以“数学”翻译之而贯名。究其源流，数学作为一个科学学科的名称是从易学中借用而来。古代中国长期名为“算术”或“算学”，至宋代邵雍先天易兴起后，时人称其为“数学”。秦九韶首先在其《爰河图洛书》和《数术九章序》中借用“数学”取代“算学”。但从实质上说，这与现代意义的数学是两回事，问题的关键是易学与数学起源的关系如何来定位。这个关系或互动互生性在于易学首先对数学家世界观和科学观的影响。刘徽总结自已的数学研究理路为“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秦九韶强调“数与道非二本”，从本质层面上探究到易与数学在思维进路上的互通性，从而挖掘出易学对时下数学家世界观的影响。秦九韶读易深悟易道之整体宇宙关怀的本质性，领悟到“圣有大衍，微寓于《易》”[3]，对《周易》大衍筮法祝操过程的同余结构给以联想演进，首创一次同余式解法——“大衍求一术”，而领先世界数百年之久。元代数学家杨辉将易学的河图洛书发展成纵横图，直到17世纪在这个领域举世无人超其水平。徐光启把象数视为数理科学，在其《泰西水法序》中云：“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倡导“度数旁通十事”，将天文与气象、测量与水文、音乐、军工、会计、建筑、制造、测地、医学、计时都纳入数量化的轨道，立足于数的研究和构建，“穷理尽性”（《系辞》），在人们思维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精神层面上起到牵引向导作用，并凸显了易理的客观合理性。易道阴阳的普遍观念，是象数理相融合的结果。象之阴阳与数之奇偶合一而成几何之圆方，进而使后人对河洛给以数学描绘，并经来之德易学而发展成为具有代数性质和几何特征的宇宙秩序图式，进一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提升人们的理性思考强度。《周髀算经》提出“数之法出于方圆”，赵爽注《九章算术》以“圆径一而周三，方径一而匝四”解释，揭示阴阳与数之奇偶和形之方圆的联系。刘徽将易学阴阳观和由此导演的图之圆方论相结合首创“割圆术”，使中国的数学发展水平以圆周率的计算为标志长期以来一度领先世界数学领域，而且其影响不断扩大，被历代数学家所推崇，经沈括的“会圆术”、李冶的《测圆海镜》、梅文鼎的《方圆幂积说》，一直拓展到清代李善兰的《方圆幽秘》而创立了具有微积分特征的“尖锥术”。可见，数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和深化与易学所提供的世界观和宇宙自然观的思维方式有着近亲源流互动关系。除此之外，易学所展示的方法论原理对数学的发展也产生巨大的影响。易学象与数密不可分，数与理紧密相衔，贯化始终。这无疑给人们以方法论的指导和启发，刘徽研究数学本着“析理以辞，解体用图”的数学方法论就是明显受益于易学方法论的启发和导引。易学中“以同而异”、“类族辨物”、“慎辨物居方”的方法论原理使人们的思想中固植了物象的共通性和可比性概念。《黄帝内经》中提出了“比类”方法且有基础支承性和本质性，到刘徽则更是以类比和类推的方法发展为等式推理，在其所著《九章算术注》中建立了一系列的数学概念体系；至宋代理学家又把类推进一步深化至理性层面，成为“格物穷理”的前题和基石；元明时期，这种类推方法论广泛推展，沈括的高级等差级数求和堆积术，典型地用运了“比类”方法。贾宪的三角数表与邵雍的六十四卦衍生“二分法”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更有意思的是朱世杰的三角垛积公式与贡宪的三角数表具有互译性。允许我们猜想朱世杰也可能通过与易卦生成图比类于自已数学研究中的垛积公式。不难想象，易学盛行的宋元明时代，在以易学为核心的儒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无不受易学在同向度空间的整体影响，“要深入研究数学的发展，则有赖于把数学置于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中国古代数学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思维方式和理论特征是与整个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4］《周易》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用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理论依据和诠释基础，其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直接影响和支配着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形成和走向。当然作为思维作用宇宙自然所产生的结果、成就和演进方法又无不反作用于易学的提升和发展，使易学成为一门大学科，宽向度地纵横拓扑、大化流行，提升了其本身的用应价值，并长期成为人们价值理性的核心支承。

(2)“Physiology”这一近代物理学名称，就其现代语义学层面上的释意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但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物理学知识，即按语境向度的抛析，中国的物理学知识系统体系在古代时段的理性化程度是相当显赫的。我们丝毫不能有苛求的背史意识，相反，而应客观公正地审度中国古代的科学思维水平。古希腊博物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著有《物理学》一书。中国早在《庄子》和《淮南子》中就出现了“物理”这个词汇，泛指万物之理。两晋时期易学家杨泉就著有《物理论》，到明朝时方以智给以具体扩展成为《物理小识》，都把视角和研究对象集中在“物之理”上。正如宋邵雍在《观物篇》（这部书是对他易学著作《皇极经世书》的注本）中所云：“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按邵雍之定义，所谓“物理之学”乃有关天地万物运动变化之理的学问，是关于一切事物秩序的学问。这就涉及到“物理”一词的出处和语义范畴的历史变革性和承继性的伸展度的厘清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历史承继和变革及其方式的时代变迁性，而不能否定物理学本身的历史和前身。现在物理学中所含盖的学科分支如天文学、声学、光学等在论证方法上系统性强是其与以往物理学所不同的，但就其方法论而言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建立在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之上。“法天象地，效法四时”（《系辞》），而合自然地对天地宇宙乃至万物的内在运动规律给以反映和描绘，随着象征时代生产力的各类工具的出现而不断充实物理学的内容和认识方法。可见，古今物理学究其本质是一致的和统一的，只是不同时代的物理学体系结构在历史的发展图表上呈递升曲线而已。

易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象的转化和描绘为轴线的，它以阴阳刚柔和感应为纲要论述天地日月的运动和水火土石之化成，推演雨风露雷之成因及走飞草木之性状，以大物理观来观察宇宙，注重了人与万物的互动和观察视角的互渗，从而为以阴阳五行为主导轴线的中国古代物理观的成熟提供了架设空间。这种大物理观到明代有了一个大的变化。明方以智在《通雅》一书中把学问划分为物理、宰理和至理，通俗地讲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认为“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也，皆物理也”。其中隐含着一个核心机制或主线，那就是“感应”。《易传》感应原理在中国古代物理学中的地位不可动摇，彰显了中国自然与人文沟通的整体特色，如《律历篇》是由律和历合体而成；候风仪也是在地动天摇而人可象之的观念指导下制造出来的；避雷针和指南磁针的发明为电磁现象的发现提供了形象模式。尤其是宋明时期，人们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易传》表述转化为理、性、命相统一的“道”之自然观，对其后的物理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如沈括《梦溪笔谈》中人工磁化和地磁偏角的实验记录和以“碍”的观念对光学所进行的理性分析；朱载堉《先天图正误》中十二平均律的创制，等等。

四、结论

总之，易学的主流也是理性的，其中蕴摄着深刻的逻辑理性和价值理性，它的理性结构科学而合理。从古至今，易学与科学长期处于共生而相互影响。尽管，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其渊源主要是古希腊传统，使现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但现代科学所引起的诸多流敝也使时人苦闷和徘徊。英国科学哲学家、心理学家狄伊·哈克（Dee Hock ），他在《Birth of the Chaordic Age》明确对此给以定位：“我们身处的时点，正是一个四百年的老东西在榻上作垂死挣扎，而一个新生命将奋力脱壳而出。这种文化、科学、社会与组织上的变迁，其幅度之大与速度之快，均为前所未见。等在前方的‘机会’，是个人、自由、社群与道德的再生，是与自然、彼此以及神圣智慧的和谐共处，一个大家所不曾体会，但一直梦想的境界。”［5］狄伊·哈克（Dee Hock ）认为，“近现代科学”是“四百年的老东西”，其前方的路愈走愈窄，处于“垂死挣扎”的境况，前途不容乐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很有见地地认为，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理论大约处于同等水平。仅仅在那段时间之后，欧洲思想才开始迅速向前发展。但是，引导其前进的笛卡尔－牛顿机械论观点，不能持久地满足科学的需要。把物理学看作是对更小的有机体之研究和把生物学看作对更大的有机体之研究的时代必将来到。那时，欧洲并且整个世界便能得用一种非常古老的、充满智慧并且丝毫没有欧洲特色的思想模式。”他认为现代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取得解答，中国人民的特殊天才可以在这方面影响整个人类世界，中国人的冷静头脑可用于把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参考文献：

［1］梁宗华：《李约瑟的中国文化观》，《孔子研究》2003年第5期.

［2］姜祖桐：《易学心理学》，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15页.

［3］董光璧：《大衍数与大衍术》，《自辨证法研究》第4卷（1988），第3期，第46页.

［4］张奠宙，梁绍君，金家梁：《数学文化的一些新视角》〔J〕数学教育学报，2003,12(1):37.

［5］姜祖桐：《易学心理学》，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6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