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而特殊的作用，他活跃在中国政坛40余年，从1862年统率淮军并担任江苏巡抚开始就是清朝重臣。尤其是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1901年逝世，30多年间成为晚清内政、外交的代表人物，在推动和实施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影响直到现在也能感觉得到。

李鸿章一生的活动几乎可以看作晚清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以至梁启超把他撰写的《李鸿章传》别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认为李是当时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物也”。

李鸿章又是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百年来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分歧很大，需要更加客观、全面、具体地进行分析。

时代强音：“三千年一大变局”

洋务运动由奕、曾国藩开其端，而由李鸿章集其成。李鸿章从事洋务事业时间之长，地位之重要，兴办洋务事业之多，对洋务思想阐发之深刻，无人可比，确实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所以，评价李鸿章就离不开洋务运动，评价洋务运动也离不开李鸿章，二者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亡国灭种的危险和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被一部分有识之士所认识。李鸿章是其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位政治家，他所揭示的变局观、自强思想和变法论成为洋务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中国遇“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李鸿章的这些观点确是真知灼见、振聋发聩，真可谓中国19世纪中叶的“警世钟”。李鸿章的变局观和自强思想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情怀，发人深省，难能可贵。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自强呢?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处今日世喜谈洋务，乃圣之时”。意思是，当今之世，就是圣人复生也必须学习外国，实行变法，才能实现富国强兵。

功在当代：近代化事业第一人

洋务运动发生发展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引起关注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及与军事相关的科学技术。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兴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组建新式海、陆军，开始改变中国军队只有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情况。随后，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实力是军事设施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开始采煤铁、开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再后来逐步认识到西方的军事、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人才和制度与之配套，又开始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并对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

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建设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冶炼厂、纺织厂以及煤铁矿；创办了第一个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电线和铁路；建立了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开办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军事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文化、法律、管理书籍；培养出第一代科技和管理人才。

在这样许许多多的第一批里，我们几乎都能看到李鸿章的身影，都能听到他的呼声，都能体察到他发挥的关键作用，都能感觉到他的远见卓识和坚忍不拔。李鸿章在1865年到1895年的奏折、电报、书信、文章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与洋务运动有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人士是怎样克服重重困难，把中国近代化事业推向前进的。

勤勉敬业：封疆大吏写科普文章

李鸿章一生给朝廷写过无数奏折，新编《李鸿章全集》中收录的计有1500万字，其中有一篇最不起眼，最不重要，但读后令人感慨系之，经久难忘的奏折，内容是向朝廷介绍蒸汽机的运转原理：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于铜喉达入气筒，简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很少有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中国，留着辫子，穿着官服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和描述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的奏折，倒像是一篇用文言文写的科普文章。如果不是真心致力于国家的进步，怎会如此殚精竭虑。阅读《全集》，使人感触最深的是李鸿章的勤勉敬业，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呕心沥血的精神风貌。

新编《李鸿章全集》2800万字，平均每年七八十万字，每月六七万字，须知那是在政务剧繁的情况下写出的。李鸿章的幕僚吴汝纶介绍说：“部分奏稿尚或假手幕僚，至于信函、电报等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即便是部分由幕僚拟稿的奏折，李鸿章也一定要亲自过目并进行修改。李的奏折文思缜密，高屋建瓴，其中一些名篇，如《筹议海防折》、《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临终遗折》都写得气势恢宏，极具感染力，震憾力。梁启超对李鸿章的勤勉敬业十分感佩，他在《李鸿章传》中说李“案无留牍”，意思是今日事今日毕，从不搁置公事。笔者把甲午战争前1894年6月《全集》中的文献统计了一下，计有电报272份，书信87份，奏折36份，其它文件180份，共计575份，平均每天19份，工作之繁重令人惊叹。

身心交瘁：马关遭暴徒枪击

1895年3月19日，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硝烟里，71岁的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臣，与日本政府进行媾和谈判。这时日本还在大举进攻，清朝海陆军主力均被击溃，辽东、山东失守，京城危在旦夕。李鸿章向日方提出先停战，后谈判，日本当然不肯答应。谈判陷入僵局，日本加快进攻，朝廷急电频频，李鸿章心急如焚。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李鸿章从会场回寓所途中，遭到日本暴徒小山丰太郎枪击，“左颊中弹，血流不止，顿时昏厥”。经医生检查，子弹嵌入颊骨，取之十分危险，只能“留弹合口”。

消息传开，中日均“举国震惊”，世界舆论也为之哗然。日本当局担心此事引起列强干涉，只好宣布除台湾地区外立即停战，进行谈判。清廷来电询问李鸿章的伤势，李回电仅说“略痛，弹未取出”。就这样，“绷带处仅露一眼”的李鸿章坚持谈判20多天，生性高傲的他不得不低声下气地恳求比他小18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望其在条件上略有让步，但伊“乘胜贪横，悍然不顾”，根本

不准置辩，动辄说“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又肆意恫吓：“北京之危实有不忍言者”。“战既不能，和必屈辱”。李鸿章很想为自己的国家尽可能减少一点损失，但在谈判桌上，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割地赔款当然不能自专，上奏朝廷得到的指令是：“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之定约。”在这种情况下，签订条约势在必然了。

《马关条约》签定后，李在日本写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敌焰方张，彼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缚翼，后患将不可知，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克强敌，天下幸甚。”忧国之心跃然纸上。

百年之问：他真的是卖国贼吗

李鸿章可能没有想到，当他带着脸颊上的子弹和《马关条约》回到自己的国家时，已经成了全国的罪人，人们把一腔的怨愤几乎都洒在了他的身上，说他是国人皆可杀的卖国贼。连批准签约的光绪皇帝也迁怒于他，在召对时，当着众臣斥责李鸿章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数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与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凌厉”。李亦“引咎唯唯”。连李的女婿张佩纶都不能体谅他的苦衷，责问李签订条约可曾考虑“国之存亡，公之忠奸，家之祸福”。只有奕诉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罪。”李鸿章听之不禁老泪纵横。

李鸿章也在对甲午之败进行反思，他在信中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时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言，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益发不可复收。战绌而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平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议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李之所言，何尝不是实情，只不过他不愿，也不敢说出最主要的原因。

数十年来，实际当政者是慈禧太后，甲午战前光绪虽已亲政，但慈禧仍“阴主朝政”。此人既无见识，又极奢靡。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实在是起了很坏的作用。

梁启超说：“甲午战争的胜败在战争前就决定了。”这是很有见地的分析。甲午战争固然是一场侵略反侵略的战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强国。中国洋务运动的社会变革不彻底，仍在封建末世徘徊，当然不是日本的对手，战败求和是必然结果。至于谁在条约上签字，谁就是卖国贼，这种思维逻辑未免太简单了一点，没有朝廷的决策谁也不敢签定割地赔款的条约。至于谁去谈，谁去签，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只是当时人们群情激愤，又不敢公开指责朝廷，只有把李鸿章作为替罪羊了。

当然，由于李鸿章当时所处的重要位置，对甲午战败无疑负有责任。洋务运动改革不彻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李自身的局限性也是其中之一；甲午战前，对必然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和李的误判有关；战争开始后，没有及时、坚决地尽力抵抗，而是幻想通过列强调停来平息战争，不但贻误了战机，也影响了军心士气；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军队素质低下，战斗力弱的问题，李也负有责任。这些，都和甲午战败的原因相关联，都是要汲取的教训，但公正地说，都不能成为李鸿章卖国的根据。

“顿扩灵明”：访七国行程九万里

甲午后，李鸿章被免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赋闲京师。他在北京没有房产，只好借住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感受着世态炎凉，反思着一生得失，深深地为国运而忧虑……

1896年2月，朝廷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去参加俄国皇帝加冕仪式，并出访欧美七国。朝廷的意图是“联络西洋，牵制东洋”，并与各国谈判提高进口关税。当时中国的外交已十分困难，维系欧美各国谈何容易。况且李鸿章这时伤病未愈，又身负骂名，本可推辞不去，但他还是想尽可能地为国家多作一点事，上奏表示“一息尚存，万程当赴”。这篇奏折豪气不减，言辞恳切，一时“传遍九城，万人争诵”。这次出访历时190天，行程9万里，去了俄、德、荷兰、比利时、法、英、美七国，李一面执行外交任务，一面“博考诸国政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

李鸿章每到一地都不辞劳苦，兴致勃勃，深入了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参观工厂、银行、邮政、交通、学校。俄国外交大臣维特说李“对一切都感到好奇”。李自己也说：过去对“西洋政教规模，虽略闻梗概，究竟耳闻不如目见，借此游历一番，看看各国现象，可作一重底谱”。“以一人之所知，补一国之所缺，份在则然，责无旁贷也”。

李鸿章还参观了作为西方民主政体象征的议院，旁听议员讨论国事，并同他们交谈。李鸿章还接受记者的采访，《纽约时报》记者问他是否愿意把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去。李的回答是：“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意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事实。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这段话不是李鸿章惯常的半文言语气，显然是美国记者根据记录整理写成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但其真实性应该没有问题。李的观点倒是很值得深思。

通过半年的考察，李鸿章说自己“顿扩灵明”。他认识到“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真明效大验，有若是哉”。他在写给吴汝纶的信中说：“所到各国，其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而生财之法又不逮远甚。”这说明，李鸿章开始承认不仅是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欧美也优于中国，更清楚地认识到变法的紧迫性，他说：“若不亟图变法，广开利源，则束手待毙矣。”当然，李鸿章并没有失去信心：“此行遍历诸大邦，亲睹富强之实效，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日本变法以来，不过二十稔矣。”

李鸿章回国后晋见光绪和慈禧时，“历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这都说明，李鸿章超越了他在甲午战前的思想水平，达到了新的认识高度，这在之后不久他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就看得更清楚了。

李鸿章在这次考察中有收获，也有失误，他按朝廷意旨与俄国草签《中俄密约》，将中国东北的筑路权交给俄国，留下了很深的后患。

支持维新：坦言自己是“康党”

就在李鸿章不断呼吁“变法自强”之际，1895年到1898年，在神州大地上兴起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对此，李明里观望持重，实际上多有赞同。这是因为，李鸿章和维新派的“变法自强”尽管深度不同，但双方仿行西法，富国强兵的主张却是接近的。1895年8月，康有为，

文廷式在北京组织推动维新的强学会，李表示支持，默许强学会把会址设在安徽会馆内，而且“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为“虽身存而名已丧”，被拒之门外。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上谕，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李鸿章对戊戌变法的很多措施是支持的，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科举)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百日维新在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下失败了。就在对维新人士大肆抓捕的情况下，李鸿章在人前人后，还是对变法维新肯定有加。谈起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李归结为“变法太急，用人不当”，表明对变法的方向是赞同的。他在给其子李经方的信中说：“戊戌事变后，诛遣十余人，大变新政，又成守旧世界。”

李鸿章的这种态度引起了慈禧的恼怒，二人之间有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慈禧拿着弹章对李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回答：“废立之事(指废光绪一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富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李鸿章之所以敢于如此直言，一则变法是他一贯的主张，无可回避；二则他对慈禧的圣眷尚有信心；三则当时他已76岁，荣辱已能置之度外。果然，暴戾的慈禧听后，并无极端表现，只是“默然不语”。

李鸿章还尽可能做了一些保护新党的事情。康、梁等对李心存感谢，也对李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梁在其著作中说：“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康在逃亡中致函李鸿章，对他的保护表示感谢，并称其为“维新之同志。”

失之交臂未能与孙中山合作

孙中山和李鸿章的第一次未能实现的晤面与合作是在1894年。28岁的孙中山给李鸿章上书，对变法自强提出建议。孙之所以要给李上书，是因为视李为“通达治体，力图自强者”，希望能依靠这位元辅重臣来“倡行新政”，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这说明孙中山当时还没有推翻清朝统治的想法和决心，而是倾向于体制内的变革。在《上李鸿章书》中，孙把李很是称赞了一番，并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同时也指出，仿效西法以图自强，不能“唯坚船利炮之是务”，否则“是舍本而图末也”。

孙中山上书是通过李鸿章的心腹幕僚郑观应、盛宣怀(他们后来都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推荐的，他们还转达了孙求见李的请求。可惜的是，甲午战争在即，李焦头烂额，说了一句“打完仗以后再见吧”。孙李无缘相见，很可能是历史的一件憾事。由于未能与李鸿章晤面，又受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孙中山“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于是组织兴中会，决心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并于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孙李的第二次未能实现的晤面与合作是在1900年。其时李任两广总督，而广东一直是孙革命活动的基地。何启，陈少白等革命人士向孙中山建议“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孙阅之大喜，立复电少白赞成”。孙中山说：“对国内的李鸿章等总督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可使政治改革方案渐次施行。”孙为了争取李实行两广独立，曾从流亡地三次冒险回国活动。那么李鸿章是什么态度呢?李通过孙中山的好友刘学询约孙来粤，并表示保证孙的安全，还承诺奏请朝廷特赦孙的罪名。李鸿章还通过驻日本东京公使给孙带口信：“值此国家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计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孙答复：“拟先派代表赴广东，然后可以考虑亲自返粤的问题。”

情况的变化使孙李终未谋面。这年6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西逃。7月，朝廷急调李鸿章北上处理“内乱外衅”。实际上，李即使不北上，也不会同意“两广独立”。年近八旬的李鸿章和他的“恩师”曾国藩一样，他们的命运和大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大清是无论如何割舍不下的。李之所以急切地与孙联系，拿他的话说是为了使孙“来粤听命”，进行某种合作，这和孙中山“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的意图是两码事。

了犹未了：临终遗折祈盼“多难兴邦”

李鸿章北上了。每当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候，就需要他出来收拾残局。如果说甲午交涉是北洋大臣的职责所在，不得不往，庚子之变李远在广东，又已风烛残年，完全可以不去已被列强占领的北京，去做那“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换取占领北京一年多时间的八国联军撤出，好使皇帝和太后能回到紫禁城。这次李鸿章的代价不仅是马关那次脸颊中的子弹和卖国贼称号，而是生命的终结。在签字的当天，李“吐血碗许”，“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止，饮食不进”。1901年11月7日，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他在承认俄占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但李已经不能说话了……根据李弥留之际在场的幕僚周馥回忆：“公临终时，两眼炯炯不瞑。余抚之曰：‘未了事我辈可了，请君放心去’。目乃瞑。”李在临终前感于危局，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悲凉凄怆，令人伤怀。

李鸿章有遗折云：“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臣在九泉，庶无遗憾”。

封建末世的不二忠臣李鸿章就这样走了，身后的是非功过任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