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应该体现于作品之中。

书法作品的思想内容犹人之灵魂、军之统帅，由性灵而生风貌，由统帅而布阵势。思想由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事物的感悟而生成，归纳梳理，提炼升华，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和规范。扬雄日“书者，心画也”，可知书法创作受思想意识支配，笔墨线条是情感心迹的流露。由此，我注重书法作品的思想性。思想决定境界、品格、气局，故思想性又有普遍意义。思想性具体于一件作品可能并不显见，而纵观全部作品却始终客观存在其中。我并不认为书法家自然就是思想家，只是想强调书法创作过程以及书法作品所呈现的理性思维和文化价值追求。

我学书法以隶书人手，西汉五凤刻石、莱子侯刻石，东汉史晨、张迁、礼器、石门颂诸碑都下过功夫，继而接触简牍帛书墨迹。楷书临摹唐人柳公权、颜真卿，多得王振纶先生指授。北碑中爱好摩崖、墓志、造像中拙朴一路。隶书临摹时间较长，最初认为临得像就是标准，一味追求笔画酷似，章法务合碑刻纵横间距比例，未能体察隶书的时代特征，体会战国、两汉简帛书墨迹的意蕴气息，更未注意到隶书的流变以及明清近人的表达阐述，坠人侧重技法、忽视创变的误区。传统虽然相对固定，但并不是一成不变。一座静止不动的庐山，东坡居士却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这说明固定的事物在认识上也具有不同的视角和多元的取向。固化，得到的只是躯壳，躯壳并不能生发，不能生发势必脉络中断，难以承传繁衍。我们不妨把传统视为源泉河流，它既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又随着时空转换而不断扬弃、充实、完善，汩汩流淌，永无止息。

随着金石学的兴盛，清末至民国问金文书写备受重视。其章法布白多依器物铭文格式排列，笔法看重金石气息。我较欣赏商周彝器中徽号、少字数铭文形式，注重表现金文奇异瑰丽的图案性和古典的造型美，笔法力求突破平实匀停、敦厚端重，糅以行草笔蕴，赋予作品自由清新、率真天然、蓬勃积极的时代感，或再以他体题跋，呈现新的视觉效果。

甲骨文出土后，人们重视其考古、文献和文字学价值，而探求其艺术特质的研究却少有创获，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书家大都仍以金文笔意书写甲骨文，结体规范整饬，章法一如其他书体，并无特色。甲骨文与金文虽然同属古文字，使用朝代先后相连，且有并列使用的时期，但在艺术特征上存有明显的差异。甲骨文载体是兽骨，金文是青铜;甲骨文以刀锲刻，金文以范铸造。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甲骨文象形意味更浓，金文相对抽象规范。两相比较，甲骨文更具原始混沌的美学价值，而这种独特价值的存在为丰富甲骨文的艺术表现提供了可能。我写甲骨文用笔方圆、直曲并运，强调笔致的情感色彩;结体纵长为主，辅以横斜;墨法濃淡兼施、燥润相济;布白力避状如算子，端若垂裳，追求活泼自然、无拘无束又燮和天成，并使气韵始终贯穿其中。总之，一切并无定则，全依整体效果所需，随意生发，随机应变，“合而不同，违而不犯”，如此方能符合先民朴素的审美意识。

篆书创作还有一个绕不过的重要问题就是用字，特别是甲骨文中能为创作所用之字只千余，这无疑是一大限制和障碍。创作者能做的不是突破限制，排除障碍，而是遵守法则，在规定的空间内完成规定的动作。如果能以“戴着镣铐舞蹈”形容格律诗写作，那么借此形容甲骨文书法创作也丝毫不算过分。

与作品思想性比较，创作模式似更具方法论的性质。以学术之视野把握书法艺术发展脉络，超越时代、地域、门派诸限制，特别是突破书体之间樊篱，取长补短、杂糅融合而形成自家风格路数，似应是当代书法创新的正途;以学术之手段解决文辞斟酌、文字取舍等实际问题，似亦应是篆书及篆刻创作方法的正确选择。

中国金石学至清末，山左乃重镇，潍县陈介祺乃领军旗帜，其收藏之丰富，鉴赏之精当无人能出其右。既使今天传统金石学为现代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及书法、篆刻等艺术学科分解取代，而陈介祺的学术思想仍影响深远，其考古、传古的方法仍具有现实意义。老一代金石学者考据古物之笔记、手札、题识等不仅蕴涵着学问智慧和人文情怀，而且还丰富了书法的艺术表现样式。

篆刻虽然与书法有密切的关联，却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我们似乎应遵循其本体的规律，着重表现其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而任何试图美术化和强调技术化的倾向只会降低其欣赏品味，最终消解其固有的文化历史价值。我不反对篆刻创新，注意到一些富有原创精神和卓有成果的实践;我也赞同篆刻艺术领域的拓展和审美观念的外衍，只是不主张勉力牵强;我还同意“印从书出”，探索将书法所承载的意蕴印化于篆刻之中，使印面及边款更具写意情调，相对于工艺制作更加凸显人文因素。以上观点在我的篆刻作品中或有体现。

责任编辑：陈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