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桂东南工艺文化的历史渊源

桂东南是指以广西玉林为中心的地域范围，包括玉林、贵县（贵港）、桂平、平南、北流、容县、博白、陆川、兴业等县市。它地处北回归线略南，属华南丘陵区，为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理环境优越，素有“岭南都会”之美誉。

玉林故称“灪林”，古属“百越之地”。《旧唐书·地理志》载“灪林郡古西瓯骆越所居”，说明原来玉林境内居住的土著，应为百越族中的“西瓯”，也就是今天的壮族先民，古称“越人”、“西瓯人”。据考古发现，玉林境内的玉州、北流、容县、博白等地曾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或遗迹，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冶铜、冶铁及宋代瓷窑等一大批遗址，出土了大量种类丰富、研究价值较高的文物，包括青铜器、陶瓷、木雕、玉器、石器、铁器、碑刻、刺绣等。如福绵区宝岭村竹山自然村、龙安乡六西村石岭先后发现大量陶瓷片和石铲、石斧、石刀等，玉林大塘圩附近的狮子岭、城北镇寒山白浐口也发现了零星石器。考古材料说明，早在石器时代，古西瓯人已在此地生息繁衍。土著人经历了漫长岁月，在长期与自然斗争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创新和发展造物技术，改造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工艺文化，例如桂东南历史上的纺织、印染、缝纫、陶瓷、竹芒木器、编织、皮革等手工业都很著名。

桂东南工艺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序列，不仅保留了古西瓯骆越民族文化的特点，更多则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西周时期，随着岭南铜矿开采，铸铜业的发展，促进当地农耕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青铜文化的发展。据考古记载：陆川出土过春秋时期的铜罍；北流出土过西周晚期的甬钟和战国时期的柱形器；兴业出土过羊角钮铜钟等，这些由古骆越人创造的铜器不管是型制或是纹饰既有浓郁的古越族文化特点，又有中原色彩，并间杂楚滇文化因素。据史料相关记载，《尚书·尧典》尧“申明羲叔，宅南交，曰名都”；《大戴礼记·少间篇》“天命一天德嗣尧，南抚交趾”；《逸周书·王会解》也有关于岭南越人向商王进贡珠玑、玳瑁、翡翠等工艺品的记载。先秦时，虽然汉人势力还未进入岭南，灪林北部仍为西瓯人自治，但当时岭南地区已与中原有着密切的文化、经济交往。秦末，南越赵佗安定岭南，公元204年建立南越国，自立南越武王。《九域志》“南越王赵佗，夏日遣使入山（指玉林寒山）采橘，旬日方还”，表明玉林已在南越势力范围内。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不断南迁，越汉民族开始杂居，越汉文化经过不断交融、磨合，土著民族逐渐汉化，先进的汉文化最终成为当地主流文化，对后来桂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自唐宋起玉林成为岭南繁华的商贸中心和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上世纪绿鸦冶铁遗址（兴业龙安镇为中心）的考古发现更佐证了南宋时期灪林就被誉为“岭南都会”的历史。清光绪版《郁林州志》“郁林州由岭以南亦一都会……舟车之会，巨商富贾于此聚居”，记载了明清时玉林手工业、运输业以及商贸经济的兴旺发达程度。

二、桂东南民间工艺的文化形态

及其特征

（一）铜鼓文化。铜鼓产生于汉代，为了适应战争及娱乐的需要而大量生产铜鼓。当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七大铜鼓系列中，桂东南境内出土的就有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3个系列。铜鼓文化是古代壮汉民族先进生产力的象征。春秋战国时，北流就已大量冶铜、铸造铜器，古称铜州。据考证，北流铜石岭是西汉南越国的铜矿生产基地，当时南越国大量兵器和许多精美青铜器都是在此地铸造的，其金属冶炼、铸造工艺、纹饰技巧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如北流县六靖乡水桶庵出土的一面云雷纹铜鼓，残高67.5厘米、面径165厘米、重299公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铜鼓，被誉为“铜鼓之王”。因其鼓身遍布精细的云雷纹，又称“云雷纹鼓”。鼓面有太阳纹、水波纹、云纹、连钱纹、三角纹、菱纹、席纹等纹饰，鼓身亦环铸各种纹饰，如绳纹、蛙纹等。立体装饰多为蛙饰，蛙身无纹，一般为四到六只，并铸有鼓耳和合范缝。铸造工艺精美，工序复杂，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铸造工艺相比毫不逊色。北流型铜鼓型制硕大，庄重朴实，神秘威严。《后汉书·马援传》载：“俚僚铸铜为鼓，鼓为高大为贵，面阔丈余”，世界上面径排名前八名都出自此型。古骆越人崇尚太阳、云、雷、雨等自然物象，还有蛙和蟾蜍因强盛的生殖能力也被视为神灵崇拜。因此，俚人将图腾与铜鼓的纹饰设计融合为一体，使得祭神娱神的铜鼓更显神圣和威严。据《明史·刘易传》载：“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家有铜鼓，子孙秘传，号为右族。”可见铜鼓在民间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从北流、贵港、兴业城隍、玉州大塘、福绵成均、新桥、陆川等地均出土过铜鼓来看，古百越族在桂东南的分布十分广泛。铜鼓的许多纹饰与中原器物的纹饰相似或相近，明显是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如北流“云雷纹鼓”铜鼓上的五株连钱纹其实就来自中原货币的纹饰，体现了骆越文化对汉文化精髓的吸纳与创新。又如贵县罗泊湾出土的一面西汉铜鼓，鼓面主体为翔鹭衔鱼纹，并有芒纹、菱形纹、锯齿纹等，胸与腰间设四个绳纹钮，四周饰龙舟竞渡、羽舞人纹等，表现了古代壮族先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景象。它集冶炼铸造、雕刻绘画、音乐舞蹈、宗教民俗等综合文化为一体，成为桂东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象征。

（二）陶瓷文化。桂东南的陶瓷工艺发端于北流河流域。北宋末至南宋初，从北流岭垌一直到容县城关至藤县的瓷业都很兴盛。北流平政岭垌和容县城管曾有瓷都之称，是当时南方的重要产瓷区。瓷窑多位于平政岭垌北流河两岸，当地拥有大量的陶土资源、林业资源、水力资源以及得天独厚的松木杂木等天然燃料，为陶瓷生产创造了条件。以岭垌为中心，方圆三公里共有九十九条龙窑，是广西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陶瓷古遗址。

北流河流域陶瓷工艺融合南北制瓷技艺，博取众家之长，烧造出的瓷器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瓷化度极高。岭垌瓷窑主要生产碗、碟、盏、盆、杯、壶、罐、魂瓶、熏炉、瓷腰鼓等，以影青印花碟著称，瓷“白如玉，击如磬”，色白花青，胎质坚致腻白，釉色青白淡雅，釉面明澈丽洁，装饰有印花、刻花，数印花较多。多为菊花、莲花、牡丹花、龙凤、富贵寿福文字等吉祥图案，体现了中原吉祥文化崇尚，“海水游鱼”、“婴戏海水”等图案，则真实反映了北流河流域瓷器通过宋代“海陆丝绸之路”由南流江航运到海外进行外销的事实，是本土文化融入海洋文化的直接反映。瓷器的刻痕深浅、斜线坡度、斜面宽窄等富于变化，线条起顿明显，犹如中国书法之提、按、顿、捺。花、叶、水波、娃娃等轮廓流畅有力，富于韵律美感。技艺高超的艺人在坯体上刻制花纹之后，以透明青釉高温烧制而成。可以说当时的陶瓷工艺几乎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容县宋代城关瓷窑，以烧制清白瓷闻名。据史料记载，城关瓷窑烧制的瓷腰鼓历史达数百年之久。瓷腰鼓是岭南瑶、壮等少数民族的喜爱一种古乐器，体积硕大，一端呈球状，开口，一端呈喇叭筒状，中为圆筒细腰，空心长形，瓷化度极高。瓷腰鼓实际上是桂东南瑶、壮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

（三）编结文化。桂东南编结扎制工艺始于明朝，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当地盛产竹芒藤草，为民间编织工艺的繁衍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资源。早期的竹芒加工主要有盆、篮、箩、筐、篓等自给自足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尤其是虾萝、鱼苟、鸡笼、猪笠等各种竹器，造型实用巧妙，编织轻巧牢固。正如当地土话形容“猪笠篾度度扭”，意为几百斤重的大猪装入猪笠，无论怎么拱动都毁坏不了。竹、藤材料同样用于水车、水上交通浮桥、竹排等生产、运输工具的制造，造型简朴，质地粗犷结实。如现存于北流新圩镇平安山村合水口的“平安山水车”，仍在提水灌溉农田，古老的水车体现出远古农耕的遗风。据村民介绍，先进的水车技术是由闽南先民迁移带来，传承至今已有240多年历史，制作技艺全凭族里祖辈口述相传，扎制工艺相当讲究，水车汲水竹筒的角度要经过严格调试，水车轮圈分雌雄，扎轮要用大容山深处经年不见阳光的野藤、松木和竹子作为材料，这样做出的水车才会结实耐用，不怕水泡。这种就地取材、物尽所用的材质特征同样体现在其他的编织工艺中。如玉州区城北街道钟周村，当地一年四季盛产翠竹，几百年来从事竹编不断，尤以竹编锅盖最为出名，故在玉林地区有“锅盖良村”之美誉。又如城北潘岭“草席村”，以编织麻筋草席闻名。良村的织席工艺到民国时期达到辉煌，不但在玉林本地扬名，还热销梧州、贵港等地。

此外，博白的客家编织也很有特色。明清年间，博白民间就有编织草席、竹篮、竹笼、竹箩、簸箕、笠帽的习惯。在形状各异的竹器中，以竹箱编织最为精美，因形如“猪腰”和“手笼”，人称“猪腰笼”和“手笼”。旧时民间富人结婚嫁女，都要挑选一对“猪腰笼”和一对“手笼”作为嫁妆，里面盛有甘蔗、红枣、榄子等吉祥之物，送嫁人挑着紧随新娘轿后，故称“轿尾箱”。可见，编织工艺不仅仅是一种造物技能，也是民族民俗文化的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四）纺织靛染文化。玉林的土布纺织、蓝靛印染同样历史悠久，久负盛名。古代玉林的纺织原料主要是苎麻和棉花。当时玉林境内的六万山盛产蔓草（葛麻），用其茎的纤维可制成织物“葛布”。玉林产的布精细、结实，唐朝时被称为“灪林葛”。据唐《白氏长庆集》记载“桂布白如雪，吴面软如云，布重棉且厚，为为裘有余温“；又曰“细布，一号灪林布，比蜀黄润。”因当时灪林布比蜀地所产之布上乘，故远销中原地区专供富人衣着，有的还被用作远航帆布。乾封元年，灪林葛被列为朝廷贡品，延续1000余年。棉花种植在宋代传入玉林后，始用棉花替代葛麻纺纱织布，棉絮古称“吉贝”，故纺布被称为“纺贝”。清代时，灪林葛布每年的织花纹布（又称龙凤葛）都要经驿站上贡朝廷。明清以后，民间的土布纺织手工业依然发达兴盛，如福绵镇新江村、城西镇江岸村家家户户都纺纱织布或自设布庄经营土布，故历史上有“木棉村”、“纺织村”之美称。土布纺织工序繁杂，需经过角纱绽、牵纱、绞纱、角筒等工序，然后上机才能织成布匹。葛布朴实而精细，图案朴素大方、配色和谐雅致，多为格子、柳条、夹纱布或打结布，看上去给人一种朴拙之美，具有浓厚的民间乡土风情。

古代灪林地处偏远，山高林密，植物众多。除了多年生葛蔓，也盛产蓼蓝（蓝草），聪明的玉林人发现蓝草经过在缸内发酵后，可以加工成蓝靛染色、洗布，靛染布疋生产逐渐兴起，加之当时棉纱纺布的兴盛也促进了靛染业的发展。蓝靛染布的颜色一般是蓝色、黑色，颜色深浅由染的次数而定，次数愈多，颜色愈深。染后加晒薯良水更不易褪色。所有染晒均用冷水，不须煮染，布经染妥后，再要碾光使布质坚密、光润不皱。这些以蓝靛染织而成的花布在民间被制成的被套、被单、蚊帐、包袋、小孩背带以及日用服装等生活用品，图案淳朴典丽，朴素大方、色调清新明快，是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灪林手工土布。玉林的蓝靛布疋印染，在清朝民国时期曾盛极一时，玉林、兴业、平地和博白马糖等地农户因此大量种植草蓝青。位于兴业县石南镇庞村清代民居群的梁标文染坊，博白南流江岸的马塘村染坊都是当时桂东南著名的靛染布疋作坊。除内销外，多集中于船埠，经北海运销各地，远至北京、天津、广州、香港及东南亚等。解放前后，因外来的化学染料大量输入，逐步取代了蓝靛染料，草蓝青的种植几近绝迹。

以上综述的仅是桂东南诸多工艺文化中的一些代表，但从中不难领略到其丰富独特的艺术形态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这种神秘、兼容、多元的文化特征对于桂东南民俗乃至桂东南文化应该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能够起到由一斑窥全豹的作用。

注：本文为玉林师范学院重点项目“桂东南民间美术文化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YJZD06

【参考文献】

[1]陈延国.奔腾的南流江[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11）.

[2]李克.玉林文化遗产[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11）.

（作者简介：张耀军，玉林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