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流派层出不穷，其数量之多、花样之新、更迭之快、创新之高，在文学艺术的史册上绝无仅有。这种景象得益于各学科的大融合、学术视野大交叉的大综合趋势。像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结构主义等流派，文学上各种新的叙事模式的兴起、发展和建构都涉及对科学作出回应，尤其受益于C.达尔文、A.爱因斯坦和S.弗洛伊德等人的科学思想。20世纪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学者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或天才地、或敏锐地、或自觉地洞察到时代之魂，即一个时代知识思想汇集融合的精髓，并身体力行地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无人区”去探索、去践行、去开创，为人类的文明史留下了“新的根基”、“新的故事”、“新的结果”，催生出新的科学、新的文学艺术、新的方法、新的知识结构，而且更新了人的哲学观、价值观、自然观和思维方式。

关键词：交叉视野；文艺学；创新；学术无人区

作者简介：冯毓云，女，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艺学创新路径探索”，项目编号：13BZW009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114-09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界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叉融合的视野，重新解读、阐释文艺学的某些元理论，挖掘科学和文艺学之间潜在的科学与审美的因子及其相互融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以期打破学科壁垒、更新学术思维、扩大学术视野，促使文艺学走出纯人文学、纯文学的疆域，建构具有综合性、创新性、前沿性和跨学科性的多维、多元的文艺学知识结构，进行了可贵的、大量的学术探索，硕果累累。但是，由于对科学理性、工具理性的反思、批判仍占据学术界的主流，对人文学科独特性则过度诠释，而对标志着第四次科学革命的复杂科学（亦称后现代科学）却知之甚少。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叉融合的视野能否催生出有创新性的文艺学知识门类，能否超越传统的作为人文学科的文艺学的疆域，仍然疑虑重重。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研究一体化进程以及学科大联合的潮流，早已势在必行，锐不可当。从西方到东方，从欧洲到中国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的对话和践行，并在此践行的艰难历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硕果。

兼具科学家与作家于一身的英国著名学者斯诺，经常往返于科学家和艺术家这两个团体之间，对他们的对立有着切肤之痛。科学家和艺术家在智能上“可以互相媲美，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也相近，但是几乎完全没有相互交往”，缺乏“共同性”，“以至于从柏灵顿馆〔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所在地〕或南肯辛顿到切尔西〔艺术家聚居的伦敦文化区〕就像是横渡了一个海洋”[1]（P2），老死不相往来，甚而相互诋毁。科学家与艺术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隔绝到如此地步，斯诺认为这不是暂时的文化现象，而是“整个西方的问题”，“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1]（P3），这两个极端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1]（P4）。正是这种切身的感受，使斯诺提出以第三种文化打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课题”[2]（清华新人文丛书序，P2）。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索卡尔诈文事件”引起的席卷全球的科学大战，更引发了仁人志士对两种文化的交叉融合的紧迫感、责任感。他们意识到，两种文化的融合早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当代人类的生存问题，其中涉及对传统科学、哲学、文化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反思、批判，甚至颠覆，重建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谐与共的世界图景。其实，这种世界图景并不是当代人类的构想，早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就存有过，只不过那时的人类不是自觉而为之，而是本真地、直觉地为之。

如果从科学史角度看，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历史已经呈现出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炫丽图景。怀特海指出：“公元16世纪时，西方基督教发生了分裂，同时，现代科学也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了。”[3]（P1）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打破了宗教神学的桎梏，第一次从哲学和宗教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是以乔尔丹诺·布鲁诺的受难为代价的，“近代科学的第一个世纪是由于他在1600年的死而开了先河”[3]（P1）。之后，近代科学一发而不可收，数学（笛卡儿的解析几何学）、天文学（哥白尼的日心说）、物理学（伽利略的三定律）、科学方法论（培根的归纳法、笛卡儿的演绎法），还有医学、解剖学、生理学、植物学等相继兴起，不一而足。在这些科学风起云涌的大潮下，科学与科学、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融合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显著特征。文艺复兴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取得划时代的、举世无双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成果，与两种文化的交融是分不开的。如：彼特拉克是“文艺复兴的前驱者”，他“首先倡导恢复良好的古典拉丁语，以代替经院哲学派的非正规拉丁语”[4]（P156），为文艺复兴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提供了阅读古希腊丰富的学术资源的工具，这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科学的振兴至关重要。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位奇才、天才，“他对各种知识无不研究，对于各种艺术无不擅长。他是画家、雕塑家、工程师、建筑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而且在每一学科里他都登峰造极。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纪录”[4]（P163），所以丹皮尔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其他部门的开路先锋”[4]（P163）。达·芬奇坚实地走在交叉学科的融合大道上。他为了使画和雕塑达到惟妙惟肖的极致，掌握了人体构造的精确知识。据说他不顾教会的传统，弄来许多尸体加以解剖，并绘制了大量精确的、堪称艺术品的人体解剖图。在生理学上，达·芬奇也有创举，他早于哈维100多年发现血液循环，深刻了解血液循环的一般原理。[4]（P168）他预见过后来由伽利略证明的惯性原理，重新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液体压力概念，提出过天体是一架服从确定的自然法则的机器的理论，预见地震现象，注重科学实验方法。凡此种种，足以证明达·芬奇是一位真正的巨人，是集艺术家、化学家、生理学家、力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甚至工程师（很多科学机器，是他亲自动手制作的）于一身的天才巨匠。像彼特拉克、达·芬奇这样的通才，文艺复兴时期不胜枚举。

有人片面地认为文艺复兴主要是文学艺术的文化复兴，对此丹皮尔不能苟同。他认为“文艺复兴绝不限于文学，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一次空前未有的智识发酵。虽然文学是最早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因素”[4]（P156）。他所说的“智识发酵”，一是意味着多种知识、多门学科齐头并进、兴旺发达，为欧洲的近代科学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科学与人文的基础；二是意味着各门知识的相互交叉、渗透、融合，产生一种新的视野、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的科学精神与胸怀。正是这种“智识发酵”，才使欧洲告别了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冲开神学的枷锁，开创了一个以人性为主宰的新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科学启蒙的时代、一个学科大融合的时代、一个通才辈出的时代、一个人性崛起的时代。西方有过这种文化融合的辉煌时期，中国同样出现过两种文化交融的辉煌时代，这就是“五四”时期。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叉融合的第一个高潮发生在五四时期。这种交叉，首先表现为西方科学的评介与传入。怀特海说：“西方给予东方影响最大的是它的科学和科学观点。”[3]（P3）据刘为民考察，“当时以‘科学’命名的杂志多达70余种，倡言‘科学’以为宗旨的大小刊物更有百余种”[5]（P20）。从维新运动开始，任鸿隽、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梁启超等思想大家亲自或评介或撰文介绍，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一时间，“在改造中国社会政治、更新民族道德精神的‘五四’启蒙运动高潮中，使得科学崇尚与科技意识深入人心”[5]（P20）。科学和科学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强大动力。由于科学对中国革命出路之重要，当时有识之士都渴望走科学救国之路。科学救国的利与弊不是本文的议题，可悬而不论，但是科学救国的主张客观上却促进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叉融合，造就了一大批文理融会贯通的大师级人物。据刘为民考察：

那些堪称创作大师甚或一代宗师的“五四”文学先驱们，不仅普遍学历较高，接受高等教育和出国留学的比率高，而且选择的学科，绝大多数属于自然科学，或选学过自然科学。请看：

鲁 迅 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郭沫若 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郁达夫 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周作人 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后入立教大学并因近视改习土木工程学。

胡 适 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科，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

洪 深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陶瓷工程专业，后转入哈佛大学专攻文学与戏剧。

田 汉 留学日本，先学海军，后改学教育。

丁西林 英国伯明翰大学专攻物理学与数学，并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

陈独秀 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

闻一多 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珂罗拉多大学专攻美术。

徐志摩 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系学习银行（金融）学，后去英国入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并获硕士学位。其间他深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

冰 心 协和女子大学医科，后入燕京大学改学文科；1923年8月赴美，入威尔斯利大学留学。

……[5]（P24-27）

五四时期涌现出数百位在思想史、文学史上占据显要地位的大师级人物，他们普遍接受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现代师范教育和外语的系统教育，具有全面的、系统的、最新的知识结构。刘为民经过大量的实证考察，说：

显而易见，“五四”作家的知识结构不仅迥异于孔乙己、陈士成们头脑里的圣贤经传，而且从国内的职业训练到国外的高等教育，他们都普遍热诚地接受、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乏的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关键部分——科学，而外语水平甚至成了可以反映他们的精神面貌的时代标志。鲁迅、胡适等人都对当初接受《天演论》学说的新鲜与振奋，有过生动的记述。郭沫若曾说：“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我，品评一个学校的高下是以外国教习的有无多寡为标准的，连中学校的物理化学都须得聘请外国教习，至少也须得用外国教本。”他“那时的理想”就是“游学欧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平津上海”。[5]（P28）

从这些翔实的材料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渗透，为造就学贯中西、具有深厚知识素养和立志救国的远大志向的宗师、大师提供了最佳的文化平台。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五四”时期作家所具有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融合的知识结构，为新文学的革命与繁荣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思维和方法。从社会转型角度看，科学与文学的交叉融合，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启孕育了精神食粮。我国的“五四”运动和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但是从其发生的条件来看，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即都出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高潮，形成了两种文化融合的良好文化氛围，培育了一大批流芳百世的宗师、大师。可见，两种文化的融合不仅催生了新的科学、新的文学艺术、新的方法、新的知识结构，而且更新了人的哲学观、价值观、自然观和思维方式，为人类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无独有偶，中西方学术界在追寻各自现代性发生之源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文艺复兴运动和“五四”运动，分别视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的现代性之源，“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现代性的序幕。可见，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或现代文明总是与两种文化的交叉融合相伴，这大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吧！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又发生了重大转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有学者称这个时代为“信息时代”、“第二或第三媒介时代”、“电子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不一而足。尽管称谓各异，有的在逻辑的涵盖上不尽准确，学术界认识上也有差异，甚至相左，但是，这种种称谓都表达了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学术界还在为此争论不休，那么到了90年代，“后现代”这一话语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入老百姓的话语”[6]（P5），后现代思潮席卷全球，人类社会和文化正在发生重大变迁。伴随着这一场重大变迁，人类又迎来了新一轮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话。在这股浪潮的激励下，许多思想家、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纷纷投入到这场科学革命之中。他们身体力行，突破禁区，开垦了不少学术无人区，结出丰硕的果实。如美国的伦纳德·史莱因本是美国“一位事业有成的医生”，他“对艺术，特别是绘画有深厚的兴趣和造诣，也对自然科学下过苦功，他对生物学、遗传学和解剖学的许多看法都相当精辟和现代”[7]（序，P2）。史莱因借助自身学贯科学与艺术的优势，深知“将物理学和艺术联结在一起，会带来以诧异始以大悟终的更一体化的认识”[7]（P14），这促使他写出了《艺术与物理学》这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开辟出实质性的、令人信服的且富有成效的路径。像S.钱德拉塞卡的《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爱德华·罗特斯坦的《心灵的标符——音乐与数学的内在生命》、杰米·詹姆斯的《天体的音乐——音乐、科学和宇宙自然秩序》、阿瑟·I.米勒的《爱因斯坦·毕加索——空间、时间和动人心魄之美》等著作，都是交叉视野的成功杰作。这类著作在西方颇受人们欢迎，拥有大量的读者和广阔的市场。这一现象与斯诺在20世纪60年代描述的两种文化对峙的状况相比，已今非昔比。可见，两种文化的融合已成时代的大趋势。

在华人世界和中国本土，有许多知名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也走在这股大潮的前列，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和杨振宁便是其中的楷模。杨振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著名的题为《美和理论物理学》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出“科学中存在美”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在当时我国科学与人文学术界所激起的振聋发聩的景象，至今还历历在目。李政道更是身体力行，1993年、1995年李政道在他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建立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举办了两次“科学与艺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与李可染、吴作人、黄胄、华君武、常沙娜等艺术大师共聚一堂，不仅“对艺术和科学之关系各抒己见、相互启发”[8]（楔，P9），而且还举办展览，展出了很多、很美、很有创新性的科学主题画。这些作品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是两种文化融合的见证。而我国著名的科学大师钱学森不仅在科学的多个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而且他对文学、艺术也有很高的造诣和修养。他对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有很多精辟的洞见，如“科学与艺术共同构成‘大成智慧学’的重要内容”、“科学与艺术是不断丰富的一对范畴”、“科学与艺术相须而行共同发展”、“科学与艺术日趋融合相得益彰”、“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成综合创新”等等真知灼见。[9]（P344-375）此外，他对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对象、目的、灵魂、特点都有系统论述。凡大师、大智慧者都是站在知识巨人的肩上，海纳百川、融于一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爱因斯坦、玻尔、彭加勒、海森堡、费恩曼、霍夫曼、杰拉西、莱特希尔、李政道、杨振宁、贝聿铭等大科学家，中国古代的张衡、祖冲之，现当代的鲁迅、郭沫若、钱学森、竺可桢、苏步青、李四光、钱三强、卢嘉锡、吴阶平、袁隆平等大师的心灵中，都闪烁着这“大成智慧”之光、盛开奇妙的融合之花！

科学蕴含着美，科学是美丽的，这已被人们公认。尽管这种共识历经了坎坷险阻，但科学美终于进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廊，与艺术美并驾齐驱，成为文明硬币不可分割的两个面，休戚与共。科学是美丽的，但科学也能创造美，这还鲜为人知，甚至还遭到质疑。科学创造美，科学已经像艺术一样创造了大量的缤纷炫丽的艺术作品。如多面体艺术、数学雕塑、混沌艺术、光效艺术、分形艺术、网络互动艺术、网络装置艺术、人工生命艺术、机器人艺术等，不一而足，美不胜收，令人目不暇接。

科学技术创造艺术、创造美，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个最令人惊异和瞩目的亮点，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的结晶，是当代人类智慧的象征，更是大自然的恩惠，它标志着人类文明跨越到一个新的时期。中国科技大学汤书昆教授敏锐地洞察到人类文明的这一新动向，他说：

当代科技正在将艺术带入一个全新的纪元，当代科技为艺术创作提供的手段与可能性直接地决定了艺术的表现形态，而艺术的想象又推动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许多曾经在科幻境界中被津津乐道的魔幻般的神奇镜像正在被当代科技变为现实。

当代科技所创造的艺术正在谱写着人类文明的新篇章。这种艺术形态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更提供了全新的娱乐方式。它已经开始改写人类的生活方式，成为新兴的创意产业的主导动力。[10]（序）

交叉的视野，孕育出新的学术领域、新的发明创造，锻造出大师级的巨人，点燃现代文明，描绘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和谐与共的炫丽蓝图。交叉的视野，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其意义和作用怎么估价也不为过。

交叉的视野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常常能意想不到地开辟出“学术无人区”，实现创新式跨越。在科学史上，重大的，甚至划时代的科学发明，都是在多种学科交融的“学术无人区”中诞生的，比如控制论。控制论是一门应用极为广泛的综合性的新兴科学，对控制论的界说不胜枚举，但就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的定义看，他认为控制论是“关于动物、人和机器的控制和通讯的新学科”[11]（P215）。据此，可以看到，控制论不仅涉及物理学、数理逻辑、信息论、概率论、算法论、工程学等自然科学门类，而且它跨越了自然科学的疆域，首先实现了人机对话，即无机物与有机物的对话。维纳在《控制论》一书的导言中，追述控制论诞生时的经验，首肯得益于学科之间的大联合。他说，和他共同创立控制论的墨西哥国立心脏学研究所的阿托罗·罗森勃吕特博士领导了一个每月举行的关于科学方法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从事医学、物理学、数学等方面的年轻科学家。他们精通自己的事业，对邻近的学科也较为热衷。这些学者汇集在一起，利用吃饭或饭后时间，展开活泼的、毫无拘束的学术交流。通常某一个，或是本团体的一个成员，或是邀请来的客人，宣读一篇关于某个学科问题的论文，之后，大家抢着善意但却毫不客气地评头论足，有时候还夹杂着尖锐的批评。正是这种不同学科的学术交流，使维纳思考起数学、统计物理学、通讯理论、生物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正是这种畅所欲言的自由的学术气氛，使维纳和罗森勃吕特博士相信，在科学中最有发展前景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11]（P1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纳所承担的任务使他注意到生物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之后，他运用类比方法，揭示出人的智能活动和神经系统同技术装置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12]（P30），这就为控制论的诞生找到了契机。维纳得益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才最终实现了人机对话，完成了生物学和物理学、无生命与有生命的综合，这在科学史上振聋发聩，其影响不可估量。可以说维纳的控制论如果离开了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孤立地恪守传统专业化的研究路径，是难以产生的。维纳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强调了罗森勃吕特博士的观点，指出：

到科学地图上的这些空白地区去作适当的查勘工作，只能由这样一群科学家来担任，他们每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专家，但是每人对他的邻近的领域都有十分正确和熟练的知识；大家都习于共同工作，互相熟悉对方思想习惯，并且能在同事们还没有以完整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新想法的时候就理解这种新想法的意义，数学家不需要有领导一个生理学实验的本领，但却需要有了解一个生理学实验、批判一个实验和建议别人去进行一个实验的本领。[11]（P12）

科学是如此，文学艺术也不例外。文学艺术同样需要依靠不同学科，甚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交叉融合，来更新思维方式、创立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范畴乃至新的艺术流派和艺术门类。从19世纪末开始至今一百多年的文学艺术与传统文学艺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各种流派纷至沓来、竞相绽放，而且还体现为文学艺术理念的创新和建构、范式的不断转型。仅就艺术而言，从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野兽派、抽象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到后现代的行为艺术、原生艺术、贫困艺术、集合艺术、观念艺术、波普艺术、新写实主义等等，应有尽有，五花八门，构筑了五彩缤纷、炫丽耀眼的万花筒般的艺术世界。与艺术相比，文学流派的竞相绽放也毫不逊色。刘象愚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一书的绪论中，将西方19世纪末至今的文学发展划分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个历史阶段。现代主义是 “以19世纪后半期的象征主义诗歌为开端，一直到二次大战前后的存在主义文学，包括了其间的后期象征主义文学、未来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意识流文学、存在主义文学等”[13]（P3）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后现代主义文学通常则是指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西方的一种主要的文学流派、文艺思潮和文学现象”，它“包括许多不同的文学流派，诸如新小说、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元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投射诗、具体诗、语言诗等等”。[13]（P8）相对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19世纪末至今的一百多年，仅仅是一瞬间，然而，就是这飞逝的瞬间，文学艺术的流派层出不穷，其数量之多、花样之新、更迭之快、创新之高，在文学艺术的史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百余年的文学艺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景象？

国内外的学者给出的答案林林总总，既有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时代的、文化的理由，又有文学艺术自身的原因；既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甚至相左的观点。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在阐释现代主义的名称和性质时认为，从文化地震学来定位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它既不属于十年期的时尚地震，亦不是百年期的艺术风格的转移，而是“灾难性的大动乱”[14]（P3），他们引用赫伯特·里德的观点加以确证：“当代的变革有着不同的性质：它并不是暗示倒转甚至倒退的变革而是解体，是退化，有些人会说是崩溃。它的特征是灾难的。”[14]（P4）这种灾难性的变革缘于时代的混乱、量子力学的产生、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文明和理智的毁灭、马克思、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学说改变了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资本主义和工业不断快速发展、人的生存困境、传统观念的解体、语言陷入混乱等等原因。[14]（P12）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产生是整个时代合力作用的必然产物，因其缘由的复杂多样，才冲撞出这样一个“剧烈脱节”、“文化上灾变性大动乱”、给予“人类创造精神的基本震动”的灾难性的变革。[14]（P3）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詹姆斯·麦克法兰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也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分析和定位是全面的、准确的，但却有面面俱到、怕挂万漏一、貌似公允之嫌。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尤其是20世纪各种思想交叉融合的视野来透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种“文化上灾变性大动乱”本身蕴藏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造力、创新精神，正是这种创造力，才导致了文化火山的爆发、文化版图的断裂、文化奇葩的盛开。英国著名学者彼得·沃森在他的《20世纪思想史》导论中，谈及他为什么不从政治的、军事的、历史的、国家的角度来撰写20世纪思想史的动机时指出，尽管与任何一个历史断代相比，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斯大林的俄国、希特勒的德国、非殖民化及冷战”等毫无人性、野蛮残酷的重大历史事件，非常值得反思，但他还是“避开传统史学聚焦的那些政治、军事事件和国家事务”，“把重点转移”到“知识方面的重要思想”，“因为正是它们决定了20世纪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不寻常的意义”。[15]（P1—2）决定20世纪发展方向的知识思想包括了“从弗洛伊德到维特根斯坦”、“从斯宾格勒到《动物庄园》”、“从萨特到《平静的海》”、“从反正统文化到科索沃”四大知识思想版图，其中科学是“居支配地位”的知识，“因为科学的贡献不仅涉及到新产品的发明，也涉及到已经改变人们全部生活的具体领域。除了改变人们所思的内容外，科学亦改变了人们所思的方式”[15]（P2）。在彼得·沃森看来，由于“科学自身所取得的许多进展”以及科学对其他各种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思想方式及做事情的方法的深刻影响，形成了20世纪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的“大综合的趋势”。[15]（P3）唯其如此，20世纪的知识思想才为人类走向新时代提供了“新根基”、“新的故事”、“新的结果”，以鼓舞当代人“乐观地看待发生的变化”。[15]（P7）彼得·沃森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洞察到学科的大融合、学术视野的大交叉，焕发出人类的无穷创造力，带来的是硕果累累的新发明。

20世纪的文学艺术所以被誉为第三级的文化大地震，呈现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景象，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得益于20世纪各学科的大融合、学术视野的大交叉的大综合趋势。彼得·沃森明确指出：“视觉艺术（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结构主义、甚至抽象自身）的许多发展，涉及到对科学（或科学家们认为是科学的东西）作出回应。作家J.康拉德、D.H.劳伦斯、M.普鲁斯特、T.曼，以及从T.S.艾略特到F.卡夫卡、V.伍尔夫和J.乔伊斯（这里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他们均承认受益于C.达尔文、A.爱因斯坦、S.弗洛伊德中的某一个人，或三个人。在音乐和现代舞蹈中，原子物理学和人类学的影响已得到认同（但A.勋伯格对此有所保留），同时‘电子音乐’这一用语已不言而喻地反映出了这种影响。在法学、建筑学、宗教、教育领域，在经济学和工作的组织方面，科学成果及科学方法论显然是不可或缺的。”[15]（P3）事实也的确如此。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绘画产生的时间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大约同时，即1905年至1910年。立体主义的命名虽然得自于沃塞耳在参观立体主义画展时无意间所言的“这些新作品看上去像是一堆小立方体”[7]（P217），命名看似无意，实则有真意，即它一语道破了立体主义与科学，尤其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命名的角度看，立体主义源于立体几何学，从对实在世界的认知上，二者都颠覆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因果决定论，时间和空间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参照系不同，时间和空间会发生变化——或收缩，或膨胀，此即相对的时空观。爱因斯坦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实在世界乃是四维的世界，立体主义则从艺术的角度呈现出四维世界的客观存在（传统观点只承认二维和三维世界）。毕加索作于1907年的《阿维尼翁的少女》、1911年的《我的漂亮宝儿》、1912年的《带藤背椅的静物》，以及与毕加索一同创立立体主义的著名画家乔治·布拉克的《葡萄牙人》和受立体主义影响很大的杜尚作于1912年的《下楼梯的裸体女人》等等立体派作品，传达的都是爱因斯坦的实在世界的真实面貌。所以，伦纳德·史莱因评说：“爱因斯坦的公式是明说，立体派的绘画是暗表，它们两者都表述着同一观念，就是所有的参考系都是彼此相对的。”[7]（P221）对立体主义与科学的对接，艺术史研究的专家纪涤庸如是评论：“立体主义与透视原理实现了决裂。立体派看视物体的方式是相对性的，这就是说是多视点的，而且任何一个视点都不具特殊的权威地位。这样分割看视的结果，是物体被从所有角度——上、下、内、外，同时看到。……因此，自文艺复兴开始、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行之有效的三个维度，如今又增添了第四个——时间。……物体从若干视点得到表现的做法，带来了一个与现代世界密切相关的内容——同时性。爱因斯坦也在1905年上发表了著名的《动体的电动力学》，给出了同时性的严格定义。这二者在时间上是相合的。”[7]（P229—230）立体主义在艺术上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在艺术与科学交叉融合的学术无人区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画派，而这个画派给人类带来了看待世界的全新方式。20世纪产生的许多艺术流派莫不如此：印象主义、野兽派得益于现代光学；未来主义得益于爱因斯坦的“时空中的一切在光速下都是同时性”[7]（P238）的著名论断和闵可夫斯基1908年发现的四维本性的科学思想[7]（P248）；抽象派得益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场”的发现[7]（P284—286）；超现实主义得益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科学发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时空连续统的科学思想[7]（P292—293）。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20世纪的文学同样深受现代科学的巨大影响，“文学这种文字艺术也和其姐妹——音乐和视觉艺术——一样，预感到物理中即将出现有关世界观念的重大变革”[7]（P339）。伦纳德·史莱因在他的《艺术与物理学》一书中，专辟一章，翔实、科学地探讨文学与现代科学的联姻如何彻底地改变文学传统的叙事方式，带来20 世纪文学的新流派。他分析道，20世纪之前，由于牛顿的机械决定论的思维定式，文学叙事和结构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一直遵循着统一原理和“一贯同”的手法。所谓“统一原理”主要指小说创作以情节为视点，把“小故事归并为一个整体性的长篇，包括进诸多细节、支情节和人物”，作家“以第一或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开讲”。这种开讲的线路是严格按因果律，并试图把“一系列文字接续成图画，反映稳定空间和流动的时间中的人或事物”[7]（P344）。文学上遵循的统一原理与“牛顿体系将运动、力和质量按其空间和时间的关联组织起来”[7]（P345）的牛顿科学统一思想是一致的。所谓“一贯同”手法，“意指保持讲述者立场、观点与口气始终统一一致”[7]（P346），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知视点，也被讽刺为“上帝全知视点”。“一贯同”手法与“科学中的绝对静止参考点”[7]（P346）相雷同。上述叙事方式一直沿用“到19世纪中叶为止，小说的基本结构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7]（P346）。从时间上看，小说的这种叙事模式一直与牛顿的机械决定论思维模式相伍为伴，这不能说是一种偶然，相反它证明了近代科学逐渐以一种霸权话语对人类的文化、学术研究、思维方式的全面操控。文学统一原理和“一贯同”手法受到冲击发生在19世纪末，到了20 世纪文学的叙事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福楼拜开创了多视点的客观叙事，爱伦·坡坚信“时空连续统”，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的以极瞬间的时间、极短的篇幅以“纤毫入微，没有漏录涓滴细节”[7]（P350）的心理叙事和与爱因斯坦同时代的乔伊斯以接近光速的时间描述人的一生的意识流动和幻觉转幻的意识流小说，打破时空顺序，以自由联想的方式叙述意识天马行空的流动等等叙事模式的兴起，是与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及其他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建构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全新的时空观。“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中的收篇之句写下了有关光速和时空的内容”：“要写一个人，第一步，也是最要紧的一步，是让他占上一个位子。这不同于只给他一个空间位置。这个位子不似空间位置那样狭隘，它有极为广阔的时间维度，意即能如同侧身若干年代之内的巨人一样，同时接触到被日积月累的岁月远远隔开的不同时代。”[7]（P352）“乔伊斯创造了一种以文学形式类比非欧几何中时空循环的方式”[7]（P355），这缘于他对黎曼时空连续统的深刻理解：“沿着一代复一代的涧谷而下，我们会发现自己在向前看时，看到自己的后脑，正如在到处都是镜子的迷宫里的情况一样，一个接一个分不出头尾。”[7]（P355）20世纪像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样的一大批作家，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或天才地、或敏锐地、或自觉地洞察到时代之魂，即一个时代知识思想汇集融合的精髓，并身体力行地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无人区”去探索、去践行、去开创，为人类的文明史留下了“新的根基”、“新的故事”、“新的结果”。20世纪是学科大联合、学术大融合、思想会通、方法兼容的时代，也是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新的发明并蒂相生、群峰竞秀的时代，人类的创造力空前激励和喷发的时代，这是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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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