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革开放，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使农村尽快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管这是什么模式。实践证明，这符合大邱庄的实际情况。由于对于大邱庄改革的看法存有分歧，也就一直没有报道出去，不为外界所知。

中央电台与大邱庄

中央电台报道大邱庄是从1984年初开始的。中央电台驻天津记者站一直关注着大邱庄的发展变化。1984年春节过后，记者站向中央电台的领导集体作了详细汇报。为慎重起见，台领导让记者站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大邱庄进行了挨户调查，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3月初，由台长杨兆麟带队，台领导班子集体去大邱庄实地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大邱庄的工作不是十全十美，大邱庄的干部和群众也并不是完人，但大邱庄的典型意义在于，它符合三中全会精神，适应了改革的潮流，它的发展改变着中国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邱庄是中国农村最早的改革典型之一，用典型推动改革，看得见，摸得着，容易学，有说服力。当然中央电台也知道其中的分歧和风险。为报道好这一典型，台长杨兆麟要台领导班子成员直接参与大邱庄的采访，撰写稿子，这在中央电台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最初的几篇稿件经过集体反复讨论修改，并决定在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两个重点新闻节目中播出。从3月7日开始，首播了《大邱庄办工业，促进农业稳定增长》的报道。几个月中以《大邱庄连续报道》为总题目进行多次报道，并不时地配发评论和调查报告。其中，有台长杨兆麟写的《大邱庄一日》等三篇报道，副台长杨伟光与记者康平合写的《农村改革的带头人禹作敏》。在我和记者康树集合写的《要致富重人才》一篇中，反映了禹作敏的人才观和他所采取的引进人才的实际措施，其中讲到禹作敏“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他常说，光凭拼体力发展不了大事业。他认为，金银有价人无价，要致富就要重视人才”。随后，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等中央报刊都接连报道了大邱庄。这些报道把大邱庄推向了全国，形成了轰动效应，到大邱庄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从此以后，中央电台与大邱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把大邱庄作为农村改革的重大典型，经常报道它的新进展和举措。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央电台播出有关大邱庄的新闻报道、文章和言论30篇，全面推介了大邱庄。中央电台还在中午广播的黄金时间，在听众喜爱的《长篇小说连播》中连续播出河北作家写的大邱庄的报告文学，突出了禹作敏的创业过程，意在推动农村改革，为大邱庄造足了舆论，大邱庄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先进典型，禹作敏成为全国瞩目的改革新闻人物。这期间，乡镇企业成为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在全国“异军突起”。1986年夏，由中央电台联合中央新闻单位评选出“全国十大农民乡镇企业家”，禹作敏与鲁冠球、常宗琳、区鉴泉、李桂莲、武吉龙、周作亮等一起脱颖而出。不久，禹作敏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劳动模范。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大邱庄走的是一条发展工业促农业，促农业保工业，农副工商综合发展的路子”。从1978年到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生产快速发展，不断扩展；农业由专业队承包，率先实行了滴灌和机械化作业，几个人完成了过去全村农业生产的任务。到1983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60万元提高到3002万元，五年翻了四番多；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达到4.8亿元。大邱庄的变化这是事实。在禹作敏走上法庭前的1992年，大邱庄的总资产达到38亿元。我曾经对这个天文数字产生过怀疑，但据后来调查核实，此数字是真实的。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年鉴，把大邱庄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列为连年稳居全国农村第一位的“首富村”，走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前头。

禹作敏的作风

从中央电台第一天广播大邱庄起，社会上就有截然不同的强烈反应，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中央和天津新闻界对大邱庄也有不同的看法，如天津主要新闻媒体对大邱庄的报道，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坚持以正面报道大邱庄为主，一种坚持作负面报道。中央电台报道大邱庄的立足点，是认为改革前无古人，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看大邱庄的主流，存在某些问题是改革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正常现象，典型不可能十全十美，改革的带头人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邓小平说，改革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开始的典型更不可能是成熟的，它的难能可贵就在于敢于“吃螃蟹”。农村的改革比城市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更需要有推动力，大邱庄这样的典型也就更加珍贵。

提起大邱庄不能离开禹作敏，他是大邱庄改革的带头人。对大邱庄改革的争论，除了对农村改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有不同的认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禹作敏身上。禹作敏有头脑有能力，对大邱庄的改革有许多独到的做法和见解，什么“改革就是改掉旧的，革掉‘左’的，树起新的，立起正的”；什么“打破大锅饭，划分作业组”，后来又“取消作业组，改为专业队”；什么“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到人，落实到心，盐碱地里出黄金”。禹作敏谈得最多的是人才和教育。他说：“金银有价人才无价，一个人才一条线，一个有才能的人包一片”；“人才一大片，就怕看不见；人才到处有，就怕没人给做主”；几种人不能用：“能溜会拍的，光说不干的；走新路子不沾边，改革创新是门外汉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没有个人观点，哪边风硬哪边靠的”。他为培养人才兴教育，奖励考学，在大邱庄办起天津理工学院大邱庄分部，招纳人才，兴建人才楼等。如一个大邱庄的印刷厂竟能承印中、英、法、日、俄等五种文字，承接北京、天津等30多种科技刊物的印刷任务，靠的是招募外来外语和印刷人才。为大邱庄农工商的发展，禹作敏采取了许多实际的措施，责任制、奖励分配制度等，在当时都有启发意义。

但禹作敏有许多的旧意识和很强的个性等突出的弱点，这也正是我们要报道大邱庄时最感到忧虑的问题。在中央电台还没有注意到大邱庄以前，天津有的媒体已经对禹作敏有了看法。据说，禹作敏一次在天津住医院期间，大邱庄不断给他送海鲜和大中华香烟，与同住一室病友的伙食形成鲜明的对比。天津某大报记者看到这种情况后写了一篇文章，把禹作敏比喻为“土皇帝”。对此，禹作敏一直耿耿于怀，他做出强烈反应：“农民怎么了？农民就不能吃好的、吸高级烟？”这成了他以后难解的心结。禹作敏身上一直存有一种过去农民中不健康的意识，自卑与自傲并存，听不得不同意见，感情用事。如大邱庄刚开始富裕，他要各厂的干部和村民都做西装，上班穿工服，下班穿西装。这本来是个新鲜事，但他却解释为“要改变对农民的传统看法，农民为什么不能穿西装”？据我了解，他带领厂长到北京参加活动，在饭店打扑克大声喧哗，服务员提醒他们小声点；他们住高级宾馆吃西瓜，瓜汤流到地毯上，服务员提醒他们注意。他都认为这是对农民的歧视，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如果说这是生活细节，扩展开来就是大事。当中央清理和限制高级轿车时，他趁机买下六七辆高级奔驰轿车，他和所属每个厂长各一辆，每逢进京一拉溜七辆奔驰呼啸而过，非常扎眼。我曾经提醒他注意影响，别让人感到“你在示威”。他却说：“干部坐车有规定，农民没有规定，谁说农民不能坐高级轿车！”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某些局限性和内在狭隘的复杂心理状态。

改革前后，有些领导人对大邱庄和对他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事，但他竭力维护自己，容不得半点的批评，并上升为对某些领导和领导机关的对立情绪，甚至拧着劲，对着干，与领导和周围关系紧张。如，从大邱庄到静海的公路常年坑坑洼洼而没人修，静海认为主要是因为大邱庄大量的货车运输轧坏的。而禹作敏对静海县委有看法，他就只管把大邱庄范围内的公路段修好。对禹作敏存在的问题，中央电台曾经多次对他进行过规劝，开始他还能听得进去，有所收敛。当中央电台第一次播出大邱庄的报道时，禹作敏以这一天为标志，把大邱庄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解放路”，我们制止了他。1985年7月以后，我担任了中央电台台长，在与大邱庄不断打交道中，我们明显地觉察到，随着大邱庄经济实力和知名度的增加，财大气粗，禹作敏身上所固有的缺点和潜意识迅速膨胀，急剧放大。他的架子见长，中央部门有的部长到大邱庄参观，他很少出面；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大，有的记者说他可以当农业部部长，禹作敏放言，他要当就当国务院副总理，而不是当部长；大邱庄的工厂、街道、学校等到处张贴着他的语录；人家说他是“土皇帝”，他就专门对着干，以“土皇帝”自居，模仿用红墙黄瓦，为自己的住宅建起高大的院墙。禹作敏是大邱庄党总支书记，带领大邱庄致富是一种责任，后来他把大邱庄企业当做了自己的私有企业，把大邱庄当做家族的领地，独断专行，听不得对他、对大邱庄半点不同的意见。对此种种，我们曾经在许多场合（有时候专门去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住地远望楼、京丰宾馆或大邱庄等）善意地向他提出规劝，其意是在维护大邱庄和他个人的典型形象，也是在维护中央电台的形象，但他无法听进去。对此种种，中央机关和媒体的一些领导也多次提醒他，他甚至产生某些抵触情绪。

从1986年以后，中央电台对大邱庄的报道逐步减少。客观原因是大邱庄已经出名，可报道的方面不那么多；主观原因是对禹作敏有了更多的看法，开始“保持一定的距离”。据我的记忆，1992年10月大邱庄兴建香港一条商业街，这是中央电台对大邱庄的最后一次报道。

批评“一切向钱看”

在1984年初，禹作敏总结自己的体会，提出了“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用来阐述“前”与“钱”的关系。他要求大邱庄各工厂都把这句话写成大字标语，贴在厂门口上。当时正在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禹作敏的这几句话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被当做了“一切向钱看”的典型。对此，禹作敏有自己的解释。他在8月份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外边来的一些人劝我改一下，叫‘抬头向前看，低头抓经济效益’。我不同意改，经济效益是什么，不就是钱吗？为什么怕提钱呢？”“我们向钱看，指的是经济效益，不是一切向钱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为了实现党的奋斗目标。”

1986年12月27日下午，王震、薄一波、胡乔木、宋任穷、邓力群等一起在中南海会见评书艺术家袁阔成。这次会见的对象和意图是明确的，对袁阔成和他说的《评书三国演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在谈话告一段落后，他们的话锋一转指向了大邱庄禹作敏，并对禹作敏“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进行了批评。薄一波发言中，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着重批评了社会上只是赚钱重利不讲理想、崇洋媚外否定中国传统的思潮。他说，有人说“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而且作为主要理论登出来，报纸、广播不要这样做。钱的问题影响可大了，怎么一下子就不讲理想了呢？他赞赏袁阔成把《评书三国演义》的播讲费交了党费。他说：“我的老乡关云长对钱就不大喜欢，上马金，下马银，他不在乎。现在就不一样了。”

当时听得出，这些同志绝不是临场发挥，而是有备而来。胡乔木谈到袁阔成和中央电台的同志把《评书三国演义》搬上了广播，值得学习，他对此表示敬意。他说：当前“文化艺术界有一些人就是一切向钱看，说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种荒谬的理论和行为与这件事（播出《评书三国演义》）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胡乔木对禹作敏的这四句话作了具体分析。他说，这四句话把原则、目标弄混乱了，合理的收入不叫“向钱看”，可能是词意表达不当。“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在表达合理的、正常的意思时说错了话，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胡乔木引申说：“但容易被自称为理论家的人引到人际关系中间，或引导到政治生活中间，也成为商品关系。”

禹作敏对这些提醒和批评不以为然。

禹作敏的悲剧

对于大邱庄和禹作敏现象，我曾经与一些人探讨过。有人告诉我：“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也是这样，一些资本家突然暴富，钱来得很容易，个人素质又不高，有的挥霍无度，有的飞扬跋扈，后来随着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情况就变了。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阶段，以后会好的。”尽管中央电台对禹作敏有看法，但是我们总是看到和肯定他改革的主流，总是对他的未来抱有希望。

非常不幸的是，禹作敏居功自傲、刚愎自用，竟然发展到目无法纪的地步，私设审讯，接连发生殴打人致死的严重事件。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发生了殴打人致死的刑事案件，禹作敏竭力包庇、藏匿罪犯，设法帮助罪犯潜逃，阻止执法办案，最后发展到完全无视法律与警察武装对抗，走上了违法的道路。1993年2月18日，天津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道路，禹作敏命令全村民众与武警对峙。就在这天的凌晨三四点钟，他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希望中央电台赶紧派记者去采访报道，制造舆论，为他解围。对当时的情况，我事先一无所知，我非常吃惊。对禹作敏的要求我拒绝了。我在电话里说，这件事很严重，已经不是一般的是非问题，法律是神圣的，在法律上没有特殊的公民，我规劝他不要激化矛盾，不要玩火，实事求是地帮助把问题弄清楚。他当然不会听进去，愤愤地挂了电话。

1993年4月21日，禹作敏被逮捕。内部传达精神：对禹作敏案情的宣传报道严格控制，低调处理，不透露内部情况，防止被人用来抵毁改革。审案结案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对大邱庄坚持正常生产等，由天津媒体报道。从此，中央电台再也没有自行采访报道过大邱庄，其他媒体也很少报道，大邱庄逐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以下是大家所熟知的情况：1993年4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21日被逮捕；7月13目、8月14日，检察院就刘玉田、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审理，8月27日天津法院对八名被告进行审理和判决，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99年10月，禹作敏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一个成名不久的“农民企业家、改革家”成为阶下囚，在中国引起不小的社会震动，引起人们的种种反思。应当说，禹作敏对党和群众是有感情的，他多次说“要坚定不移地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要“听中央的话，走群众路线，用有才之人，行改革之路”；他响应和实行农村改革，带领大邱庄致富，在短短几年中使一个贫困的盐碱涝洼的大邱庄成为全国农村第一位的“首富村”（禹作敏要把大邱庄建成“天下第一村”）；大邱庄走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前头，闪现过光芒，开阔了农民的视野，对我国农村的初期改革曾经起过巨大推动作用。但是，禹作敏走出了农村改革重要的第一步，却没有能够继续往前走，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悲剧的发生可以从其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因素去寻找，但更多地应该从他的主观意识中去寻找。他不能正确地看待和要求自己，心胸狭隘，居功自傲，刚愎自用，恶性膨胀，到超然于党和群众之上、法律之外。禹作敏并非不能认识自己，但他不能去改，他生前曾经多次说过今后未必有好的结局，但他后来触犯法律是偶然中的必然。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