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搜集了一些藏区《格萨尔王》说唱艺人的“神授”现象，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此进行浅显的分析综合。认为在浓厚的宗教氛围和交通不便的双重影响下，采用“神授”的形式一方面可能是借“神授”以此来有意提高自己和史诗在社会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听众的心理，

关键词：格萨尔；说唱；神授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82-03

一、《格萨尔王》的艺术地位

流传于青藏高原的《格萨尔王传》也叫《格萨尔》，讲述了格萨尔王降临下界后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最后回归天国的英雄业绩。不仅在藏族中口耳相传，也流行于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

二、说唱艺人的“神授”现象

《格萨尔》说唱艺人，根据其传和特点，大体可分为“神授”（或托梦）艺人、闻知艺人、掘藏艺人、吟诵艺人和圆光艺人五种类型。最具有神秘色彩和被人为夸张的莫过于“神授”艺人。

神授之藏语为帕仲，艺人为仲肯。其中帕是从天而降的意思，仲是故事或传说。这类“神授”艺人的基本模式是艺人自称做了一个神奇的梦，在梦中受到神的启发或者直接传授《格萨尔》，因此便把梦中梦到的情景归结为神灵的预示及恩赐，认为是天神指示自己去说唱史诗，故而自称“神授”艺人。据了解至20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我国藏区这类艺人共有二十六人之多。①

相传扎巴九岁的时候放羊时在青石板上做了一场梦，梦见格萨尔从天而降，便连连叩拜，醒来后便能如数家珍地说唱《格萨尔》了。桑珠年少时有天在山洞里躲雨，半梦半醒之间在山洞深处见到了要债的人，于是便拿猎枪与之搏斗，正在你死我活时出现了格萨尔模样的人，才知是一场梦，回家后大病一场，病愈后“能够较完整地讲一些《格萨尔》”。15岁的玉梅在山上放羊时梦见了《格萨尔》的场景，醒后大病，不久病愈后“能够说唱《格萨尔》”。②

三、对“神授”现象的分析

据笔者所知，没有人“亲眼”见过说书艺人被“神授”③，或听艺人自述，或干脆就是道听途说，关于“神授”之类的神话，一方面是主动因素如有意识地造神，另一方面是被动因素如智识不够。但是更多的是两者结合后的效果。如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张鸣指出无非是硬气功表演、简易法门、精神因素和赤裸裸的江湖骗术。④笔者认为“神授”现象很可能是《格萨尔》本身的结构与客观无知、主动欺瞒结合后的结果。

1.对《格萨尔》的结构分析

最早提出《格萨尔》本身有规律可循的很可能是钟勇①，索南措进而阐述分析②。《格萨尔》和其他的史诗一样，也具有一般性的特征，如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英雄人物，同样的主题思想（如惩善扬恶），总名称下分为各个不同的小分支小故事。关键是，还有一个基本的叙事结构，“如《格萨尔》各个分部本几乎都是由“缘起—战争—胜利”这样三部分构成，在分析分部本结构的程式化特征时作者将其更为细化地归纳为‘外敌入侵→出征降敌→消灭恶魔→策立新君→取战败国财物’”。索南措还指出《格萨尔》叙事的三个特点：“首先是按照藏族的叙事传统，在叙述时多为由远及近、自上而下的叙事次序。比如一般从天际的雪山到远方的大海，再至近处的草滩，而后才是眼前的事物。纵向上，先从天界神灵到中界神■，再到下界龙神的叙事顺序进行。其次，多运用比喻的手法及由虚及实的叙述习惯，前边若干段为设喻，最后一段为实，即全诗的中心和要说明的事物。第三，藏族传统诗词格律的大量运用，不但使史诗增色不少，而且有利于艺人的记忆。”②

降边嘉措进一步指出，必须记住一个剧本里的人名、地名和包括主要人物使用的在内的物件名，只要抓住了故事的主要框架及与主要人物相关地没有讲错，即便是遗忘一些细节，也可以顺利地讲下去。此外口述文学不同于书面文学，书面文学可以反复揣摩，而口述文学是带有表演性质的，是“一次性的”，为了吸引观众必须要重复精彩的细节，需要准确叙述的是主要人物的身份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塑造人物和战争等场面可以用套话，口述者对细节可以即兴发挥，“这也是《格萨尔》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基本情节、主要内容、主要人物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又会出现很多异文本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观众被表演所吸引，也不会去仔细分辨细节上的差异。

2.　对“神授”现象的心理分析

降边嘉措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了“神授”现象④。荣格认为“精神的个人层终结于婴儿最早记忆，而集体层却包含着前婴儿时期，即祖先生活的残余。”③从大脑结构的一致性中，荣格推演出这样的前提，即人的集体无意识“包含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和行为的全部模式。”⑤英国学者鲍特金在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的关系上对荣格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他认为，人类情感的原型模式不是先天预成在个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而是借特殊的语言意象在诗人和读者的心中重建起来的。所谓原型并不能看成是某种遗传信息的载体，同语言符号一样，它也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形式。在重构人类情感经验方面，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即是一种社会性遗传。⑥

西藏几乎是一个全民信教的地区，“在藏族人的世界里，神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⑦因此，“神授”现象还需要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和社会风俗结合起来分析。

很容易发现，“神授”艺人大多出现在《格萨尔》广为流传的地方⑧，并受到家庭或周围人的影响，艺人多少都曾听过《格萨尔》，因此，将此现象归结为“神授”和遗传①因素是有待商榷的。神话的结构单位即存在于无意识心理中的原始意象或原型，文明人的理性发展使无意识完全被强大的意识所遮蔽和覆盖，弗洛依德认为，一个人在婴儿时代、甚至“处在娘胎中”时，就受到父母、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产生幻想，留下“记忆痕迹”。艺人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会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人类婴儿时代的记忆会在成长过程中被结构性和选择性的遗忘，而在特定的条件下（如强烈刺激、催眠）会唤起被“遗忘”的记忆，艺人在诚实的前提下，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可能便认为是“神授”①。这种近似巫术的情境是一种交感现象，是在特定场景下的互动和自我催眠，同时也是从自己过去的经历中提取的成分来构建个人神话。

在浓厚的宗教氛围和交通不便的双重影响下，很多事物被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因此采用“神授”的形式一方面可能是借“神授”以此来有意提高自己和史诗在社会中的地位，以防被人欺压，便于在民间云游说唱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迎合听众的心理，如在“在说唱史诗前举行降神仪式以迎合听众的文化心理需求，成为说唱艺人吸引更多的观众、找到更多的说唱机会的必要手段”。

由于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分析“神授”艺人的收费模式和与声望的关系，因此暂无法在主动欺瞒上进行分析，只是根据生活经验，这种情况一般会存在。

最后简单横向比较艺人的成就，扎巴留下了998盘磁带，25部《格萨尔》说唱本，其长度总量相当于30部《荷马史诗》21。玉梅现已说唱20多部，桑珠已说唱45部，录磁带近2　000盘，目前仍在继续录音22。但是我们与评书演员单田芳相比，单田芳拥有约6　000小时的评书作品，单田芳从艺50周年时有一组数字，说他“撰写了2　000多万字、40多部著作、录制了15　000集评书，够一个人不重复地连续听30年。”单是《红色将帅传奇》就有20部1200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