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具有多重意义上的传奇。从他的人生到创作，乃至接受，无不具有传奇的意义。

八十年代以来，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带动下的“重写文学史”一波波地走向了高潮，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些曾经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之外的作家，被高高地供奉到了“纯文学”的神坛上，逐步占据了现代文学史的制高点，以至于到二十世纪末，沈从文和张爱玲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阅读时尚。从文学史的被迫遗忘到“沈从文热”，沈从文的接受史具有传奇的色彩。像金介甫这样推崇沈从文的人甚至已不满足于将他与莫泊桑、纪德这样的二等名家相提并论，而是认为应该看做与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成就相等的世界一流作家。然而，也有人对这种变化不以为然。一九八四年，胡风在致康濯的信中说：“几十年了，好容易成长、锻炼出来的新生力量大半萎谢了，但却回头去高抬写了一点旧社会生活的沈从文们。如果能让《两家房东》的道路扎实稳步地走下去，不经过‘演义’之类的消耗，何至于这样。”

沈从文在八十年代的重新被发掘、被接受，固然离不开评论家的推崇，同时也在于沈从文自身独特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风格。沈从文从一个“乡下人”成长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这本身就具有传奇的色彩。他的家乡湖南凤凰和瞿秋白的家乡福建长汀被路易·艾黎称为中国两座最美丽的县城。可是，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残忍、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偶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湘西是苗族聚居地，作为少数民族的苗族历经了无数忧患和灾难，他们不断地奋起反抗和一再地被镇压歼除的民族历史，给这一方古老神秘的水土染上了特殊的悲凉色彩，也孕育了沈从文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沈从文从小耳闻目睹了生命被随意处置，他曾在“道平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的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文自传》）。这种见闻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许是少有的，这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生发点。

二十世纪前期整个中华民族在巨大的民族危机中终于觉醒，大时代也冲击着湘西这块古老、偏僻、闭塞的悲剧性土地。一九二二年，由于对于生存的偶然和盲目的反抗，沈从文离开边陲之地的家乡湘西前往新文学的首都北京，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合理的生存形式。一九二四年，沈从文开始以休芸芸等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个职业作家”。一九二八年，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沈从文也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以几乎每月一本书的生产速度为当时新兴的小书店供稿，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由于胡适等人的引荐，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并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文学报刊的编辑工作。《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于北方的文艺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引导和组织作用，这也扩大了沈从文在北方文学圈中的影响力。沈从文自己在《从现实学习》中自述，他的成功“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生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从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那个穷困潦倒的文学青年到北方文学的重镇和“京派”领袖，从因仅仅拥有小学毕业资格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投考者到北京大学教授，这是一部人生的传奇。一个“乡下人”由于个人才华受到徐志摩、胡适、林宰平、林徽因等绅士和太太的赏识，从而为绅士太太们的沙龙增添了传奇的光彩。在童话中反复讲述而在现实中却很少发生的丑小鸭变成天鹅和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终于在沈从文这里闪现了。按照金介甫的说法，沈从文相信，中国文坛真正数得上的流派，都是根据籍贯或其他个人派系结成的，而不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组织。直到晚年，沈从文仍然悲叹：“当时连叫化子也结成帮，有帮的规矩。这个街道归我管，你想进也进不去。”金介甫说，写告帮信是沈从文的拿手好戏，他最爱的唐代诗人就用过这种以诗歌讨好当时名流的方式。鲁迅和陈寅恪等人的研究曾指出传奇与科举和“告帮”的联系。金介甫指出，胡适给予沈从文的最大恩惠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一九二九年请他到中国公学任教。这个破天荒的创举，迅速将沈从文提升到中产阶级的行列。因此，金介甫说，为了解释沈从文怎么成为职业作家，我们只好看看他和哪些人来往。金介甫认为，沈从文与鲁迅的疏远是由于与周作人的过于接近。然而，实际上，沈从文与鲁迅的疏远是因为受到了鲁迅的排斥和伤害。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鲁迅收到丁玲来信，误认为是沈从文的化名，因此对沈从文怀有恶感，并对其“张起电气网”。鲁迅敏感多疑的性格伤害了不少人，这其中也包括沈从文。当鲁迅拒绝了沈从文的同时，另一个圈子以及北方的上流社会则为他敞开了客厅的大门。

沈从文的人生是一部传奇，同时，他的创作也具有传奇的风格，并明显地区别于主流左翼文学的现实主义。当时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叶紫的《丰收》等作品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时代巨变。甚至“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一九三一年》也摹仿茅盾的《子夜》描写城市和农村的骚动和崩溃。相反，沈从文的创作体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沈从文不相信“政治”，拒绝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对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和诊断。他对于社会的理解和解决方案是透过“生命”、“人生”、“人性”、“爱”、“美”这样一些抽象的观念，来“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习作选集代序》）。他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宣称：“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他借用王尔德的话说：“文学之美妙，即在能使不能生存的人物能生存。”与现实主义对于文学的“认识”作用的强调相反，沈从文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的小说不是要我们去“接近”和“认识”现实，而是要给我们一些绚丽的色彩，一些流畅的音符，一些美丽的故事，一些“图画的传奇”，一些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金介甫认为，正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沈从文的作品中的湘西，是一个“想象的王国”。他描绘的“湘西神话”“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可以把作品当做整个中华民族的寓言来读”。李健吾称赞《边城》是“一部idg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他说：“沈从文先生从来不分析”，“沈从文先生在画画，不在雕刻；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心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

农民是沈从文小说中的重要形象，他对于农民的描写是废名田园牧歌式的抒情小说的发展，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沈从文在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经历使他对于农村的表现找到了新的支点，在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对照中，“农民”展现出来了他们新的意义。沈从文曾经这样对比他和废名的创作：“冯文炳君所显示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细微雕刻，给农村写照，其基础，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而他自己则“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正是因为现代都市的参照，沈从文才确立了他独特的写作方向。与“五四”启蒙主义作家对于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相反，沈从文在农民的“淳朴”和“愚昧”中发现了“美”。

农民不仅在沈从文笔下是重要的表现对象，现代文学其他作家对农民也极为关注，并多有描写，而沈从文和鲁迅、赵树理是表现中国农民的三位经典作家，但在他们的笔下，中国农民呈现为三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启蒙主义作家鲁迅以“国民性批判”、揭露中国农民的落后愚昧和唤醒灵魂为己任。四十年代，在赵树理、李季、周立波、丁玲等人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为快乐、开放、进取的新农民形象所取代。他们以一种既不同于“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方式，也不同于沈从文田园牧歌的方式，塑造了新的“农民英雄”的群像，书写了全新的农民本质。这其中赵树理的创作最具有代表性。赵树理自诩是一位“文摊文学家”，也被人认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真正以一双农民的眼睛来看世界，以农民的思维方式来观察和思考社会，把从来没有语言的农民的痛苦、欢乐和生活憧憬用大众的语言表达出来，使他们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形象融入到了现代文学的视野之中。如前所述，沈从文的农村世界则是在与现代都市的对抗中，以其“野蛮”、“淳朴”和健康明朗的生命力呈现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态。鲁迅代表了“五四”启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农民“愚昧”和“落后”的忧患与哀痛。在他的笔下是闰土、阿Q和祥林嫂等在命运的压迫下绝望、麻木的农民形象。鲁迅的小说构造了中国传统农民“保守”、“愚昧”的“善良”的固定形象。在他的小说中，农民永远是被动的，是戏剧的看客。这是“五四”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乡村世界的想象。李杨指出，“愚昧”、“不觉悟”这样一些农民的“特点”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作家，尤其是鲁迅的创造。这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鲁迅笔下乡村文化生态的落后、野蛮、封闭、沉闷和农民灵魂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与鲁迅那种先觉者与社会、与庸众的对立图式有关。孟悦分析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想象乡村的原理和特点：“新文化对于乡土社会的表现基本上就固定在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上，乡土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盲目僵死的社会象征。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的短篇《祝福》和《故乡》，当然还有《阿Q正传》。三十年代也有不少写农村生活的小说把乡土呈现为一个社会灾难的缩影，只有不多的几个作家（如沈从文）力图以写作复原乡土本身的美和价值，但多是罩以一种抒情怀旧的情调。新文学主流在表现乡土社会上落入这种套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文化先驱们的‘现代观’。在现代民族国家间的霸权争夺的紧迫情境中，极要‘现代化’的新文化倡导者们往往把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形态视为一种反价值。乡土的社会结构，乡土人的精神心态因为不现代而被表现为病态乃至罪大恶极。在这个意义上，‘乡土’在新文学中是一个被‘现代’话语所压抑的表现领域，乡土生活的合法性，其可能尚还‘健康’的生命力被排斥在新文学的话语之外，成了表现领域的一个空白。”而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以他的都市体验拯救了乡土世界的价值，重新发现了乡土世界的美和意义。沈从文的创作继承了二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传统。“乡土文学”尽管是“五四”启蒙主义和“问题小说”的延续，但是，对于乡村世界的表现已经不同于启蒙主义那种全面否定的态度，他们对于乡土既有批判，也有同情乃至欣赏和依恋。沈从文自居于“乡下人”，致力于表现乡土世界的独特价值，一反“五四”启蒙主义创作中乡土黑暗、愚昧、不幸的图画，乡土世界呈现出自身的生命和道德价值。沈从文在对于现代都市和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中重申了乡土的价值。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于乡土表现的“反启蒙”与“反现代”的态度：“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沈从文反感现代商业文明对于乡村的侵蚀和腐败。对于乡土自然人性的赞颂和对于城市病态文明的批判形成了他作品的潜在的基本结构，同时也鲜明地规范了沈从文创作的两种风格：一种是具有牧歌式绘画风格的乡村抒情小说，一种是对于城市文明病态进行批判的讽刺小说。总之，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曾经呈现为多种不同的面目，鲁迅、赵树理和沈从文等人各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对于“中国农民”的本质的建构与生产。

沈从文在《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中说：“我除了存心走我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可做了。已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这可以看做沈从文对于自己整个创作的一个说明。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和《湘西》以绮丽的文字烘托神秘奇异的湘西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达到了一种美丽的极致。沈从文从楚辞、六朝文学，以至《圣经》那里吸取了文字的色彩和技术，这使他成为中国现代罕有的富有惊人的艺术才华和葆有纯粹的艺术感觉的作家。沈从文以一种特殊的艺术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的创作使一直受到道德、政治制约的 “风雅”、“风骨”的文学传统获得了解放。这种解放正是沈从文的创作具有诱人的别样风致的原因。在他这里，西方文学的感性特征比在邵洵美等唯美主义的“肉体诗人”那里得到了更好的体现。也因此，郭沫若将他称为“粉红色作家”。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说：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上的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物在动作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四十年代，在“解放区”和“沦陷区”几乎同时出名并且很快如日中天的两位作家张爱玲和赵树理，与沈从文的传奇可以形成某种参照。他们在文学史上同样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变化，这种变化折射出了两种文学传统的不同命运。张爱玲和赵树理既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同时又有根本的区别。他们都对“五四”新文艺持批判和反思的态度，都从通俗文学“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标志。一九四○年这两位同时成名的作家分别代表了中国小说中“评书”和“传奇”两种不同的传统。张爱玲将她的第一本小说集题名为《传奇》。传奇属于文人文学的传统，而评书则属于民间通俗文学的传统。张爱玲似乎是从张恨水、周瘦鹃这种现代通俗文学中生长出来的，但是，传奇实际上并不属于通俗的传统，而是属于文人文学的传统。而赵树理创作则真正属于通俗文学的传统。由于势利无所不在，哪怕文学也不例外，传统通俗白话小说不得不攀龙附凤，“有诗为证”，把自己称为“诗话”、“词话”。而赵树理的小说甘居下流，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板话”。赵树理的小说的流行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一度打破了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隔和界限。但是，赵树理的创作一直受到文人们的轻视——不论他们是左翼还是右派。他的创作是由于彭德怀的推荐才得以出版。严文井在《赵树理在北京的胡同里》中记述了赵树理在北京文人——哪怕是左翼文人中也备受歧视的辛酸遭遇。这位当时大名鼎鼎的“老赵”，实际上是一个二等公民，他为自己的儿子不能分到重点小学的名额而放声大哭。

同样从乡村中走出来的作家，“乡巴佬”赵树理饱受压抑的一生和“乡下人”沈从文充满光彩的一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哪怕他在政治上被当做招牌的时候，赵树理也备受歧视。然而，沈从文则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之际，仍不失尊严。其原因也许正在于沈从文和赵树理的创作在中国文学中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传统和等级。沈从文的人生和创作都和“传奇”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甚至包括他与张兆和那被后人添油加醋地传颂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按照普实克的说法，传奇小说把幻想情节当做平常事情来写，而又毫无说教意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唐人传奇“始有意为小说”，其特点在“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按照鲁迅的说法，传奇原来含有贬义，指有别于韩、柳正统的散文。它的兴起和当时的环境有关。唐代考试的时候重视所谓“行卷”，举子初到京城，将自己得意的诗抄成卷子，拿去拜谒当时的名人，若得称赞，便身价百倍，增加了及第的希望。到后来渐渐对诗厌倦了，于是有人便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由于小说可以表现作者的文采和想象力，博得声名，因此，原来不喜欢小说的也做起小说来，小说于是盛极一时。唐人传奇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想象力。它不仅为后来的小说，而且也为戏剧等其他文类提供了滋养。从《西厢记》、《红楼梦》到反传奇的《倾城之恋》，传奇的影响可以说源远流长。金介甫在沈从文的传记里说，沈从文早就受唐人传奇小说的影响，并且在论及沈从文的文学修养时曾说，沈从文喜欢的作家都是出于爱他的文采。而评书的出身和传奇则完全不同，传奇使用的是文言，属于文人文学的传统，其作用也是为了博取功名。而评书则是用白话，属于通俗文学的传统，其目的是为了劝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白话小说兴起的时候曾说：“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不仅白话小说与佛教有渊源关系，而且“三言二拍”等作品也有明显的劝谕意图。张爱玲和沈从文都反对文学说教，而赵树理则强调文学的说教意义。这与其说是“右翼”和“左翼”的区别，还不如说是“传奇”和“评书”的区别。沈从文以其具有传奇风格的创作使他晋身于上流社会。这也是丁玲观察沈从文的结论。而赵树理则自始至终没有摆脱过被歧视的命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郭沫若、周扬等人纷纷撰文称颂赵树理的创作，无疑衔有临时性的“文艺大众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使命。然而，实际上，无论新旧文人从来没有谁真正看得起赵树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沈从文、张爱玲与赵树理的不同命运，实际上是传奇和评书两种不同文体的命运。用胡适的概念来说，一种属于贵族的文学，一种属于平民的文学。从根本上来说，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份“政治”比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是更难突破的一种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