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

二十九、那是火箭飞驰时留下的烟云

在钱学森、任新民等人有力带动下，1960年3月，在北京西南郊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6月份，按照苏联的图纸，由中国自行生产的P-2导弹总装完成。10月17日，钱学森组织了发动机90秒典型试车，试车取得了成功。这表明，“1059”任务进入倒计时。

中央军委把这种型号的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这应该算是中国东风系列导弹的鼻祖了，虽然它没有列装。

10月下旬，军委决定在当年11月至12月间实施“1059”发射任务。为了加强对这一任务的领导，军委还批准成立了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任副主任委员。

10月23日凌晨4时40分，一列戒备森严的专列缓缓驶出北京，这趟专列有18节车厢，装载着三枚国产“东风一号”，其中战斗弹两枚，测试弹一枚，由20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经过5天5夜的行军，专列于27日下午抵达导弹试验基地。

在此之前，钱学森、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屠守锷、梁思礼等专家早已到达基地，指导发射工作。临近发射前，张爱萍、陈士榘、赵尔陆、方强、张劲夫等人乘飞机赶到基地。由于是第一次发射中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聂荣臻深感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不放心，决定也去现场。当时他身体很不好，心脏病频繁发作，飞机颠簸得厉害，医生不同意坐，他是坐火车去的，10月30日出发，11月4日到达导弹发射基地。基地副司令张贻祥回忆说：“那年聂帅到基地指挥导弹试验，是带着氧气瓶来的。我给他削了一个苹果。他只能吃下半个。我让食堂想办法搞来一只鸡，给他熬了一碗汤，送到他面前时，他批评我：现在这么困难，一个领导干部，怎么搞这样的特殊化！然后又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共产党员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他让我把鸡汤端给了医院的病号。”

几十年后，张贻祥谈起这件事时，眼睛仍然是湿润的。

虽然这是聂荣臻第一次来基地，但他并不感到陌生，因为试验场的场址，是由他最后选定报给毛泽东的，他不知道在地图上凝视过这里多少回。他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来到发射阵地，抚摸着那枚长长的墨绿色的弹体，对身边的人说：“这是一枚争气弹，一定要打好。”

11月5日清晨，太阳即将从地平线上升起，发射时间快要到了，聂荣臻在张爱萍、赵尔陆、钱学森、张劲夫等人陪同下，来到了由几间活动房子搭成的指挥所，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里离发射阵地约5公里远。

9时整，一声巨响，大地颤动起来。指挥所里的人看到了导弹尾部喷射的烈焰，它先是缓缓上升，然后越来越快地变成一个小亮点，消失在视野中。天际留下了一根白色的飘带，那是火箭飞驰时留下的烟云。

渐渐地，烟云消散了。天空晴朗，万里无云。10分钟后，喜讯也随之传来，导弹飞行正常，准确地命中约55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在场的人欢呼起来，张爱萍热烈地拥抱了钱学森。聂荣臻随即打电话向周恩来和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消息。

这次成功的发射，可以说是中国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发射之前，由于上上下下都很紧张，没顾上搞一个仪式。发射成功后，聂荣臻提出，补一个仪式吧。人们在电影上看到的剪彩镜头，就是后来补的。李福泽指挥人拉来一枚导弹竖起来，大伙照了一张合影，聂荣臻又拿起一把剪刀剪了彩。

当天晚上，在简陋的食堂里，聂荣臻向科学家和基地的同志祝酒，他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以及解放军指战员辛勤劳动的结果，这也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有人计算过，这一天是苏联专家撤离基地后的第73天。

但是热闹过后，从聂荣臻到钱学森、任新民等，很快冷静下来，因为导弹毕竟是仿制的，是照葫芦画瓢。要想造出中国自己的导弹，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三十、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兰州铀浓缩厂，一直是钱三强紧紧盯住的地方。和二机部其他几个厂矿比较，铀浓缩厂的技术含量最高，工作难度最大。苏联专家离开时。几千台分离机虽然连接上了，但耍正确地启动它们。需要经过大量复杂的计算，还要有一个最科学的分批启动方案，这些机器要经过长达几百天的连续运转，才能生产出合格的铀235。如果失败，原子弹工程就会面临巨大的挫折，想在短时间内重新拿出合格的产品，没有可能。

很显然，铀浓缩厂没有理论计算，就等于没有灵魂，几千台设备就得瘫在那里。

由于是谁也没见过的设备，谁也没干过的工作。兰州那边的技术力量明显不足，厂里只有一个叫王成孝的工程师，对扩散理论的计算有一定的研究，苏联专家走后，王成孝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有一次，王成孝外出，坐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赶路，途中遇到大雾，路又滑，摩托车撞到一辆大车上，把王成孝的鼻梁撞骨折了。事情报到二机部，刘杰气坏了，电话里对王介福吼道：“把你撞死了还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怎么办？”

钱三强思来想去，找到了一个可以委以重任的人。这便是王承书。

王承书1956年和丈夫张文裕回国后。先是在北大讲授统计物理。大约在1958年初，“一堆一器”即将建成时，钱三强和王承书谈了一次话，他说自己是代表组织来找她的，因为国家非常需要她做一次改行。钱三强说：“承书同志，国家需要你离开北大，到近代物理所我那里，搞铀同位素分离的研究，请你考虑考虑。”

出乎钱三强的预料，王承书想都没想，当场就说：“不用考虑了，我愿意。”

钱三强有点愣了，停了停，说：“你在统计物理学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继续下去，前途不可限量。改行就意味着中断，对于一个科学家，这是一件残酷的事。况且，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要从头摸索……”

王承书：“既然是从头开始，总得有人去，我去吧。”

这让钱三强十分感动。没多久。王承书就办好手续，来到了近代物理所。两年过去，王承书在这个领域，已经是权威了。可是现在，钱三强不得不再次找到她。王承书穿一身优雅的旗袍，来到了钱三强在原子能所的办公室。虽然有些为难，但钱三强还是得说“承书同志，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你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