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分子

近几日断断续续地阅读《天火》《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精神历程》等书。作者和内容，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和知识分子有关。

《天火》是周实主政时期的《书屋》杂志精选，贺雄飞策划的“草原部落·名报名刊书系”之一，岳麓书社2000年2月出版。前些年刚买回来时读了几天后，就置于一隅，没有再读。我这人有些喜新厌旧，今天买了新书就让昨天买的“退役”，很多书一旦“退役”，就要好几年之后才会重新“招回”。《天火》分两册出版，这次读的是下册。王元化的《一九九三年日记》是这此阅读的意外收获。据说王元化与李慎之有“南王北李”之称，而我以前比较喜欢李慎之，李与王不和则是学界公开的秘密；再加上我喜欢朱学勤，而王与朱也决裂了，这两个因素致使我多年以来一直不读王的文章。这一次读王元化的文章，仅仅是因为该文为日记体，每篇都很短，容易入手；而且一般而言，读别人的日记有一种“偷窥”的乐趣。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读完文章后，竟然对王产生了好感。王元化先生的文笔洗练而精到，工夫似在朱学勤之上，日记中一些写景抒情的段落，十分经典；那些谈人论事的内容，也是一针见血。他在阅读香港某著名刊物上的一篇经济类重头文章之后，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中第一个是：“大陆许多作家学人虽不懂经济，却以为只凭常识即可高谈阔论，逞臆乱说。”我以为这一批评是十分正确的，类似的“作家学人”，中国实在太多。一些名家或半名家，日益滥用自己的名声，频频对自己不了解或没有深入研究的领域发言，殊不知这种行为一来会影响受众，也会沦为行家的笑柄，所谓的“贻笑大方”是也。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学者说自己“卑之无身高论”，我们也没必要把它当作一种谦虚了，因为事实本就如此。

同一书里，智效民所作的《漫话张奚若》也颇有意思。这个张奚若性格既直且犟。抗战时期，张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一次会议上，张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面上无光，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奚若闻言，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1956年，张奚若批评对中国共产党里的个人崇拜，说：“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1957年5月，中共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毛泽东向他征询意见，他对中共给予十六字评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在两个月后的一次座谈会上，他不仅“不识时务”地对上述十六个字逐句进行解释，还告诫说：“虚心一点，事情还是能办好的。”这样的言行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更何况那是1957年7月，反右运动全面展开之时。好在当时张奚若声誉甚隆，竟未受到批判，换了别人，也许就是这十六个“大逆不道”的汉字也足以让他们付出22年的代价了。

每每读到类似的往事，我都会感慨万分，当下的知识分子哪怕有张奚若一半的骨气，也算是对得超‘人民的良心’"几个字了。可是我们除了看到人格的集体溃败，争先恐后地追名逐利，相互讥讽，落井下石，还能看到多少当年前辈们的那种高风亮节?自然，把所有问题归咎于知识分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别的不须多说，只需想一想我们今天的言论环境和五六十年前相比究竟有多大的进步，就可窥得一斑了。

当然，时下的国内知识分子，能令人尊敬的虽然不多，但有品质的也并非没有，当代中国出版社近期出版的《精神历程》一书集中了其中的一部分。书中辑录了李银河、徐友渔、葛剑雄、崔卫平等36位学人的自述性文章，从中可看到他们经历的坎坷人生以及对生活的思考。开篇徐友渔先生的《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是本书最深刻而有文采的篇目之一，让我了解了一些历史现象以及学者成长过程中的某些重要片段，而这些片段是个人的，却无不与时代相关，于是，个人与时代就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血肉难分。里面的一些段落写得非常精彩一

记得是在9月9日下午，我和妻子正走在大街上，要去看一场电影(大概是关于“广交会”的纪录片，那时完全不上映故事片)，突然，街头喇叭传出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电影院贴出停映通告，我们立即返家。一路上，看到每个人都是满脸茫然的表情。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极度茫然。10年来，毛已经被塑造为神，每个人每天都要重复若干遍“万岁’"和“万寿无疆”，习惯成自然，这时听到的消息，好像是发生了一件违反自然规律的事。

读到上面这段文字的最后一句，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想不到大学者也有文学家般的细腻与幽默。这是写1976年。在这篇文章里另有一段写的是80年代思想解禁时期的逸事，非常有趣——

我的一个师弟辈分的年轻学者在讲台上耍狂，他从包中拿出一本外文书在大家眼前晃一晃，大声喝问：“这本书你们念过没有?’，然后再拿出一本，再问，几次都是“没有念过”，他于是得意地说：“那好，你们正该听我讲。”事后，我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你知不知道，坐在下面的，有懂6门外语的教授?”

《精神历程》一书的副标题是‘"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顾名思义，编者需要的是各位学者写出自己思想或人生经历的轨迹与变化，但有一些学者并未照章出牌，只以一篇随笔交差了事。相比之下，诗人沈睿的《走向女权主义》是最符合要求的。文章详细地表达了她从一个“不问世事”的女青年成为一个女权主义研究者的思想转变过程，透露了很多精彩而不为常人知的故事。比如她与其前夫、著名诗人w婚前和婚后的一些状况，与当年高呼“你不来与我同居”的女诗人伊蕾的感人交往，与有“中国叶赛宁”之称的一个著名诗人(此人是谁我猜不出来)的酒桌交锋然后不欢而散的故事，颇见性情，有小说般的可读性。不过读此文时，总觉得有些地方文字用力大了一些，比如多处写到其前夫w的“劣迹”，特别是把读大学时就欺骗了她的感情等“内幕”写出来，似乎不大“厚道”。有些事情两个人知道就行了，不必公布出来。俗话说：君子绝交，不出恶语。既然已离了婚，何必拿当年的那些事情来说事?当然，历数w的种种“劣迹地许是因为沈女士在离婚前受到太多不公而一提笔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还是认为这样明显属于隐私的内容是不宜出现在一个豁达而大度的知识分子笔下的。下面这一段似乎也有些‘用力过度”——

1998年，我在国内，几个所谓诗人名流正在吃饭，就顺便把我邀过去了。席间酒水杯盏之间，某位心怀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说：“沈睿现在是女权主义者了!”本来是热热闹闹的吃喝玩乐突然安静下来，席间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来她们与这些名流都有特殊关系，也都以有距离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阶级异己。那位据说是中国的叶赛宁的诗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告：“女权，什么女权!女人永远不可能有权，因为她们永远得在下面。”他很得意，似乎说出了真理。这种赤裸裸的性暗示，在酒醉微醺之后，也许不是过于粗俗，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