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从渔猎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又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而现在正面临着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型制的大变革，即工业文明向一种新的文明的转变，这种新文明我们称之为生态文明。每一次文明更替都是一次社会革命，促进了社会大发展、大进步，同时引起人类住区（域乡）结构和本质的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昭示着人类住区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而导向新的人类聚居模式——生态城市。面向未来的生态城市研究因此成为城市科学和城市规划研究的世界前沿与热点课题之—。

一、生态城市的时空定位

我们知道人类聚居是受社会经济结构制约的历史范畴，即人类聚居的发展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与之相适应。笔者认为应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以及人类住区的历史演变的广度来认识、理解生态城市，才有可能正确把握生态城市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理念。

文明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的进化、更替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人类文明史也是人类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的历史。人类社会第一次革命——农业革命使人类由游牧生活进入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定居生活。农业不仅解决了早期人类的生存危机，而且取代了畜牧业（渔猎采集）成为社会的中少产业。这—时期世界人口数量不多，社会组织程度不高，政治文化专制—统，经济的主体是农耕经济，能源动力主要是薪材、畜力、人力等，技术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有所认识，但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的能力还比较低，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还比较小，虽然也有局地环境受到破坏的情况，但从整体上看，人类对自然的作用还远未能达到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程度，崇拜自然、依赖自然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

城市就产生于农业文明时期。这一时期城乡空间混沌、并存，城市与乡村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文化上基本上是统一的。但就城乡关系而言，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乡村，但在经济上却受制于乡村。农业文明是在地球表土的基础上创造的，它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土地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文明是建立在“掠夺”式地利用土地的基础上的，所以有人将农业文明称为黄色文明。

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产业，工业生产大量开发利用以煤、石油为主的化石燃料，提供了比农业社会大得无法比拟的动力，工业文明带来了农业文明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人类社会也空前繁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改善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驾驭、主宰自然的机械论思想盛行。人类住区在工业社会也得到迅速发展。如果说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那么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了世界。城市数量、规模剧增，城市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虽然乡村也得到了发展，但城市凭借生产周期短、产值高、利润大的大机器工业迅速崛起，加之这种工业生产是以剥夺农业资源为特征的，使得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农业经济雪上加霜，出现工业经济高度增长，而农业经济相对滞后的现象，在文化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他方面城市也明显优于乡村，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极不平等，城乡差异日益加大，城乡矛盾日益加深，城乡开始分化、对立，形成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特征的二元社会。“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深深地感到了……。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的全体成员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恩格斯)城市与乡村，由一体到分离，再由分离到融合，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

建立在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工业文明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的社会价值方向，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威胁到地球上各种生命体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有人将工业文明称为黑色文明。“我们在征服自然的战役中，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生物圈已经不容许工业化再继续侵袭了”(托夫勒)，这意味着工业文明已达到其最高成就，因其固有问题的严重化，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而—种新的文明 — 生态文明正在兴起，人类社会将进入新的生态文明阶段，生态文明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是人类在认识、利用自然过程中的—次质的飞跃。生态文明反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反对通过掠夺自然的方式来促进人类自身的繁荣，同时也反对自然中心主义，而强调人、自然的整体和谐，实现人、自然双赢式发展，所以有人称之为绿色文明，它以知识、信息生产为主的知识经济取代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的工业经济，资源的开发方向由自然转向人，这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关键，因为人与自然矛盾的实质是自然资源使用过度，而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这正是基于对人、自然整体和谐发展认识的结果。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结构的主体，从而形成和创造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这一时期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城与乡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两者相互协调、平等地发展，互为补充。在经济上，城乡形成统一的产业体系，产业划分不再带有城或乡的地域特征，农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业相对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最低，但能与其共同协调、稳定、健康发展。在社会文化上，城乡社会建立起统—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体系，人口素质获得共同的提高和进步，形成统一的文化价值体系；消除城乡户籍制，全体社会成员，无所谓城市人，还是乡村人，人尽其才，大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较低，这些人就像在工厂、企业从事劳动的人一样，同样享受城市的自由与方便，只是分工上的不同。在社区建设上，原来十分分散、孤立的乡村居民点实现相对集中式发展，形成一定规模的聚居地，有相应的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享有与城市社区基本相同的文明条件，人类住区表现为“城乡融合体”，此即生态城市。

可见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是在对工业文明时代城乡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的更为高级的人类生存空间系统，可以说是人类住区（城乡）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从地理空间上看，生态城市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的概念了，是一高度城市化区域，抛弃传统以“农业”、“非农业”作为划分聚居的标准，而是强调了聚居作为人类生活场所的本质上的同一性，表现为一种新的城乡关系格局，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形成城乡网络结构。从人——自然系统角度看，生态城市不仅促进人类自身健康地进化、发展，成为关心人、陶冶人的“爱之器官”，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同时也重视自然的发展，生态城市成为能“供养”人与自然的新的人居环境，在这里人、自然相互适应、协同进化，共生共存共荣，体现了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统一性，强调在人、自然系统整体协调的基础上考虑人类空间和经济活动的模式，实现“天地人和”，从而达到人、自然系统的整体和谐，为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解开辟道路。可见生态城市不仅改造了现有人类住区的形式与功能，更重要的是同时也改造了人类自己，创造了一种新文明、新文化。简而言之，生态城市就是与生态文明时代相对应的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即为—定地域空间内人、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

生态城市追求的人——自然的和谐并不是绝对的和谐，而是有“冲突”的和谐，即一种动态的平衡，它既包含合作，也包含斗争，表现为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即人——自然系统各要素间存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只不过这些或对立或互补或—致的“作用力” 与“反作用力”形成的合力能保持在可承受的生态稳定阈值或生态稳定门槛内波动，表现为由非平衡→平衡→非平衡→新的平衡的过程，即自组织的动态平衡，这种过程从局部、短期看是动荡的、不平衡的，但从整体、长期看，是一种“发展过程的稳定性”，从而保持系统整体持续稳定，达到整体协同进化、螺旋式发展。

生态城市的形成是社会文明进化的结果，它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城市是一个“进化”的定义，这一“进化”的概念，反映了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理想的终极目标，而是一个“动态目标”，或者说是一个协调、和谐的进化过程。这种“进化”式发展过程不是强调发展的数量和速度，而是更重视发展的质量及要素间的协调、平衡，以不断提高其整体质量水平，或者说发展的目标是“整体功能的完善，而不是组分的增长”，以不断保持人、自然和谐。

二、生态城市的思想内涵

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意味着又一场社会革命——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革命（ecological revolution），而这场革命是全方位的、全球性的，包括文化革命、思想革命、信仰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行为革命、教育革命、伦理革命、财富观革命、人生观革命等内容，这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格局。生态城市作为面向生态文明时代的人类住区，其内涵必将反映生态文明的思想，它不仅需要对现有人类住区物质环境、空间形态的重建、重构，还必须有变革传统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内容，下面从哲学、文化、经济、技术等四个层面来解析生态城市的内涵思想。

（一）生态哲学层次

现代哲学是由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所支撑着的，主张通过人对自然的改造确立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原则的哲学。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发展了控制自然的技术和“反自然”的实践。人类作为自然征服者的地位观，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行动哲学。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就是机械世界观，要改变现代社会的危机局面，就必须超越旧的世界观，而转向一体化宇宙的、生态学的世界观——生态世界观，并在这种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去进行一场真正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

生态哲学是从广泛关联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作为—种新的世界观，它的主要特点是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发展到人——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生态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是相互联系的动态网络结构，超越了机械论的世界观而引向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宇宙观，形成对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的正确认识：“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忽视这个原则的任何政府或经济制度，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的自杀。生态世界观决定了生态城市是在人——自然系统整体协调、和谐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人、自然的局部价值都不能大于人——自然统一体的整体价值。

（二）生态文化层次

生态城市作为承载社会文化的建筑空间，展示着生态文明时代的价值、观念、理想和抱负。它是生态文化的产物，又是生态文化的创造者。生态文化摒弃了“反自然”的文化，抛弃了人统治自然的思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人、自然协调发展的文化，达到两者的双赢式发展，从而实现人、自然矛盾的消解。这是生态城市的主流文化，从微观层面上看，它又是多元化的，反映生态城市社会生活民主化、多样化、丰富性的特点，即生态文化体现的是从人、自然整体的角度来协调、统一不同背景下文化的发展，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能共同和谐地生活在—起，而不是专制、单一、缺乏活力的，更不是统一在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而排他的铁板一块。

生态城市从其文化观念意识的深处，崇尚健康、节约、控制、人道、平等、公正、民主、正义、协调、共存、精神追求与物质满足的协调、多种文化的互补与渗透等，而反对浪费、挥霍、放纵、自私、特权、侵略、征服、掠夺、急功近利、历史虚无主义、沙文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等。

生态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保持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与动态发展的统一，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中保存了一种比较完整的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生态。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文化也成为生态城市最重要的功能。

（三）生态经济层次

工业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最少的花费、最快的速度、最短的周期去谋取最多的利益，即以“最少、最快、最短、最多”为价值导向追求经济无限增长，认为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持续增加将带来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的幸福。但这一观念却掩盖了经济增长测量手段本身是否合理、社会财富分配是否公正、人们生活质量是否提高、人类是否因此付出其他代价等诸多问题的存在。根据经济学的原理，财富来源于劳动、物质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三要素。因此，经济的发展质量可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总量及其比例来衡量。在一般情况下，生活消费的总量随人口和收入的增长而不断增加，自然资本和由自然资本转化而来的物质资本的总量则相应减少。如果没有人才资本的弥补，经济发展是无法长期持续的。人力资本显得尤为重要。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经济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其过度使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一种“外在化”的资源经济。而生态城市建立的是一种以人力资本占主体的“内在化”的知识经济，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结构、劳动力结构以及资源与资金的配置，对社会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变革。传统产业智力资源开发比重小、对自然资源依赖性大，而知识经济是智力资源的综合物化，且不直接依赖自然资源，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智力成为生态城市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方向，资源配置的主要内容是非物质性的知识信息，而不是物质资料，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非物质财富的增长成为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同时在知识生产和基本物质生产中注重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知识、信息运转高效，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协调，达到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尽可能实现资源的区内闭路循环、收支平衡、自给自足，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并实现外部“生态成本”的“内部化”，从根本上解决资源（能源）短缺以及资源（能源）可持续开发利用问题，实现以最少量的能源、资源投入和最低限度的生态环境代价，为社会生产最多、最优质的产品，为人们提供最充分、最有效的服务。另一方面不断增加对自然资源的投入、保护和增值，保持并扩大自然资源总量和供给能力。

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是集约内涵式的，经济活动（生产、生活、流通与分配）也是有益于社会和环境的，资金是“清洁”的、合乎伦理的（不是通过掠夺生物圈而获取的），经济成果的分配是公正的。

（四）生态技术层次

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近代第一次技术革命导致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技术，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农业、工业社会，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的以电力技术和内燃机的发明等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推动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使得农业、工业社会过渡到工业化社会。这两次工业文明的技术革命迅速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为人类创造了现代物质文明，然而这种技术方式由于建造机理的本质缺陷和社会文化条件的弊病，给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性影响，严重影响了生物圈系统的生态稳定和有序，出现了种种危机。这种技术方式是“浪费型”的，是“反自然”的、“反人性”的。

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使之不可避免地从兴盛走向衰落，而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兴起和发展，它们是利于人、自然和睦相处的新的技术形式、生态技术体系，它是以知识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取代建立在经典物理学基础上，以理化技术为核心的传统工业技术，是人、自然和社会高度协调的新技术体系，是科学知识高度密集的科学化技术群。

生态城市正是主要凭借生态技术这一物质手段超越现代城市实现自我发展的。生态技术主张和其他生命物种相互依存、共同繁荣，对资源和能源进行可再生利用，只投入少量的能量，只有很低的污染或完全没有污染，它根据自然生态规律确定技术发展的界限，在价值观上，它不以经济增长为唯—的目标，还有人类健康、环境保护目标，它的组织原则是循环的，实现资源的多层次利用。

生态城市对技术选择的基础不仅仅是技术的考虑和论证，而且还包括经济、文化、环境、能源和社会条件的标准。但仅仅通过科学技术方面的变革，而不考虑社会功能、人类生态、道德伦理、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变革的“技术解决”是不可能创造生态城市的，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创造相应的社会文化。

三、结 语

正确的观念来自对历史和现实的全面了解，来自对未来发展变化趋势的理性判断。生态城市作为可预见的未来人类聚居模式，是建立在对未来社会、经济以及技术可能性基础上的，它是人类社会及其住区（城、乡）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也是为了实现全球、全人类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生态城市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现实主义的，或者至少说是一种务实的理想主义。

建设生态城市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实际上是“生态重建 （Ecological Rebuilding）”、“生态重构 （Ecological Restructure）”的过程，即对现有城乡的物质环境进行有机更新，对社会价值观、道德伦理、经济模式、生活方式及政策体制等社会文明进行重新定位和根本转变，从而对整个城乡系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空间结构等进行根本性改造、再构和创新，它涉及城乡时空横向与纵向、物质与精神的各系统层次的方方面面，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破旧立新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清醒的认识，不盲目乐观和悲观，既要看到生态城市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实现的，也要认识到它的可实现性，不是遥遥无期、虚拟的理想乌托邦，而是一个可望可及、循序渐进的持续的发展过程。它需要我们共同的关切、共同的参与、共同的努力，只有这样，才有我们共同的未来。生态城市目标的实现，将取决于人类的认识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