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胡适的苏俄认知全文如下：

　　一般而言，自由主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二者因价值取向之异往往被视为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但历史的复杂性不能以表面化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加以阐释。纵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不难发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并非绝对的相互对立乃至水火不容。相反，二者在思想资源、主要理念、追求目标等方面存在总体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相互会通之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出现了相互交错与辩难的历史格局。

　　对此，本文拟以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胡适的苏俄认知为中心，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复杂关系再做探索.

　　一、胡适渐进思想里的激进趋向及其与苏俄的趋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后的俄国革命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一方面，大战的爆发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与危机，造成了国人印象中的西方的分裂;另一方面，俄国革命与苏俄的成立更是给绝望中的国人指出了一条民族解放的新路，随后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正当权益的公开践踏更是加剧了国人学习西方样板的转移，即倾向于走俄国人的路.由此，五四前后，一股苏俄热在中国兴起。对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当时在美留学的胡适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二月革命的成功使胡适认为俄国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事，不可不记。他还欣然赋词一首：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看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胡适对新俄的热切希望是寄托在俄国走自由民主之路的基础上的，但随后的十月革命则使俄国走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对十月革命的赞赏不同，胡适对十月革命没有太多的直接评论，自由主义与实验主义立场使他对苏维埃俄国这一新生事物保持了审慎的观察态度。

　　1920年代，受军阀混战时局的压迫和革命风潮的影响，注重点滴改造的胡适不时流露出与其稳健立场不太一致的抗争意识。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在街头散发传单被捕，胡适激于义愤，在《权威》诗中写道：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我们要造反了!不久，胡适又在《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中称赞四烈士是英雄好汉,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干了些什么一弹使奸雄破胆!一弹把帝制推翻!胡适直接套用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来行文，显见其思想受世风影响之一面。

　　1921年双十节，胡适甚至直接喊出了革命的口号：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1922年，胡适虽倡导好政府主义,但他又说：可改良的，不妨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可见，当恶势力太坏或和平改良毫无希望时，胡适并不完全拒绝革命。胡适渐进思想中的激进趋向成为他持续关注苏俄的内在心理依据。

　　五四时代的新青年群体最初是一批自由主义者的聚合，五四爱国运动之后，李大钊、陈独秀逐步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道路，胡适则坚持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启蒙立场。尽管社会改造立场与方法不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文化战线上仍关系密切。

　　1919年，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的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在2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他们还是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的.

　　1922年5月胡适与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一起商议好政府主义,他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朋友,并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对此，陈独秀在1923年的《前锋》上撰文回应，说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因而提议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这一时期，胡适还毫不避讳地与苏俄来华的官方人士进行接触，他与苏俄驻华代表越飞以及伊凤阁等人关系不错，还与为共产国际提供报告的俄共党员天津大学教授柏烈伟有所交往，又与原海参崴报纸《遥远的边疆》编辑、远东电讯社驻沪记者、俄国鼓吹机关代表霍都洛夫久谈中国政局，认为后者的观察颇不坏.胡适与苏俄人的交往与态度赢得了越飞的好感，越飞一度称胡适是我们的朋友.胡适的言行指向，诚如论者所言：胡适论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可以说，陈炯明事变前后，胡适与苏俄和中共走得相当近。

　　二、莫斯科之行与胡适新的兴奋

　　1924年的国共合作及随后兴起的国民革命迅速改变着中国的政治局势。由于与苏俄日益趋近,胡适拒绝加入1925年知识界的那场联俄与仇俄问题的讨论，并以实验主义立场批评许多学者在反赤化问题上的武断.1926年前后，胡适个人的思想亦逐步由个人主义向民族国家立场转变。他认为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唯一有希望外抗强权内除军阀的运动。他预计国民革命如果不给中国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至少也是一个转折性的解决。但他认为更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

　　从思想启蒙走向政治解决，从个人主义转向集团主义，胡适迈出的步伐可谓不小。

　　循此思路，胡适顺理成章地在《我们对待西洋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欣赏。胡适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主义的流弊，强调社会主义是对个人主义进行补救的好方法，并誉之为时代的潮流。他说：19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痛苦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解决此问题的两种办法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产阶级的压迫与掠夺.

　　胡适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表示了惊讶与乐观：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服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由此，胡适正式宣告：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是东方民族不曾有过的精神文明。胡适对社会主义大加赞誉，并将其归入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这为他随后的苏俄观感定下了基调。

　　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国代表赴英参加中英庚款会议，途径莫斯科，停留了三天。他先后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莫斯科的第一监狱,还与于右任、蔡和森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左派教授梅里姆、哈珀斯会谈。短暂的莫斯科之行，使胡适对苏俄发生了极大的好感，他对苏俄有计划的政治、教育和苏俄人努力奋斗的精神称赞有加。他谈到，苏俄人在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对于胡适一直耿耿于怀的苏俄的狄克维多制度，梅里姆向他解释说：苏俄虽是狄克维多，但他们确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听了这番话，胡适竟表示此论甚公允.在教育方面，胡适认为苏俄人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胡适还观察到，苏俄人有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奋有为的气象,他们的意志的专笃,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胡适由此感叹：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胡适表示这就是他的新的兴奋.胡适对苏俄的新评价使他的朋友们感到困惑，并引发了他与徐志摩、任鸿隽、徐新六之间一场小规模的争论。然而，此时的胡适，已明显地流露出不据学理不择方法去干的倾向,可见莫斯科之行对他触动甚大。

　　短短三天的莫斯科之行，胡适的思想为什么给人以面目全非之感呢

　　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受世风、语境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左倾即社会主义倾向.从学理上看，影响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学人的主要是主张调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允许运用社会集体力量对经济等问题进行人为调节和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有论者指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经过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洗礼，从五四时代开始，便表现出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力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某种调和。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思想框架中。这一特征也明显体现在胡适身上。胡适公开声称自己主张新自由主义,即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憧憬与向往是早有思想基础的，胡适正是在苏俄看到了他想看、喜欢看和期待看到的东西，所以不由得发生新的兴奋.

　　另一方面，胡适对苏俄的称许立基于其实验主义立场。他在致张慰慈、徐志摩等人的的信中一再强调：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苏俄的大规模建设与实验触发了胡适对中国国家崛起的信心与幻想。其情境正如徐志摩所言：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到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此外，胡适泛化的西方观念也影响了他的苏俄观感。近代以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胡适常被视为西化的代表。在胡适思想的前期，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他心中的西方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区别美英模式、苏俄模式甚至日本模式，尽管他内心世界的理想模式是美国经验.他心中的西化模式指一切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包括不在欧美的日本)，它们对中国来说都具有示范的意义。正是从这种泛化或广义的西方观念出发，在胡适那里，学习苏俄实质上就是学习西方，而且是最新的西方，经梅里姆苏俄的专政可经教育转化为民主观念的点拨，胡适认为，苏俄与美国这两种理想原来是一条路，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在思想上如何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也不可能全面认同苏俄的暴力革命与政治意识形态。胡适表示：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可以认为，胡适推崇或欣赏的是苏俄的社会建设或社会政策，而对作为国家制度层面的苏俄的暴力路线和极权政治并没表示赞同，最多不过是容许实验的低调包容。虽然胡适在激进的道路上已走得稍远，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完全放弃其自由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三、社会主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逻辑发展

　　离开莫斯科后，胡适对社会主义及苏俄的新的兴奋并未立刻扫除。在西去的火车上，俄国外交委员罗森斯坦告诉胡适，英美虽尊崇自由但表里不一，而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名副其实，胡适认为此言却甚有理瑑瑡.1926年10月，胡适在英国专访罗素，罗素旧调重弹，认为像中国这样农业落后的国家，民主制度实不相宜，倒是苏俄的Dic-tatorship(专政)最适用。胡适表示，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罗素则说，那只好牺牲一点了。

　　胡适听后虽觉奇怪,但却表示此言也有道理，未可全认为不忠恕。可见，出于对社会主义和民族自立的向往，胡适对苏俄的专政保持了相当限度的容忍.随后，在英国的一系列演讲中，胡适反复强调说：社会主义不仅是西方早期更重个人的民主观念的补充，是西方民主运动的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他教导英国人说：我们或许可以不喜欢社会主义。但它显然是人类所发明的关于社会秩序的最高理念之一。实际上，世界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1927年，胡适在美国的考察中注意到，美国社会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这种社会化的现象随地可见,美国社会似乎也在朝着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方向走.向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胡适对社会主义如此高度推崇，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罕见的。当然，胡适的基点是将社会主义纳入西方文明的范围，他的立场仍不脱自由主义。

　　1930年代前期的胡适继续保持着对社会主义和苏俄的欣赏。

　　1930年9月，胡适在亚东版《胡适文存》第三集的扉页上题有纪念四位最近失去的亡友，李大钊先生位居首位。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他称颂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在1935年发表的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胡适甚至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看成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在他主政的《独立评论》上，亦不时有认同和肯定苏俄建国的文章发表。

　　在1933年爆发的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胡适虽始终站在民主阵线一边，不过细察他的言论不难发现，胡适实际上是将现代独裁政治视为比民主政治更高的一个阶段。他称赞苏联的现代独裁政治是需要最高等的专门技术的现代独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新鲜局面,它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宏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谱系，认为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发展，即他一贯欣赏的民主政治社会化.

　　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英文讲演，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逻辑发展的观点。他指出，俄国大革命使西方文明的许多基本制度遭受了重大的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全面的怀疑，人类的文明将何去何从呢胡适明确表示：我们若把这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看作是并非外在于西方文明的异己成分，而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是完善其民主理想的逻辑必然，只是对其早先有点过于个人主义的民主理念的补充，不是更合理么

　　1934年底，胡适在概括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大势时又说：这个新发展的最可注意之点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骤增，与民主政治的社会化的大倾向,前者的表现实例，有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英国工党的两度执政，而欧美国家一切社会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表现.大战之后，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就使许多民治国家呈现社会主义化的现象。至于苏俄的以纯粹社会主义立国，更不用说了.至此，从自由民主立场出发，胡适坚持认为苏俄与西方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甚至在平等领域超越了西方国家，胡适对社会主义的欣赏达到了巅峰。

　　胡适的上述判断显然受到当时国际背景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和苏俄一五计划的成功恰成鲜明的对比，德意日法西斯的先后上台似乎在短时期内也展现了一种民族国家的新气象,这些均是促使胡适继续保持其苏俄认知的重要因素。但胡适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则是主因，诚如论者所言，无论如何，胡适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推许是从现代自由主义立场出发的;他从未放弃对美国民主模式的坚信，他说美苏走的是一条路，是因为他认为苏俄曲线在走美国路;而且美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罗斯福当政期许多新政举措，恰好也能印证和支持胡适对西方文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性预测.

　　可见，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胡适对社会主义和苏俄并无批评之意，反倒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对西方个人主义、民主理念的纠偏与补充。

　　四、胡适与苏俄渐行渐远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大清洗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同时也暴露了苏联政制之内在缺陷。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对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出现的对自由与人权的破坏、对民主与法制的践踏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失望与不满。

　　1937年，胡适写道：这几天苏俄国内清党清军的惊人消息又占据了世界报纸的首页地位，又使我们心里不能不重新估计这个新国家的巨大试验究竟有多大的稳固性!此外，1930年代后期苏联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其无视他国利益的军事与外交行动也加速了胡适与苏联的疏离。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与苏军对波兰的进攻使胡适由失望而愤慨。他在日记中指出，苏联的军事行动是对波兰赤裸裸的侵略，其行为与德国无异，可以使欧战完全变更性质!恰在此时，胡适的导师杜威出版了《自由与文化》一书，以其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包括德国和苏俄在内的一切极权主义.很可能受杜威著作的影响，胡适在1941年于密西根大学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英文演讲，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解读为有史以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是近代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战争.这种民主与极权对立的二元政治模式成为此后他批评苏联、观察世界局势的基本理路。由此开始，胡适与苏俄渐行渐远。

　　在此后的一系列讲演和文章中，胡适公开批评苏俄的极权政治。

　　1947年8月，胡适抨击俄国大革命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并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胡适批评苏俄领导集团用很冷酷的暴力压制大多数的人民,并坚信这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这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一个小小的反动。1948年，胡适继续批评苏联缺乏政治自由。他说：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看见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20世纪40年代胡适对苏俄认知的转向可以从世界局势演变与胡适的民族主义立场两个角度得到说明。

　　1930年代，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德意日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并对外侵略扩张，苏俄国内的大清洗运动及对外的霸权行径也挑战了胡适的底线，世界局势的演变使胡适心目中的大西方发生了分化。因而，在政体选择面前，深受自由主义思想浸染的胡适自然偏向了英美的民主政体。此外，《雅尔塔协定》对中国权益的侵害使胡适对苏俄的侵略行径异常愤怒。他在致周鲠生的信中写道：我向来对苏俄是怀着很大的热望的这种希望曾使我梦想的俄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但是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的东三省的被拆洗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从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胡适对苏俄的强权政治极度失望：苏俄今日被人看作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真是苏俄自己绝大的不幸，自己的绝大损失了.

　　不过，1940年代胡适对苏俄政制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彻底抛弃。

　　1947年，胡适仍然强调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理想目标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生活程度.虽然避开了社会主义字眼，但联系胡适此前的言论，二者在他那里意思等同。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的升温和对苏俄的批评加剧，胡适最终抛弃了他一直追寻的社会主义梦想。

　　1953年，胡适在日记中评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时指出：Hayek此书，论社会主义与自由不能共存，其意甚可取。我在二十年前，尚以为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近十年来，我渐见此意之不是，故蒋廷黻兄提议我们发起一个社会党,我不赞成。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主要信条乃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不能接受各种社会主义的信条。二战后美苏冷战的世界格局及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立场使胡适完全否定了自己苏俄走的正是美国的路的说法。

　　1954年，胡适对自己当年表达的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的观点表示公开忏悔.他指出：我们可以说：现在抛弃社会主义而归向资本主义是一个很普遍的趋势。瑓瑡就这样，对社会主义一度钟情的胡适，在美苏两级对峙的世界格局影响下，最终回归其自由主义立场。

　　五、结语

　　苏俄与社会主义潮流对近代中国各阶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受此影响，胡适对苏俄始而逐步趋近,继而被强烈吸引以致一定程度地激进与左倾,最后终因苏俄政治体制内在缺陷的暴露及其对外的扩张行径，促使胡适与苏俄渐行渐远,并在1950年代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梦想。

　　胡适的苏俄认知虽始终以其自由主义思想为立足点，但社会主义则是他多年关注苏俄，并对苏俄寄予厚望的重要因素。胡适苏俄观之演变，反映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交错与纠结。

　　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会主义始终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出路的重要资源，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构造现代中国历史图景的重要价值源泉。在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离合，反映出自由民主与公正平等始终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难以割舍的追求，并由此影响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

　　从自由主义的政治运作来看，虽然自由主义者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注重平等的诉求，但并没有以此作为凝聚社会力量、实行政治动员的符号，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终究只能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却无法成为激励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劳苦大众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旗帜.相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又将其转变为可以简便操作、根本解决的社会动员方式，从而最终战胜了诸多主义,完成了中国社会的重大政治与思想变革。而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运作方式又恰是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无法接受的，历史就这样诡异地展现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无情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