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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县)人。湘军之父，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人物之一，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他特别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和自我教育，以身示范;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广受后人推崇，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曾国藩的自我教育观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自我教育之源:程朱理学和湘人精神

　　宋明理学对湖南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当时全国闻名的岳麓书院讲学多年，弟子达千人，影响甚远，享有斯文正脉之誉。其后，程朱理学虽然在明、清受到心学、考据学等学说的排挤，但后两者都对湖南文化教育界和学术思想界影响不大，没有动摇其统治地位。罗汝怀曾说：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为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务必以程朱为宗。[1]5宋明理学修身理论包含外在的身体修养和内在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又包括个人品德和封建伦理纲常的修养。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落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曾国藩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钧，当然深受宋明理学之影响。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又曾向同乡、官居太常寺卿的理学大师唐鉴先生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说：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2]4867唐鉴特别强调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曾国藩听完之后感慨昭然若发蒙也,在给贺长龄的信中写道：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3]1858,曾国藩自此初步确立了其自我教育的途径和目标。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八月九日，他在给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位弟弟的信中告诫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2]5062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初八，他在给国潢等四位弟弟的家书中断言：凡人一身，只有 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2]5144.通过对宋明理学修身理论的学习，曾国藩不断反思其现实生活并追求提升自身的精神生活质量，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信念，实现对自身意义的追寻;最终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告别自发，渐成自觉;告别短暂，趋于永恒。

　　湖南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开发较晚，交通闭塞，经济很不发达，自古便有南蛮之地的说法。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4]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对湘人性格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说，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可以称得上是湘人精神的内质。曾国藩是近代湘人的代表，亦是湘人精神活的灵魂。无论在其日记中还是在家信中，他常言，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以及他处处对立志和恒心的强调，无一不反映出其坚毅决卓的湘人性格。

　　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藩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二、自我教育之体:明理君子与克己修身

　　曾国藩自我教育的最高目标和人生境界是做明理君子.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2]5512曾国藩认为，做一个明理群子,必须注意修仙和养气两个方面。曾国藩一生都在探索和践行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给自己制定了主敬、主静、谨言、养气、保身等十二条日常必修功课，称之为日课十二条.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以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2]5054五条箴言勉励自己，劝诫诸弟。咸丰二年(1852年)，曾氏认为自己虽暮齿衰迈，仍应在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功夫。咸丰九年(1859年)，他强调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而敬、恕、诚、静、勤、润六课即六条修身养性条规是德成的途径[2]4878.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思量立身之道，主张修己治人应当遵循 禹、墨 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2]4878.同治十年(1871年)，已是重病缠身的他在金陵节署的日记中给家人提出了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等四条修身原则，确信慎独则心安，主 敬 则 心 强，求 仁 则 人 悦，习 劳 则 神钦[2]5586-5588.概而言之，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方法尤重下列几点：

　　首先，庄敬日强。在曾国藩看来，人们必须心怀庄严持重、敬慎严谨的态度，才能不断进步自强。他十分重视敬之工夫，断言敬则存心渐趋于厚;主张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

　　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2]4875他认为，无论是做人之道还是为学之方，皆离不开敬字。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2]5247为学之方，无过主敬之要，主敬则百病可 除。自 后 守 此 二 字，终 身 断 不 敢 稍 有 陨越。[5]5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平生居敬涵养的心得体会时说：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驱，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 敬，不 敢 懈 慢，则 身 体 之 强 健，又 何 疑乎[2]5587曾国藩明确指出敬能强身健体，强调要以敬修身。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2]5587曾国藩详细探讨了敬之工夫、表现、效验，把居敬的意义提升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高度。

　　其次，主静安详。受唐鉴的影响，生性好动的曾国藩将静心、静养视为道德修养的得力方法。他认为，人们如果静心修养，不为外物所动，就会获得安宁、详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他在日记中云：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工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2]4894经过唐鉴的点拨，曾氏决心接受并践行宋明理学的主静修身养性方法。说来容易做起难，曾氏在此前后并没有非常切实地践行主静的修养方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他在日记中自责说：数日心沾滞于诗，总由心不静，故不专一，当力求主之一法。

　　诚能主一，养得心静气恬，到天机活泼之时，即作诗亦自无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间情志屡边耳。[2]4892心气浮躁，则不能静思，不能静思，则难以顿悟而产生灵感，当然作不了诗。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馀，尚浮躁如此耶! [5]126为了提高自己静坐的耐力，他定下了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方好[2]4868的人生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曾国藩终于达到了超然物外、心无所着的静心状态。他在《主静箴》中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

　　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2]5054再次，慎独内省。慎独是指人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而不做任何违背道德信念之事。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自觉遵守道德律令。

　　曾国藩非常注重挖掘慎之内涵：古人曰钦、曰敬、曰谦、曰谨、曰虔恭、曰祗惧，皆慎字之义也。

　　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7]434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2]4903曾国藩认为慎独是守身之先务.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2]5584-5587在他看来，人们如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全力除去私欲，以存天理，那么《大学》所谓的自慊(慊通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都能切实践行了[2]5587.曾国藩以理学大师倭仁为榜样，认为研几功夫最要紧。所谓研几就是要捕捉事物的苗头与征兆，从而认识并察 见事物 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灭 人欲于 将萌之时。

　　曾国藩常常私下反省自己的言行，以便修正过失，体现了慎独的精神境界。咸丰十年(1860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悚惧。慎独驱使他养成功成不居、谦虚低调、防患未然的心志。同治元年(1862年)，他在日记中说：光景似箭，冉冉又过十年。念德业之不进，愧位名之久窃。此后当于勤俭谨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浑字，痛自箴砭[2]4904.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日记中对自己作了更苛刻的解剖：近日省察自己短处，每日怠玩时多，治事时少。

　　看书作字，治私事时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时少。

　　本无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对京察褒嘉之语，殊有愧矣。[2]4905勤于职守，公私分明，选官有方的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对自己如此严格要求，殊为难得。

　　最后，八德自勉。八德既是曾国藩理论思维的工夫，也是其道德修养的工夫。他说：余近年默省之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曾为泽儿言之，宜转告于鸿儿，就中能体会一二字，便有日进之象。[2]5574曾国藩把个体品德概括为八德,用于自勉和育人。勤是修养吃苦耐劳勤奋的工夫;俭是修养自我约束节约的工夫;刚是修炼意志的工夫，做任何事须有排除万难的雄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明是修养知晓天命、晓明大义的工夫;忠是修养尽心竭力、忠诚无私的工夫;恕是修养设身处地、宽容他人的工夫;谦是修养谦逊虚心的工夫;浑是修养难得糊涂、非原则问题可以让步的工夫。八德很全面地规范了个人修养的内涵，果能依此践行，定能造就品德高尚的理想人格。

　　三、自我教育之用:内圣外王与经邦济世

　　曾国藩虽在理学思想上造诣颇高，但并不沉溺于心性之谈，而是讲求实际，注重实功实效，追求以修身之德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业，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目标。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致贺长龄的信中写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而莫若取笃实践。[6]4他强调不管是治学还是治国，都必须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5]539曾国藩以理学思想为指导，倡导经邦济世，并躬行实践，重实用，求实际。作业信奉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理学家，曾国藩崇尚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认为一个人不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心性修养，而且要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曾国藩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因此，当太平天国军队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威胁时，身为儒生、文臣的曾国藩毅然作出了招摹、训练湘军的壮举。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屡败屡战，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建立了挽清廷于既倒的经世事功。

　　自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军备衰落，吏治腐败，对外无法抵制各国强敌的日益逼近，对内横征暴敛，使广大农民生活苦不堪言。由于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作为清政府主力军的八旗和绿营，由于内部腐化，训练不精，素质低下，完全无法阻挡各地农民起义的攻击，节节败退。正在家中守制的曾国藩此时接到谕旨，要求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10]39,为分君父之忧,曾国藩决定墨绖出山。当时绿营弊病丛生，兵营之间胜则互妒，败不相救。曾国藩深知绿营的腐败，他认为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以练之使补兵额[6]130.为筹办团练，练好湘勇，曾国藩取法戚家军,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7]463为标准，严格选择勇丁，但求其精，不贵其多,训练但求有济，不求 速效[10]41.为对抗太平军的水营，又筹建了一支水上之师。由此创立了一支水陆合一的湘军，这支军队最终不负众望，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起死回生，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

　　面对西方列强的多次入侵，特别是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之后，曾国藩意识到国家正面临着比太平天国更甚的威胁和挑战。他在日记中写道：念 夷 人 纵 横 中 原，无 以 御 之，为 之 忧悸[5]669.为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曾国藩开始注意了解西方的情况。他多次阅读《瀛寰志略》，了解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亲身体验并乘坐外国轮船等等。随着对西方情况了解的加深，曾国藩意识到，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8]748,必须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方能应变当时国家之变局，期永远之利[11]1272.为此，曾国藩提倡西学为用,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他的倡导下，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始自己制造洋枪洋炮，并试制轮船，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1862年，安庆内军械所成功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轮船蒸汽机。

　　曾国藩在亲自观看该机器试验后，喜悦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8]766为尽快掌握西方机器制造原理，曾国藩又特地命容闳赴美国采购机器，随后，与 李 鸿 章 共 同 创 建 了 江 南 制 造 总 局。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建成了中国第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乘坐验这艘轮船，并为之取名恬吉,他说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12]1542.为此，他向朝廷奏报，认为将来渐推渐精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13]6092,把这看作是中国自强之道的始基。在江南制造总局建成之后，曾国藩又明确奏请开设翻译馆。他认为翻译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循。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13]6093.因此，曾国藩特地聘请英美传教士和中国科学家一道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并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13]6093,培养翻译人才，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自此开始，李鸿章、左宗棠、奕等人又先后创办了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终于将西方的工业革命引入保守的中国。

　　此外，曾国藩还采纳了丁日昌选派学生留学的建议，积极提议派遣中国子弟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他向朝廷奏报：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馀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4]7331后又多次重申，并说：彼来则延访，我往则就教，总求尽彼之长而后已[14]7331.

　　在派遣留学事宜得到清廷批准后，又积极筹划并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这批留学生在求学期间深入钻研了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其中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长梁敦彦、国立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将中国的唐诗译成英文介绍给欧美的蔡廷干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参考文献：

　　[1] 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M](1530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曾文正公全集第八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3] 曾文正公全集第四部[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4]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

　　[5]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

　　[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0.

　　[7] 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

　　[8]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8.

　　[9]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0]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1]曾国藩全集奏稿(二)[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2]曾国藩全集日记(三)[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3]曾国藩全集奏稿(十)[M].长沙：岳麓书社，1993.

　　[14]曾 国 藩 全 集 奏 稿 (十 二)[M].长 沙：岳 麓 书社，1993.98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