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制度扬善惩恶，那么它的基本前提就要假定存在“坏人”。不一定假定大家都是坏人，但是只要有一个坏人存在，就要有制度存在，否则这个坏人做了坏事不能受到惩罚，下一个人就会学着也去做坏事，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好人也变成了坏人。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制度具有双重性：对于私权而言，要用“负面清单”管理，凡是没有规定不可以做的，都是可做的，以发挥大家好的创造力;而对于公权而言，要用“正面清单”约束，凡是没有规定你可以做的，都是不可以做的，不可“创新”地扩大政府的审批与干涉。

□制度為什么重要，从根本上说，就是它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减少麻烦。如果制度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不按制度办，违犯了法律，是会受到惩罚的，那么人们就可以对别人如何行事有一个比较可靠的预期，与他们打交道时就会比较简单，用不着防着这个防着那个，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即使出了问题，有制度可循，有法律可依，就没有什么争议，处理起来比较简单方便。

□道德说教当然是必要的，但只要制度存在缺陷，一个官员腐败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就会使另一些官员仿而效之，觉得不讲道德也不过如此。最终，“劣币驱逐良币”，大家都不再讲什么大公无私的道德，腐败便会盛行起来。

□既得利益集团时时都有，只不过时至今日，反对改革的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些人，而是换了一些新的既得利益者罢了。既得利益集团会因制度的不同而不断变化，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是一般性的规律。改革，首要的也是根本性的问题不是技术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只不过有时技术上做得好一些，会使阻力小一些，改革得以推进。化解改革的一个一般性的技术手段，就是通过对既得利益者的适当“补偿”或“赎买”，使既得利益者的损失小一些，他们就会较容易地接受改革。

□确实存在一些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的东西，确实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转轨。差别主要在于各国的起始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背景不同，而不在于孰优孰劣。

□作为一个落后国家，中国一个重要的后发劣势在于，人们往往会用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来直接对比我们当前的制度缺陷，并不认真思考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当下的人们每每做着“横断面”的直接比较，并由此提出各种超越历史的诉求，各种“大跃进”或“体制赶超”的主张就会层出不穷。

【王传生荐自《制度改变中国》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