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教师”，这些教师只能每月获得固定工资，但没有事业编制，也不能享受编制所附带的各种福利。因此“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很突出。河南洛阳市一位校长向我们抱怨：许多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合同教师”往往通不过人事局的教师编制考试，而人事局选拔出来的教师往往不能适应日常教学工作，教学水平很低。这位校长只是点到为止，但他的潜台词其实是在说教师编制的配额包括教师的审核、录用权都掌握在人事部门的手里，这里面充满了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第三，流出地学校“结构性超编”、“超编缺人”。既然编制是按照生师比进行配置的，怎么会“超编缺人”呢？原因在于许多劳务输出地的偏远山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导致这些地方的村小或教学点学生数量极少，一个老师、五六个学生的学校很常见。按生师比计算已经达到了5：1、6：1，是远远超编了，但一个老师又无法完成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所有教学任务，所以叫“超编缺人”。前段时间全国范围内被紧急叫停的“撤点并校”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不得已的选择，体现的是我们在追求效率和公平的过程中所不得不遭遇的矛盾。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发展、完善“寄宿制学校”，但还有待仔细验证。

以上三个突出矛盾，已经严重挑战了现行的教育人事体制，改革在所难免，但问题是改革背后牵涉的还是一本财政账，即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该花的钱尽量花得有效率。而在这背后，仍然脱离不了对学生规模、地理信息的准确统计与预估。

建立统一的学籍平台

就在我们调研期间，高兴地得知教育部也在着手进行前期调研，意图着手推进全国统一学籍信息平台的建立，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表2是各地学籍平台建立及使用情况：

因此从技术上看，建设全国性学籍信息平台并无难度；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看，建设此平台也绝对是有效率的；而且学籍平台能明显提高财政的工作效率，因此各地财政部门对此也都举双手赞成。

但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最大挑战其实并不是学籍平台建立本身，而是平台建成后政策上的配套问题。比如在某些省份，学籍信息系统功能很完善，但只是用于教学管理，并没有成为教育经费的拨付依据，即教育部门根据学生规模向财政部门申请财政拨款的时候，对学生规模的统计还是通过“学校→学区→教育局”这种传统的层层上报的模式进行的。这一点令人很费解，既然学籍系统可以做到“全省联网、一人一号”，那么财政部门直接从学籍系统调取数据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依靠传统的人工操作的方式进行呢？

这里面的猫腻不明讲也很容易明白，凡是人工操作就有了徇私舞弊的空间。在这方面广东省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在东莞市调研期间发现，东莞市在做教育财政预算时对学生规模及分布的统计是不需要经过学校校长、教育局长的，只需要直接从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中就可以提取出关于学生数量和分布的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进行预算测算。这就从技术上消灭了学校、教育局在学生数量上做文章从而骗取教育经费的空间。因此，学籍信息化平台的建立不是目的，如何能让其在提高财政“瞄准效率”的改革中真正发挥作用才是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简称中职学籍系统）的经验可以为中小学学籍信息平台的建立提供许多借鉴。有些问题既然能发生在中职学籍系统中，就也有可能发生在中小学学籍系统中，因此我们在推进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的建立过程中可以参考这些前车之鉴，从一开始就将这些漏洞堵死，少走一些弯路。

总之，以学籍信息化平台取代人工操作在政策的执行上一定会受到某些部门利益的挑战，但只要中央足够坚决，部门利益集团就会意识到这一开放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而且根据各省中小学学籍信息平台及中职学籍信息平台的经验，新的平台在建设过程中一定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成为提高流动儿童教育福利的重要工具。

（作者分别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