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推倒无形围墙之后

张扣扣在2011年3月2日《中国艺术报》撰文认为，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是艺术界目前最热的话题。截至2009年底，全国有1743个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如期全面实现免费开放。免费开放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公众对博物馆的关注度，根据调查显示，在各类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中，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公众关注度排名第一。免费开放政策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和赞誉，还激发了公众参与博物馆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重庆红岩联线”已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996人；观众数量明显增加，两年共计接待观众8.2亿人次，平均每个馆观众量比免费开放前增长了50％，有些省份和博物馆的观众增长量达到免费开放前的数倍。然而，全国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在管理运行和社会服务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和深层矛盾也凸现出来。目前，不少博物馆普遍存在满足于政府提供的基本财政支持，满足于现有的基本陈列和简单服务的现象，公众文化服务层次较低，缺乏对博物馆藏品保护、学术研究、陈列展览、文化欣赏到专业化教育服务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此外，博物馆机构配置行政化、管理机关化，守摊子、完全依赖财政拨款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严重影响了博物馆自主决策、监督、激励等功能的充分发挥。

“非遗”立法：是起点，不是终点

陶然在2011年3月4日《中国民族报》撰文指出，“非遗”保护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混沌状态，如今，几经修改的《非遗法》终于问世。《非遗法》的通过，只是一个新的起点，远远不是终点。据文化部公布的“非遗”资源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拥有“非遗”资源近87万项，目前，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的项目仅7万项。这就意味着，还有近80万项“非遗”资源没有进入保护名录。自我国首次公布“非遗”名录以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爆炸式增长，一些地方政府把“非遗”保护看成是政绩工程，或者是发展地方经济的“摇钱树”，申报时十分热衰，申报成功以后，就将其弃之如敝屣。事实上，我国许多“非遗”资源，不仅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也有很大的经济价值。目前，我们的“非遗”保护没有很好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要么涸泽而渔，最大限度地挖掘其经济价值，将其文化价值剥离或者歪曲；要么因噎废食，为了保护其文化价值，不敢进行任何市场开发，完全依赖政府的扶持。这两种极端倾向，都让“非遗”开发走入了死胡同。我们期待，《非遗法》能够真正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尚方宝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四种倾向”及对策分析

王学文在2010年第4期《民俗研究》撰文指出，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存在四种倾向，即“简单资本化”“僵硬科层化”“过度脱域化”“全民快餐化”。现分述如下：(一)“简单资本化”是非物质遗产中一个重要增长点，这种对文化资本的认知，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在“争抢遗产地”的背后，潜在的巨大经济收益扮演着主要推动力的角色。(二)“僵硬科层化”的多层级设置和自上而下的运行规则，势必会影响政策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遗产的持有者——地方民众，还只是保护工作的被动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在申报非遗名录和传承人时，存在着政府指定的现象。(三)“过度脱域化”是将对象从原来的时间维度和空间坐标上搬运到展馆、舞台等场域之中。那些被冠之以“原生态”之名的歌曲、舞蹈等文化艺术，还有众多经过一番修剪后的仪式、庆典，已经走向了展演化、市场化和舞台化。(四)“全民快餐化”正在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行为习惯，即政府官员希望快出成效，商人希望马上获利，研究者希望快出成果，持有者希望改善生活等各种需求，使保护工作呈现出重视申报，忽视保护的趋势。要处理好上述四种倾向所衍生出的种种问题，政府应该履行起指导、监管、服务的责任，并建立起政府主导、学者主脑和文化持有人主体的架构。

城市雕塑成了“问题”?

赖睿在2011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指出，城市雕塑，在国外更多地被称为公共艺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兴起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几万座城市雕塑，仅北京市就有三千多座。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涌现出了一批城市雕塑精品，如广州的五羊雕塑、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甘肃的黄河母亲雕塑等。这些雕塑被历史证明，成为一个城市文化的体现。然而，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太快了，城市雕塑虽然一直跟进，却显得力有不逮，呈现出“暴进”式的发展。短短三十年所成就的城市雕塑，数量可能是以往三百年的总和。虽然总量在积累，但质量没有飞跃，并出现了大量“限定工程”：一座城市雕塑创作之前就有命题、限时的客观制约，造成了公共艺术受制于出资人的境况。不少人尝到了经济利益的“甜头”，纷纷投向这个行业。在南京、广州等地，出现了专门生产各种圆球、飘带等配件的工厂，他们直接模仿国外的作品，组装成适合当前社会主题的城市雕塑：“腾飞”“和谐”……这样一式N份的成品让很多地方的城市雕塑千篇一律，磨灭了艺术创作的个性。急功近利的心态，也让艺术家形成了攀比心理，比的不是作品，不是成果，而是汽车，是庄园。为了接到项目，他们有很多方法，商品经济把艺术家变成了“商场战士”。

公共性是城雕之魂

张稚丹在2011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认为，城市雕塑(urban sculpture)源于古希腊，泛指矗立于城市公共场所中的雕塑作品。杰出的城市雕塑，甚至会成为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标志。在后工业时期，由于“城市居民丧失了接触自然环境和使人精神振奋的条件”，而城市雕塑可以有效调和水泥、钢铁、玻璃带来的僵硬、冷漠感。中国的城雕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六百多个城市拥有数万座城市雕塑。然而，其中有感染力、生命力的作品不多，大多图解观念，造型呆板，思想性与艺术性不高。有的粗制滥造、生硬冷漠、抄袭雷同，让人一望而生厌倦；有的虽精雕细琢，却做作无趣，属于毫无想象力的平庸工艺品。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城雕的公共性本质认识不足。所谓“公共性”，一是指城雕的置放特点，一是指城雕的审批程序，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与室内雕塑和架上雕塑相比较，城市雕塑面对的往往是人流较多、视域开阔的开放空间，具备高度的公共艺术特性。正因为如此，城市雕塑不是沙龙文化，而是面对不同阶层、民族、文化程度人群的大众文化。所以，单纯的长官意志和现代艺术家过分的主观意识，都应该加以控制。

公共艺术发展路径的向度分析

何小青在2011年第3期《装饰》撰文认为，公共艺术属于当代艺术范畴，它使公共艺术空间的艺术与社会公众产生相互影响，是体现公共空间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和态度。与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相比，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公共性。城邦作为一个伦理政治共同体，希腊神殿“首次把各种

生命及其关联方式聚拢起来，合成一体，在这潜在的关联中，生死、祸福、荣辱等，俱以命运的形态展现在人类面前”。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肇始于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是人类理性觉醒的序曲，这个时期“公共性”“公共领域”的概念正式确立，它是人们对介入公共事务有了更多的信心。“公共艺术”一词始于1930年的美国，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项目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协助艺术家能借此而度过经济萧条的时代。在21世纪，将会有两件大事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自“发展城市公共艺术以提升城市品位和内涵”的理念逐渐普及以来，大量被归属为“公共艺术”的作品应运而生，其设计风格被授予新时代的华丽外衣，而公共艺术本身所蕴涵的人文价值却被人淡忘或有意忽视。在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可能性在于它必须面对公共性、权利规则、社区政治等当代社会的政治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寻求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规范学术期刊不能仅盯着“出口”

刘文嘉在20i1年3月21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我国现有的学术期刊逾七千种，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在期刊中所占比例，都远远高出发达国家水平。即便如此，相对于学术界发表论文的需求，版面的缺口仍显得相当大。一些质量平庸、内容粗糙的学术期刊在这种刚性需求下应时而生。由于受众少，发行量小，除了部分受政府、高校或其他学术机构支持的知名刊物外，大部分学术期刊都很难走上市场化经营的道路。最简便、也几乎是唯一维系运营的方法就是靠“版面费”盈利，谁发表谁花钱。面对这种情况，仅负责“出口”，管不了“来源”的新闻出版部门无疑有相当的难处和尴尬——如果对学术期刊的现状放任自流，无疑是为论文买卖与学术不端行为提供土壤，但如果真的大刀阔斧、去芜存菁，又会在客观上对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构成对抗，把数以十万百万计等待拿学位、评职称的学子和学者置于“夹心”位置上。今年一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而论文的引用率却排在世界百名开外。数量和影响力已经严重不成比例，甚至构成了某种讽刺。在写论文、发论文、以论文换学位和职称的过程中，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又有多少自欺欺人的游戏和笑话?这当中固然有学者自律的问题，但核心原因始终在学术评价机制上。

呼唤正心诚意的学术批评

唐棣在2011年3月1日《光明日报》撰文提出，学术批评是指依据一定的学术规范，对某种学术思潮、学术观点与学术成果等进行的议论与评判，它不仅指出其正确之处，而且辨析其错误之点。就学术批评的原意而言，本无健康与否之分。然而，由于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以及部分学人自闭于门户之见、自溺于意气之争，使我们今天学界的若干学术批评事件日益显露生发出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风气。学术批评不再是一门体现批评者胸襟宽广，评论公正和趣味广泛的高雅艺术，而是成为颐指使气、予取予夺的规训工具。健康的学术批评是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批判性思考，首先应该注重动机的纯正良善，它必须以对批评对象的理解与尊重为前提。当然，严肃的学术批评必定具有一定的理论锋芒，不能“和稀泥”。其次，健康的学术批评应该注意评价的公允客观。批评的字面含义就是下批语或作评论，本为中性概念，也包括称赞叹服之意。再次，健康的学术批评还应讲求批评的场合与方法。由于大众媒体的勃兴和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今日之学术批评场域有逐渐脱逸出传统象牙塔、游离于学术共同体的趋势，学术批评场域的空前扩大也蕴涵着连批评者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危险。

建立系统的创作理论

郑工在2011年3月2日《中国艺术报》撰文指出，美术批评的理论建设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即在哲学层面上确立自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进而观察现象，有针对性地讨论各种具体问题。可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西方的各种理论话语中徘徊，不断地挪用各种概念术语，不断地介绍各种批评流派及其理论，不断地制造理论漩涡，不断地扩展我们的视野，实际上也不断地在扰乱自身的思维，以至于让创作界无所适从。同时，美术批评界也存在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理论与实践愈发脱节，批评只是创作的点缀，充其量，批评者也只是作品的阐释者，并常常错位。中国当代美术创作发展的瓶颈，是创作理论的匮乏，同时也造成了批评的困境。当下，我们一直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强调艺术的主体性。如果创作者缺乏自觉的创作意识及文化诉求，其主体性从何体现?又何谈文化的多样性?我们经历过一段创作与理论分离的状况，当然，这与当代社会的技术分工及专业化倾向有关，但作为知识分子的美术家群体现在越来越多，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知识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又在建构知识谱系，探讨知识的普泛价值。许多新知识会带来许多新的评价指标，即便对于跨界的研究与实验也一样，因为那是一个新的知识域界。因而，建立系统的创作理论，才能将目前的“门派”推向“学派”，并在“学派”的基础上伸张主义。

文艺批评怎能自说自话

吴景明在2011年2月28日《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市场化的媒体批评与学术化的学院批评，一个日益大众化，占据公共话语空间，渐成主流，一个渐趋小众化，自闭在学院高墙和学术期刊之内，日趋边缘。表面看来，学院派显然有着明显的理论优势和学养积淀，善于宏篇大论；而媒体批评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话语阵地，精通短平快。究其内里，学院批评借助抽象理论高高在上，难免掩盖着思想的苍白和意义的空虚；媒体批评暗渡陈仓背后的利益关系，同样寓示着当代批评的沙上建塔。简言之，这两种批评都离文学愈来愈远。文艺批评的自说自话，由来已久，不说那些玄妙高深的西方理论，云里雾里的学术名词，就说那些看起来亲切得如邻家小妹的大众化批评，对作品的误读与不读亦随处可见。文艺批评有一定偏见在所难免，可当今文艺批评的顽症并非偏见，而是无视甚至漠视真实。那些冒充审判官的裁决书，其实对事件始末也许毫不知情，或者是随意的任心而谈，高张个性化批评之旗，洋洋洒洒却离题万里。学院派批评关注的话题之陈旧，媒体批评的不实之辞和草率之论有目共睹。

空洞的理论没有生根的土地，流于冗长，只会离文学的灵魂渐远；虚伪的媒体吹捧、媚俗的市场驱动只会助长浮躁之风，扼杀真正的艺术创造。

收藏还是投资?

邱家和在2011年3月5日《上海证券报》撰文指出，在当今的艺术市场上，是收藏还是投资艺术品，往往被业内人士、专业媒体和大众舆论混为一谈。这种含混，有的是因为自己就糊里糊涂，以其昏昏自然不能使人昭昭；有的则是有意混淆，真正的意图却难以启齿。其实，艺术品首先是精神产品，人们之所以会倾注个人的心力、精力与财力孜孜以求，往往是出于个人精神层面的原因，是非常感性、非常私人的事情，而一旦沦为投资品，其中的文化历史内涵与精气神被抽空，艺术品就

异化为财富的符号、资本的筹码，而集藏艺术品的过程也蜕变为冷酷的利益算计和迎台市场动向的从众行为。然而，这种收藏与投资的刻意混淆又是历史的必然。从上世纪90年代初沪、深两地设立证券交易所以来，资本市场20年来迅速扩张，改变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与节奏，从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骨干到基础设施，再到与老百姓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日用品制造业和服务业，都与资本市场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进入新世纪后，房地产、艺术品也先后成为资本投资的筹码。近来，通货膨胀加速了实业资本向投资领域转移，加之房地产市场严厉的调控政策，艺术品市场在大资金涌入之际行情爆涨就成为必然的结果。艺术品市场继股市、房市之后，正在变成又一个吸纳庞大投资的资金池。

尤伦斯“抛售”中国当代艺术

牟建平在2011年3月5日《人民政协报》撰文说，素以收藏中国当代艺术闻名的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夫妇宣布将把位于北京798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管理权转让给“长期合作伙伴”，并将于4月3日通过香港苏富比拍卖其收藏的106件中国当代艺术品，此后，将寻机出售手中剩余的1000多件中国艺术品。其实，一个收藏家出售自己的藏品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尤伦斯这样一个重量级别的大买家一次拿出上百件藏品规模抛售，就很容易被市场中人看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出货”信号。尤伦斯到底为何不再继续持有?这里面既有市场的因素，也有个人和机构的因素。从尤伦斯连续性、分批次地送拍藏品来看，这种“出货”显然是计划好的。在尤伦斯选择苏富比集中拍卖自己的中国当代艺术藏品后，国内媒体接连出现了“游戏结束了…中国梦破碎”等吓人的字眼，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艺术品既然是一个市场，那么“买进”和“卖出”就都是合理的，“换手”总是难免的，指望一个收藏家一辈子持有藏品也是不现实的。对人家当初“买进”时大唱赞歌，现在“卖出”就大骂“奸商”，这才是很幼稚的表现。当然，尤伦斯作为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的大买家，他的一举一动势必会对国内市场产生影响。尤伦斯此次在香港苏富比送拍，对市场的影响更多是在“心理”上，在价格上不会形成较大冲击。

老动画片的魅力

安武林在2011年3月9日《文艺报》撰文认为，动画片有动画片的魅力，比较之下，总觉得老动画片的魅力无穷。无论是《哪吒闹海》《宝莲灯》还是《大闹天宫》，这些东西一看就亲切无比。至少，在没有看这些动画片之前，人们或者是读过、或者是听过这个故事，或者看过戏，耳熟能详。无论这些故事的细节是否和原来的东西有所不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再看看这种有趣的表现形式是如何重新表现这个故事的。正如艾米丽·狄金森所说的“熟悉会带来喜爱”一样，因为熟悉所以才会喜爱。老动画片的魅力，一般故事来自经典，也就是说本子多是经典名著改编，人物都是本土化的。这些故事曲折，人物形象丰满，结构紧凑，而且老少成宜，而现在的动画片娱乐化却被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老动画片强调娱乐性，但它的道德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都是非常鲜明的，而现代的动画片，娱乐性很强，但主题却很小很浅，功夫全花在趣味性和刺激性上。很多国产现代动画片很少有好本子，文化含量比较低，信息少，老动画片让人兴奋，兴奋之余，又颇有收获，既能让人重温经典，而且还能给人许多深思和教诲。

创意产业园何以“创意匮乏”?

郭嘉、潘婷婷在2011年第3期《美术观察》撰文指出，在“创意产业”概念袭来之时，国内的创意产业园区发展亦如雨后春笋，出现了“大跃进”式的发展，一些企业和投资方在不十分了解文化产业内涵和规律的情况下，一哄而上，盲目参与投资建设，使得一些创意产业园或名不符实，或勉强维持，造成了若干不良后果。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符合城市产业转型的需要，有着巨大的商业利润空间，对当地经济发展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许多地方政府缺乏深思熟虑，把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当做“政绩工程”，热衷于“大而全、特色产业、国际化”等概念，而这种“形象…面子”工程到最后大多成了“半吊子”工程。此外，创意人才的缺乏是造成许多创意产业园区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以北京“798”为例，基本走的都是“装修炒作——提高人气—吸引企业入园——收取高额租金”的发展模式。有能力入住的是商人，真正有创意的人才和有前景的企业，在高成本压力下很难进入。因此，政府对创意产业的切实扶持，应该体现在支持原创并重视对创意人才的培养上，而不是一味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防止一些地方产业园区有名无实，最后成了敛财的房地产项目。

艺术学：复杂演进和术语纠缠

张法在2011年第3期《文艺研究》撰文指出，艺术学自从在西方产生以来，一直处于多重关联域的互动张力中，进行着复杂的分合演进，至今仍有不少模糊和让人困惑之处。艺术学于民国时期被介绍到中国，其运用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由于学术转型和学科建设的现实需要，艺术学在中国以新的面貌复出，同样面临着这一学科的诸多纠缠。在西方学术传统的总体氛围和学理框架中，艺术研究仍被看做美学的一部分，而讲清这一问题，对于艺术学和美学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艺术不仅是一个美的问题，而且是与整个文化各方面都紧密相关的问题，只有进行多样性的跨学科研究，才会把艺术多方面的特性丰富地展现出来。在目前中国的艺术学学科体系中，有两个二级学科的跨学科性质是十分显著的，即设计艺术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在学科体系中与其他学科相纠缠，如设计艺术学与建筑学、园艺学、工业设计等，广播电视艺术学与新闻传播学等。此外，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设定了艺术学的范围之后，在中文的语境里，由绘画或美术专占的“艺术”一词，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术语混乱。可以看到，在当前学人的论述里，美术史也被冠之以“艺术史”。从这一角度看，“艺术”一词的语用混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汇规范问题，而牵扯到更为深层次的中国学术语汇的体系性重建问题。这一问题又不仅为艺术学独有，它还关涉整个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即从清末到现在一直进行着的学术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