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长征时用过的手枪、刘志丹的大衣、鲁艺的校徽，当一件件来自红色延安的国家级珍贵文物，以及一幅幅见证延安红色岁月珍贵历史照片，以穿越历史长河的宏大规模出现在首都北京时，一股红色旋风以不可抗拒的激情引来五湖四海的参观者……

2004年6月28日，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延安市委共同举办的《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拉开帷幕。展览大厅内，400多幅历史照片、459件珍贵革命文物和两个复原场景，生动再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全面展示了延安精神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以及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延安精神内涵的深刻论述。

展览在首都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原定于7月13日结束的展览延长到7月15日。本刊驻京记者在对这次展览进行采访的数天中，也不止一次地“遭遇”感动，这些感动不仅来自展览现场的热烈气氛，也来自那些虽经历半个多世纪却依然能够引起参观者共鸣的珍贵展品……

饭桌上的传统与挑战

1941年5月，透过毛泽东与蒋介石招待友人的不同饭菜，有人已准确估量到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前途与命运。

此人就是率南洋华侨慰劳视察团来到延安的陈嘉庚。在杨家岭，毛泽东请陈嘉庚一起吃饭。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意味深长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因为，在重庆蒋介石花800块银元宴请他，而在延安毛泽东是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他，一只鸡还是几天前群众送给毛泽东的。

当记者在展厅读到陈嘉庚先生那番意味深长的话时，一个念头不禁跃入脑海。假如陈先生现在还能和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进一次午餐或晚餐，他又该得出怎样的结论？

从早先被媒体曝光的安徽省岳西县菖蒲镇党委书记王云生接受企业邀请喝酒醉死，到2004年7月11日新华网以《谁在“人民大厦”吃人民》为题，报道发生在革命老区广东省陆丰市人民大厦里的公款吃喝：“最高一桌吃了15万元”，3个人一顿吃了7000多元，七、八个单位一天就付款200多万元，高达数千上万的纪念品随意打入餐费……生活永远高于艺术。官场吃喝风如此之盛，也难怪成了打油诗人的好题材。据《城市晚报》报道，在吉林省长春市解放大路上一家刚开业的饭店门边几米高的墙壁上题着一首诗，诗云：“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饭店与革命休戚相关”、“此间小店不拒大款光临，更须公款吃喝，热烈欢迎各级公仆到此与民同乐”、“满腹油水与满嘴道德并不矛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照此调和。”

如果说这首打油诗里的幽默还能让人忍俊不禁的话，那么现实的严峻早已让我们笑不出声来。据去年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虽然近十年来中国公款吃喝占餐饮消费总额比例逐年递减，但绝对数仍居高不下：2002年中国餐饮业全行业年度营业额首次超过5000亿元，其中公款消费比例是20%，达到1000亿元。

在这股吃喝风中，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也不甘人后。去年3月13日，一篇以《穷吃，吃穷！亲历西北“狂吃”》为题的报道摆在胡锦涛总书记案头。该报道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反映一些地方“会议开幕吃，报告结束吃；安排计划吃，检查工作吃；领导来吃，领导走吃；有东西吃，没东西吃；有权当然吃，没权蹭着吃；因为吃所以穷，越是穷越要吃。”“吃得触目惊心，吃得莫名其妙，吃得心痛不已。”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也不可谓不危言耸听：“吃喝风仍如此之盛，如不有效制止，将吃掉党的优良传统，吃掉民心。”随后，中纪委等部委很快联合下发《关于坚决刹住用公款大吃大喝歪风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用公款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

如果说当年的陈嘉庚从共产党人的饭桌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那么，在今天这股铺天盖地吃喝风中，我们又该敲响怎样的警钟！

如果说“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那么，对今日共产党人来说，又如何在餐桌上继承和巩固自己的优良传统，才能够使老百姓说出陈嘉庚当年说给毛泽东的那句同样的话？

当官做老爷难逃周期率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交谈时，坦率地说：“我来延安，看到这里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一片蓬勃的景象，觉得你们实行的政策是切实有效的。但我也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60多年的经历中，曾耳闻目睹不少团体和朝代总是创业之始，雄心勃勃，艰苦奋斗，待到成功之后就逐渐松懈腐化，难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败局，历朝历代都无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显然，一个能够被人民监督的政府绝不是一个当官做老爷的政府，一个能够被人民监督的政府也必然是一个坚定实施民主路线的政府。而一个能够真正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人民利益相结合的民主型政府，则必然拥有着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但在“找到”新路和“能够”真正跳出周期率之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还需要接受历史的考验。

展览中1958年11月7日，彭德怀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彭德怀说，“陕北人民是经过许多艰苦斗争的，也是非常苦的。……现在全国解放十年了，我们究竟给延安人民做了多少事情？对不对得起延安人民？你们在坐的都是延安的干部，当干部就要为人民办事情，不能当官做老爷！”

彭德怀当年的话虽是说给延安干部听，但实在值得全体共产党人都来反省，我们究竟是在当官做老爷，还是在做一个受人民群众监督，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专家指出，新行政法充分体现了规范、便民和权利保障等三个方面特点。标志着中国有关行政管理方面法律已比较完备，行政法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今年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施行，更被专家解读为标志中共反腐败斗争从依靠领导人政治意愿，转移到依靠制度规范建设新阶段。

中纪委反腐专家李永忠说，中国在较长时间内基本上是依靠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败，这是一种权力反腐败模式。十六大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为制度反腐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中纪委特约研究员、反腐专家邵道生深刻指出，群众是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主要渠道。落实党内监督机制的根本，是将监督权还给普通党员和各级群众。

对于今日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历史性抉择的关键意义在于，我们所要锻造的是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还是滋生一批当官做老爷的贪官污吏？从某种角度上讲，中共的前途与命运将在此找到分水岭。

从“找到”新路到“能够”真正跳出周期率之间，历史的最终谜底将取决于今日中国共产党人的抉择、决心与真实努力！

雷公为什么打死人？

展览中有一则《要为老百姓着想》的小故事，在参观者当中引起共鸣。

1941年6月3日下午，在边区政府开会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同时，农民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位农民抱怨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有人把此话告诉了毛泽东，要严惩出言不逊者。毛泽东立即进行了阻止。后来，他在党的七大上说：“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1921年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正是这样，在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率先垂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时刻为人民利益着想，经常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谈话，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解决实际问题，成为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典范。

然而，今日最值得警惕的事实是：在“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因向总理说实话而广为人知的李昌平，却和延安“出言不逊”的农民走上截然不同的命运。李昌平含泪上书总理“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然引发了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国务院对此也十分重视，随即派干部到当地处理了有问题的干部，解决了其它问题，但事情过后，随着国务院干部返回北京不久，本应受到处分的干部又恢复原职，而李昌平却受到迫害，失去职务，被迫外出打工谋生……

雷公打死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雷公打死人了，却还不能从中找到危机的真实根源。去年“两会”期间，“三农问题”依然是代表们热烈讨论的焦点，专家指出，198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17:1，到2002年，这一比例已扩大到3.11：1。按照原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的估算，如果考虑到农民人均收入中四成是实物折抵的收入，还有两成用于预购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农民每年自行支配的货币收入可能不超过1000元。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表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1.5：1。

在这一大背景下，西部地区三农问题则显得尤为严重。以1999年为例，西部地区十二个省区农民人均收入，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七个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三分之二。专家不无深刻地指出，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落后，最根本原因在于西部农村发展更为滞后，在于西部地区农民更为贫困。可以说，中国最贫困的人群，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农村地区。

当年的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找到雷公打死人的真正原因，及时纠正经济政策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农民的心。那么，对于今天党的各级领导者来说，又如何从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中警醒并找到答案呢？

贫穷也不是延安精神

展览中我们看到，毛泽东1944年5月22日在《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一文中写道：“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可以说，与毛泽东的这一科学论述构成历史性回应的，应该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结束对朝鲜访问后，在视察东北三省及唐山、天津等地时的一番重要论述。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可以说正是这种信念，使这两位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袖人物，在面对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时作出了内在精神高度一致的科学抉择。而这种共同的精神正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独立、富强的新生活的延安精神。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延安精神。展览中我们看到，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党中央、毛主席率先垂范，号召并带领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涌现出短短数年将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建成陕北好江南的先进模范。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注延安及陕西经济社会发展。1970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召开的《北京在延安插队知青座谈会》上，强调延安人民要继续发扬延安精神，尽快解决温饱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中，更加关注延安。他号召全党：“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十分重视延安和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江泽民担任总书记还不到三个月就来到延安。他曾先后5次来到陕西，3次到达延安，看望和慰问老区人民。1999年6月在西安，他主持召开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发展座谈会，向全党发出西部大开发伟大号令。江泽民还再三强调：“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精神都不能丢。”

今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陕西考察工作时指出：“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过去是、今天仍然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要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很重要的就是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在一代又一代中央领导关心支持下，延安人民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延安已经走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西部经济强市新征程。如今，石油井架遍布陕北黄土高原，延长油矿2003年实现采炼“双230吨”；陕北气田成为我国最大的整装大气田之一，已探明储量为3400亿立方米。西延铁路通车，并向北延伸到神木。延安境内惟一的高速公路，延安至安塞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退耕还林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03年底，全市退耕还林663.46万亩……

贫穷不是延安精神，贫穷也不是延安特有的标志。这也就难怪作家王蒙置身洋溢着现代城市文明气息的延安时，不仅要问自己：这是哪里？这是延安。这是延安？

是啊！这就是革命圣地，告别了贫穷的延安！

半个多月的展览在接待了42万余名参观者、并在媒体和社会各界掀起一波又一波轰动效应后缓缓谢幕。但是，在更多的人看来，这样的展览不应只是当代都市喧嚣生活的一段小插曲，而应是一次反思和行动的开始，反思我们正在面临的危机，并为摆脱这些危机找到可行的解决之道。

的确，这才是这次“延安精神”大型展览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