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剪纸既是一种民间工艺品，又承载着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考古学的内容，因而剪纸具有强烈的民俗学价值。延安时期，在党中央提出的弘扬中华民间文化以及文艺为工农兵的号召之下，代表着延安民间艺术的延安剪纸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契机，从此红色延安的剪纸文化蓬勃开展，并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了后代艺术家们的喜爱。

关键词：红色延安 剪纸文化

中图分类号：J528.1文献标识码：A　　剪纸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之一，伴随着东汉之后纸张的发明，剪纸这种以纸张为载体的民间艺术品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剪纸艺术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画技中线描手法的提升：线描手法先是发展至青铜器、甲骨文上面的线刻手法，再发展成为古代妇女的头饰花样，后成为绣花坊的花样子和陶器、金银器上的花样，进而演变成百姓装饰窗户的窗花和装饰房间的剪纸画，杜甫诗中有云：“暖汤濯吾足，剪纸招吾魂”，反映出剪纸工艺里亦含有巫祝的意味。所以，剪纸既是一种民间工艺品，反映着民间生活的四季变化、喜庆寿诞和理想追求；又承载着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考古学、美术学的内容，因而具有强烈的民俗学价值。

中国现代剪纸自“五四”时期起受到重视，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在先进的知识分子鲁迅、蔡元培、刘半农等人的倡导之下，中华本土的民俗文化开始受到了专业艺术家们的重视。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先生组织了民间年画的展览，陈志农先生在北京开始了剪影艺术的创作，上海图书公司出版的《万象》画报1934年第三期上面选用了“金鱼荷花”等五幅民间窗花剪纸图案作封面，正式把民间剪纸纳入了中国美术的范畴之中，开启了剪纸艺术的新纪元。

延安市古称延州，历来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地区，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从古代文化的角度来说，延安的文化底蕴非常丰厚，在这种厚重的文化浸润下，再加之延安地处偏僻，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延安独特而优美的民间剪纸艺术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茁壮生成着，延安妇女在“下地一把镰刀，上炕一把剪刀”的习俗中传承着祖辈的剪纸工艺，在剪纸创作中保留了早已失传的商代雕刻和汉代石画的艺术风范。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在党中央弘扬中华民间文化以及文艺为工农兵的精神指引之下，延安的文化生活进入了新境界，代表着延安民间艺术的剪纸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契机。于是，红色延安的剪纸文化蓬勃开展，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了后代艺术家们的喜爱，本文试从三个方面论证其特点。

一 延安剪纸的艺术特质

从地理位置上看，延安属于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带来了阻碍。但正是因为这一地理上的缺陷，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民族文化艺术的效果，延安剪纸艺术就是在这种封闭的、不受外来影响的环境里，形成了独立又粗放的艺术风格：

1 内容方面

延安剪纸在内容上继承了中华传统艺术的内容，既有以表示吉祥的虎、狮、喜鹊、猴子、鱼等动物为创作原型，还有代表着祝福意味的植物如荷花、葡萄、梅花、石榴等创作原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延安剪纸里有着大量的表现现实劳动生活的作品。

动物图案的剪纸：虎、狮、猴、鸟、鱼、鹤、驼骆、马、牛、猪、羊、鸡、鹰、蛇、兔、鼠等动物都是延安女性剪纸里的主角。虎是延安人民最喜欢的动物造型，剪纸者通常会用圆形弧线外轮廓来表现圆滚滚的小老虎，虎身饰以粗壮的花朵，形象非常招人喜欢；猴子也是延安剪纸里的主角，延安剪纸里有猴子抽烟、猴子上树等可爱的造型；鱼在延安剪纸里出现的次数也很高，身上以花朵为鱼鳞的胖鱼儿，造型优美灵动；鸡的图案里，鸡身饰以半月形的细锯齿装饰，嘴里叼着大朵的莲花，极富有民族特征。

植物图案的剪纸：植物图案有荷花、石榴、桃树、梅花、菊花、玉米、高粱等。这种花卉图案有单独存在，也可以做为人物或动物图案的背景或装饰，粗大的花朵可以做虎、狮、猴身上的鬃毛和猪、牛、兔、狗身上的卷毛，也可以作为人物的背景装饰，如在一幅表现农家生活场景的剪纸作品里，两朵探在窗外的梅花不仅填补了画面上的空白，还使整个面画更加喜庆。

人物或劳动场面的剪纸：延安剪纸产自于农村劳动妇女之手，对劳动生活的关注成了她们剪纸作品的重要内容，如安塞县白凤兰所创作的“牛耕图”；安塞县徐桂兰创作的“丰收图”以及安塞县陈生兰创作的“农家乐”，表现的都是农家的普通生活。在这类人物剪纸里，还有表现神话故事和戏剧人物的作品，如：“老鼠嫁女”、“牛郎织女”、“西游记”、“八仙过海”等。

2 艺术手法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延安剪纸采用了古老的线描、挖空阳刻的手法，用简洁的线条大刀阔斧地勾勒外部轮廓，然后做简单的内部装饰，因此，其剪纸作品显得洗练大气。剪纸的装饰纹样一般采用月牙纹、梭形纹和花卉纹形，也有简单的细锯齿形。值得注意的是延安剪纸的大写意手法，剪纸者抓住人物或动物的特征，粗粗几剪勾勒出画面轮廓和本质特征之后，再加上夸张的变形和抽象的写意，整个画面呈现出商周玉雕作品和汉代石画像的粗放写意。如在胖老虎的腹部装饰上三只小虎，在静止的鸟儿腹部装饰飞动的鸟儿，在鱼儿的腹部装饰荷花，都表现出古朴的浪漫主义风格。最典型的当属安塞剪纸中的“抓髻娃娃”，女娃头顶上装饰着两只鸡，其造型与保存在故宫博物馆里的“商代青玉女佩图”完全相同，明显属于商周文化的传承。

再从颜色和形状上看，延安剪纸多是单色，以红绿两色为主，兼有黑色和多色拼搭在一起。从形状上来看，延安剪纸的尺寸一般都不大，三至五寸大小，有圆形、菱形、方形、三角形和各种动物、花卉、人物造型，既有独立图案又有二方连续形的图案，正如诗人艾青在《西北剪纸集》“代序”中所言：“在西北许多老百姓家的窗纸上，常常可以看见贴着红红绿绿的剪纸，每张约四五寸见方大小，有的一张占一格窗格子，有的几张相连占几个窗格子……这是中国各处都有的民间艺术，是百姓自己的图案画。”

二 红色延安的剪纸文化

红色延安的剪纸文化是以表现延安时期黄土高原上人们的新生活为内容的。在抗战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延安作为抗日救亡的中心，文学艺术作为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重要工具，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为延安剪纸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延安鲁艺的画家们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深入到百姓生活里汲取艺术营养，开始了学习民间艺术、收集民间艺术的活动，民间年画和剪纸艺术成了延安画家学习工农兵的必经之路。于是，延安剪纸这种活泼的艺术形式受到了画家们的普遍关注，画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搜集、研究、整理、介绍延安剪纸文化的工作：陈叔亮编的《窗花》于1946年在上海出版，同年美术家江丰和诗人艾青在张家口印制了《陕北民间剪纸》一书，是中国最早的剪纸集，当时的《人民画报》也发表了许多来自民间的剪纸和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剪纸。特别是红军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时，纪念章上的人物造型就是用剪影形式剪出的红军骑在战马上的英姿，显示了红色延安剪纸的重要性。1949年，江丰和艾青又在上海出版了《西北剪纸集》，同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由李元编著的《剪纸艺术》，内容主要是用剪纸形式绘制的连环画，其中表现红色延安的“兄妹开荒”等剪纸作品极具地方特色，这些民间剪纸作品的收集和出版，成为研究延安剪纸文化的珍贵资料。

在收集、整理延安民间剪纸的同时，为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保存现有的革命实力，将红色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是艺术的核心任务”的号召，本着以艺术作为教育手段向百姓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的目的，来自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画家也开始了剪纸艺术的创作。基于延安百姓文化水准较低的事实，通俗的民间艺术形式更能让百姓接受，画家们纷纷以民间艺术品如年画、剪纸等为宣传媒介，配合着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学习运动”和“扫盲运动”，使通俗的民间剪纸承载“革命”的要求。于是，一批反映红色延安战斗和生产的剪纸作品被画家们创作了出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画家有艾青、吾石、古元、陈叔亮、夏风、力群、罗工柳、徐飞鸿、古赛等人，形成了红色延安的画家剪纸艺术创作团队，从而使中国的传统剪纸进入了一个与时代精神紧密配合的时期。

创作剪纸作品最多的画家古元。1938年赴延安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创作了不少反映陕北人民生活的作品，其中“送肥”、“民兵”、“纺纱”、“读报”、“识一千字”等剪纸作品，既有延安剪纸的淳朴厚重的韵味，又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曾在延安广泛流传。画家力群，擅长版画、中国画，于1940年到延安，任鲁迅文学艺术院美术系教员，1945年任晋绥文联美术部长和晋绥《人民画报》主编。力群和石桂英合作创作出了新窗花“织布”，开创了画家与农妇合作创新型剪纸的先例。画家夏风，擅长版画和中国画，1938年赴延安入鲁艺木刻研究班，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木刻研究班研究员。夏风所创作的“新婚”、“晨耕”、“拥军花鼓”等剪纸作品，表现了朝气蓬勃的延安人的精神风貌。

在延安鲁艺画家的带动之下，延安妇女剪纸创作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们从传统的剪纸内容里跳脱出来，开始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剪纸创作，先后创作出了一批既有艺术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剪纸作品，如“送哥当红军”、“兄妹开荒”、“全家幸福”、“耕地图”、“小八路”等歌颂延安新生活的剪纸作品，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总之，红色延安时期，在党中央文艺精神的直接感召之下，延安剪纸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质的变化，为我国的剪纸艺术开启了一个划时代的新篇章。

三 红色延安剪纸文化的意义

在红色延安的特定环境下，延安的剪纸文化才有了丰厚的发展基础，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们，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在国家命运发生转折的重要时刻，有了与黄土高原文化亲密接触的机会，于是，黄土文化为红色延安剪纸提供着革命化、民族化的机遇，提供了丰富的人文条件、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表现出如下意义：

一是形成了一种以农家妇女为主体、与延安进步画家相结合的剪纸创作模式，将传统的延安剪纸内容提升到了新的层面，使陕西剪纸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在保存并发扬民间工艺特长的同时，延安画家探索出了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新途径。同时对于延安当地的剪纸文化来说，延安剪纸虽然有独特主题内涵和艺术风格，但在主题选择上一直停留在表现传统思想方面，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尚有一定距离，而在延安画家的带领之下，延安劳动妇女将传统的剪纸内容扩展至现实生活领域，开拓出更多的剪纸创作主题，使剪纸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品具有了表现当下生活的能力。

二是红色延安剪纸作品因为将抗战内容带入到剪纸主题之中，使这种家家都在使用、特别是节庆场合使用的手工艺品有了宣传鼓动的功能。延安画家创作的新型剪纸粘贴在每家每户的窗户上，以一种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宣传着陕甘宁政府的进步主张，起到显著的宣传进步思想的效果。

三是从剪纸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专业画家走入民间的形式，在学习民间文化的同时又对民间艺人进行专业艺术理论上的指导，打破了民间艺人原来的自然封闭式创作状态，为延安民间剪纸者提供了一个学习美术理论的机会，这为后来延安剪纸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也为后来延安剪纸走向国际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参考文献：

[1] 江丰：《延安剪纸》，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2] 黎辛：《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艺术理论与实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 李穆文：《工艺美术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王树村：《中国剪纸艺术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

葛红刚，男，1973—，辽宁大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姜宏伟，女，1975—，吉林白山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