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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日本对华ODA

发布时间:2022-03-20 09:49:50 浏览数:

[关键词] 中国;改革开放;日本;ODA

[摘 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增强国力、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与中国外部环境的好转也有着密切关联,其中,以日本对华ODA为中心的中日政府间经济合作,是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

[中图分类号] D8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8)11-0021-04

200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来中国在增强国力、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外部环境的好转有着密切关联。其中,以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为中心的中日政府间经济合作,是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

一、1978—2008年:三个30周年的内在联系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30周年,同时也是邓小平访日30周年。这三个30周年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中日复交后,缔结和平条约的问题提到了两国的议事日程。

1974年11月1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了第一次缔约预备性谈判。1975年1—5月,中日双方举行了12次会谈。在2月14日的第三次会谈中,中日双方围绕是否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发生了分歧。本来,“反霸条款”已写入《中日联合声明》,同样的表述也写入1972年2月的《中美联合公报》。中方主张,和平条约应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精神。日方却以该条款会刺激苏联为由,反对把“反霸条款”写入和约。中日缔约会谈就此搁浅。从深层原因看,中国“文革”时期的国内状况和日本三木内阁的消极姿态,使中日缔约谈判陷于僵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后,中国进入“后文革”时代。1976年12月24日福田赳夫组阁后,对恢复缔约谈判表现出积极姿态。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表示,“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1978年1月21日,福田首相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

1978年7月21日,中日恢复了缔约谈判。经过十几轮会谈后,1978年8月9日中日谈判由副外长、大使级升格为外长级。8月12日下午,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于8月16日通过了中国人大常委会,10月16日和18日通过了日本众参两院。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前往日本访问。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在东京举行,邓副总理和福田赳夫首相出席了仪式,条约由此正式生效。

代表中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黄华曾经说,条约是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友好条约,是基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历史性总结,是真正反映了两国人民意愿、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条约。[1]

在访日期间,邓小平考察了日本的城乡与产业,深切感受到了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邓小平从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借鉴了许多重要思路。比如设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人均800—1 000美元的指标等。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主要途径的现代化路线。

如上所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邓小平改革开放蓝图的形成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启这三个过程是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依次递进、承上启下、逐渐深化的一个历史进程。

二、1979年:日本对华ODA的决策过程

“文革”后,中国百废待举。其中,对外国先进设备与技术的需求与资金不足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在新形势下,中国领导层逐渐调整了外资政策,首先决定引进外国商业贷款,后来又决定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979年又确定了接受日本政府贷款的方针。

从日本方面看,对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方案,最早在福田内阁时期产生。1978年12月8日大平正芳组阁后,也计划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日元贷款具有不同于商业贷款的两大特点。其一,它是政府贷款。它与民间银行或企业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业利益而提供的贷款不同,体现着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其二,它是低息、长期贷款。它的提供条件比商业贷款优惠,属于符合“开发援助委员会(DAC)”认定标准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1979年11月30日,在大平首相的政治决断下,做出了对华提供日元贷款的决定。12月5日,大平首相访华,向中方正式表示了日元贷款决定。第一批对华日元贷款从1980年起实施,日本对华无偿援助也正式启动。

大平内阁之后铃木、中曾根、竹下三届内阁都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华ODA政策,以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的日本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提供第一批对华日元贷款(1980—1983年期间,总额3 309亿日元)之后,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对中方承诺了第二批日元贷款(1984—1990年期间,总额4 740亿日元)。1988年8月竹下首相访华时承诺:提前一年把第二批日元贷款提供完毕,并从1990年起提供第三批日元贷款(1990—1995年期间,总额8 100亿日元),年息进一步降低。

综观以上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制定对华ODA政策的决策背景,可以从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两个层面上予以把握。

在地缘政治战略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环境促使日本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日本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大牵制因素得以排除。经过50年代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日本开始谋求确立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政治地位。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加剧,使日本日益意识到外交上一味追随美国的弊端和扩大外交回旋余地的必要性。而日本的对苏关系,则因受到历史积怨、领土争端及安全威胁等问题的阻碍而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在对外经济战略方面,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绝大部分能源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极大的冲击。日本开始把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视为确保“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的重要领域,因此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同时,日本对中国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对外政治、经济战略的考虑,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ODA政策的重要决策背景。

从对华双边政策因素看,日本的对华ODA政策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和历史三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之上。

一是政治考虑。日本在1971年美中关系解冻、在1972年9月日中复交、1978年8月日中缔约、1978年12月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等历史机运的推动下,把对华提供ODA即政府援助资金作为重视中日友好的具体表现和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

二是经济考虑。日本欲以ODA促进中国的能源开发及运输,扩大从中国的能源进口,并推动整个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当时,中国急需进口大量日本的机械设备,日本急欲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以及进口石油与煤炭等资源。然而,中方支付手段的短缺日益成为制约两国贸易发展的“瓶颈”,因而急需日本在这方面提供合作。

三是历史和感情因素的考虑。日本的对华ODA政策中,也包含着对过去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负债感和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进行补偿的心理。另外,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的规模较大,其中包含着对人口众多的中国给予特殊考虑的成分。

三、1979—2008年:日本对华ODA的积极意义

日本从1980年起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迄今为止,对华日元贷款按承诺值计算已达约32 000亿日元,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约3 000亿日元。日本成为对中国提供ODA最多的国家。日元贷款与其他国家政府对中国提供的政府贷款相比,具有开始时间早、规模大、条件优惠等显著特点。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头20年的经济起飞期,即在中国资金与技术绝对和相对不足的时代,日元贷款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在这20年期间,日元贷款在中国的能源与资源开发,交通、运输、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林、城建、环保等领域成功援建了众多大型项目。这一时期的部分援建项目情况如下。

(1)铁路。从总数看,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新建或改建电气化铁路4 407公里,其中新建部分达2 735公里,相当于中国在“六五”——“八五”期间电气化铁路新建总长度10 875公里的25%。

(2)公路。中国从1990年起在公路建设方面也利用了日元贷款。例如,中国利用日元贷款分别在重庆、武汉、黄石、铜陵4个长江沿岸城市架设了公路桥,并建设了齐齐哈尔嫩江公路桥,共利用约239亿日元贷款。

(3)港口。石臼所港和秦皇岛港建设项目共利用了1 037亿日元贷款。青岛、连云港、深圳大鹏湾盐田港、海南岛海口港扩建工程,共利用1 272亿日元贷款,并有22个泊位及配套设施的修建和改造项目得到日方合作。

(4)航空。武汉天河机场总投资9.15亿元人民币,其中日元贷款为62.79亿日元。北京首都机场设施扩建项目利用了第3次日元贷款215.41亿日元、第4次日元贷款前3年部分183.38亿日元,共计398.79亿日元。

(5)城市交通。北京地铁第一期、第二期地铁工程利用了日元贷款,上海、重庆、天津、大连等地的城铁开发调查和无锡道路交通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等均得到日方技术合作。

(6)电力。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新建发电能力648万千瓦,其中“八五”期间为580万千瓦,这相当于同期中国计划新建发电装机容量5 820万千瓦的10%。

(7)节能。中国在工厂节能等方面得到了日方的技术转让和人才培训。1984年,中国在日方合作下建立了大连节能教育中心。

(8)电讯。例如,1984—1987年间,天津、上海、广州利用第2次日元贷款350亿日元分别安装了8万门、12万门、10万门数字程控电子交换机,还建设了电话分局之间的光缆数字中继传输线路、用户线路、电信管道、维修中心、软件中心等一大批配套设施。

(9)信息系统。如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国家经济信息系统。

(10)水库。例如,经6年施工于1995年建成的观音阁水库,总投资15.68亿人民币,其中日元贷款117.8亿日元。

(11)水利。如江苏省通榆河灌溉开发计划等。

(12)化肥。1991年以来,中国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6座化肥厂,其生产能力为年产143万吨,相当于“八五”期间中国新增化肥生产能力254万吨的56%。

(13)城建。如青岛发展计划(包括公路、通讯、供水、污水处理等)、海南发展计划(港口、公路、电信等)等。

(14)城市煤气。例如,利用日元贷款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气管网——哈尔滨煤气工程。此外还有福建等地的煤气供应设施扩建项目。

(15)城市供水。北京供水设施扩建项目使用了第2次日元贷款154.8亿日元、第3次日元贷款156.78亿日元、第4次日元贷款前3年部分200亿日元,共计511.58亿日元。

(16)环保。例如,利用第2次日元贷款26.40亿日元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工艺设备最先进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日本对华ODA总体规模较大,其中无偿资金与技术援助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主要分布于农业、医疗、环保、人才培训等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偿援助援建项目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中日友好医院”(160亿日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101.1亿日元)、“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约100亿日元)、“敦煌石窟文化遗产保存研究展览中心”等。此外,还有遍布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70个主要援建项目,涉及教育、农林渔、城市生活、科研、医疗、邮电、食品、广播电视、环保、水利、文物保存、福利等广泛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内外环境变化和日本对外战略调整为背景,日本的ODA政策开始发生变化。2004年,日本正式宣布将于2008年停止提供对华日元贷款。

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对华ODA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多次正式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访问中国时承诺向中国提供8 100亿日元的新的政府贷款。邓小平在8月26日会见竹下登时表示:你这次带来的礼物不算轻,我们欢迎,感谢。日本媒体报道说:这是“邓第一次对外国首脑致谢辞”。[2](P700)

1998年11月26日,江泽民主席在访日期间与小渊首相举行会谈时,对日元贷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同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中写入了如下一段话:“日方表示,稳定、开放、发展的中国对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继续向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合作与支持。中方对日方迄今向中国提供的经济合作表示感谢。”

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日时,也对日本ODA在中国经济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作了充分肯定。

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时再次郑重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中国极度缺乏资金与技术之际,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如今,日本对华ODA已接近尾声。全面、客观地总结这段历史,揭示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对华ODA的内在联系,把其写入中日关系史册,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课题。

参考文献:

[1] 徐敦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法律上巩固政治基础[N].人民日报,2005-04-28.

[2] 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up in China and Japans ODA to China

JIN Xi-de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Key words] China; reform and open-up; Japan; ODA

[Abstract] With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strengthening her power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fe.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prove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Sino-Japanese governmental economic cooperation revolved around Japans ODA policies towards China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has promoted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a.

[责任编辑 刘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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