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尝试从“新框架”出发，一方面重新认识其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另一方面阐述了“新框架”与“新供给”理论上的联通，即两者都关注 “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尚未纳入经济学教科书的层面，形成了两个新兴理论的联通。这个联通至关重要：一方面，它弥补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实质关注的缺失；另一方面，它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实践中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那就是关注制度的“改革”和关注技术的“创新”。

关键词：新古典框架 供给侧改革 后发优势 后发劣势

20世纪以前，传统经济学的框架中只有一个部分，那就是微观经济学。这一影响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经济学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难以承认宏观经济学，认为只有微观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理论中带有“科学”标签的具有纯净血统的成分。微观经济学在其发端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其实存在很大缺陷，大到引发了一场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非常具有颠覆性的革命——边际革命。这场革命将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的区分带入了微观经济学，推动微观经济学从“古典”迈向了“新古典”。而这场革命究竟“革”了谁的“命”？也许并没有。新古典只是在分析方法上做了改进，而研究对象仍然是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或产品、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变化。或说得更加直白一些，仍然是在研究市场资源配置。以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研究者们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将这种研究市场资源配置的古典、新古典等框架统称为“旧框架”。之所以称为“旧”，是因为发现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新大陆”，即分工与专业化。按照杨小凯等的认识，斯密开创经济学伊始，已指明资源配置和分工这两个方向，但微观经济学经历百余年发展，一直执着于资源配置这一圈子，分工与专业化这一分支则被搁置，“新框架”的建立正是弥补这一空缺。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新供给经济学，其“五维一体化”理论框架已然形成，但沿着传统经济学中“缺失的一角”，这一理论框架似乎也怅然若失。

一、“新框架”聚焦点：技术变革和新型经济组织

不可否认，全球经济学界对“新框架”是高度认可的，尽管“新大陆”毕竟还是大陆，尽管对于是否达到“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那种开疆拓土的高度也众说纷纭，但我们却不能忽略其引领的理论新时代的重要性：一方面，“新框架”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缺失形成了重要补充；另一方面，“新框架”的关注焦点——技术变革和新型经济组织，也正是随经济发展实践不断倒逼经济学理论界进行思考的焦点所在。因此，我們认为，“新框架”的逻辑出发点及脉络，及其特殊并有效的超边际分析方法，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并对经济发展的实践做出了贡献。

（一）“新框架”逻辑与分析方法评述

“新框架”突破的是“旧框架”。“旧框架”研究的是资源配置，目的在于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经济发展，这种研究显然将资源配置作为一个变量来研究，而将斯密所强调的分工网络作为一个定量来看待。事实上，在给定的资源配置下，分工网络也是一个可供研究的重要变量，其改变也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而分工网络的模式直接与分工网络中劳动者的专业化水平相关。因此，我们最熟悉的一种说法“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若将“新框架”纳入考虑，还应该再加上“市场决定社会分工网络的模式”。与此相对应，经济学不仅应当研究市场如何有效配置资源，而且应当研究市场如何决定社会分工网络模式。“新框架”解决的正是对资源配置研究与对分工网络模式研究的统一，它创建了一种基于分工网络的研究模型，利用超边际分析求解一般均衡的思路构建了新框架：若将分工网络规模视为一般均衡的内生变量，那么对给定分工网络模型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可用来传统研究中对资源配置的分析；若将分工网络规模视为动态变量，那么对分工网络模型进行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即先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再对不同角点解之间通过总收益—成本分析找到一般均衡，从而得到最优解，这一最优解就是市场对分工网络模式的决定。

（二）“新框架”体系的缺失

尽管“新框架”为经济学理论体系开辟了新思路，但其分析体系却并非完美。

第一，对经济周期成因理解的片面性。“新框架”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与失业的原因是由于某些产品有耐久和不可分性，不可分可能造成产品的供过于求，而产品的滞销则可能带来失业。这当然可以作为经济周期的一个成因，但导致经济周期的还包括了竞争的不完全性、工会的作用、总需求的变化、信心的变化、储蓄—投资的变化等诸多经济性因素。此外，经济周期的成因还包括以政治周期和心理周期为主的非经济性因素。这些未包含的经济性因素和非经济性因素共同揭示了“新框架”对经济周期成因理解的片面性。

第二，不能解决交换者之间的协调。“新框架”研究的是不同的行为人生产不同商品的情况，但不能解决交换者之间的协调问题。不同的行为人之间可能生产不同的产品：如果此时的交易效率很低（即交易成本很高），那么行为人的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如果此时的交易效率足够高，那么最有选择是进行专业化分工，不同的行为人之间生产不同的产品，然后每个人的产量扣除部分自用量以外，其他产量用来交易给他人，这样就是更加有效率的选择。然而，不同的行为人之间也有可能生产相同的产品，因为他们在生产之前往往不会自发进行沟通，而如果确实选择了生产相同的产品，交易就不能发生，造成阻滞。

二、“新供给”聚焦点：“物”与“人”

作为中国本土兴起的新兴经济学派，新供给经济学显然更多地将视角放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经济发展与增长，是经济学界永恒的话题，尤其在发达国家习惯了缓慢增长的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疆域内的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之所在，即使说“新兴市场兴，则全球经济昌；新兴市场败，则全球经济亡”亦不为过。鉴于此，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求各种手段，来达成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沿着“三步走”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已然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赶超路线，而途遇中等收入这样特殊的发展阶段，面对“中等收入陷阱”这样实实在在的前车之鉴，又遭受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海啸，仅依靠需求端的调节显然已力不从心。不光中国有此感觉，连美国这样的老牌强国都不得不使出结构性供给端调节的“杀手锏”。危机平稳度过的经济实践倒逼着经济学理论界反思，教科书上白纸黑字的“金科玉律”何以失效？还是我们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本就有所缺失？值得深思。新供给经济学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若说“临危受命”或亦不为过，其所强调的“物”与“人”及两者之间的联通，实际上就是在探索经济实践中继续增长和发展的路径。

（一）“新供给”所强调的“物”

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物”的方面，实际上所指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学所强调的“稀缺性”这一起点出发，不难认识到这种稀缺性是具有“物”的属性的，而人究竟怎样处理这种稀缺性，就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将这种朴素的认识上升至经济学理论层面，就是与“生产力”对应的层面，由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而利用稀缺性劳动对象的能力；将这种认识还原到现代经济发展中，指的就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物”的属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实现了劳动工具的进化。劳动工具是作为劳动者的人改造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的核心要素，劳动工具的进化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界能力的提升，而现代经济发展阶段的劳动工具进化靠什么来实现？就是技术创新。第二，拓宽了劳动对象的范畴。劳动对象所指是自然界，但自然界却并非都能成为劳动对象，而自然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劳动对象，这一范畴显然与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直接相关，这种能力在现代经济发展阶段集中反映在技术创新上。例如：页岩气作为自然界的组成，一直是客观存在的，在技术创新没有达到一种相对高的发现、利用这种资源的水平之前，页岩气仅作为自然界存在，而在技术创新达到发现、利用其的水平之后，页岩气作为自然界的存在进入劳动对象的范畴，于是我们认识到，页岩气技术创新拓宽了能源对象的范畴。第三，实现了劳动者的更新换代。这种更新换代并不是意味着客观存在的、按照人头数来一个一个微观个体，而是意味着劳动者能力的更新换代，这种能力提升的集中表现就是已经掌握了创新技术的劳动者，即现代经济生活中所指的人才。因此，“新供给”所强调的“物”的逻辑为：物—生产力—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中所说的后发优势、赶超战略，实际上所指就是通过学习和扩散等方式所实现的对新技术的掌握。新技术带来的是新供给，且这种供给并非是由需求产生的。可以说，这是供给端需要有别于需求端进行特别关注的重要原因，因为执着地从需求端出发做文章也不能够带来供给端的提升，而供给端的提升恰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这个道理美国人比谁都清楚，美国依靠硅谷发力“轻松愉快”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得不说充分体现了对外“犹抱琵琶半遮面”、对内“甩开膀子埋头干”的供给端战略。

（二）“新供给”所强调的“人”

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人”的方面，实际上所指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就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按照科斯的理解，就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带有历史属性的经济实践往往会给这种理解再加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按照这种逻辑梳理下来，便不难理解制度经济学集大成者诺斯所言，马克思本身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制度的“人”的属性自不必多言，但其却并不像“物”推动经济发展那样直接，从以微观企业作为起点的交易费用到以宏观经济作为起点的经济转轨，研究内容的针对性其实都在此。我们认为，如果将微观和宏观层面对制度的认识打通来思考，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必然落在整个制度的运行费用这样一个基本概念上。无论是制度经济学所考虑的微观产权、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还是转轨经济学所研究的宏观经济运行制度，实际上都是在做制度运行费用的研究，而研究的目的就是降低整个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提高经济制度运行效率。这一逻辑很容易滑入狭隘的理解范畴：“人”相对于“物”是有所弱化的，因为“物”是可以做到通盘改变的，举例来说，就是当技术创新实现时，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都将发生改变；而从现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看，“人”的层面显然低于“物”，只能做到在现有“物”的框架下，通过减少制度运行费用达到提高效率从而达成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一基本推理是正确的，但若仅限于此，制度等经济学的伟大意义怕将埋没了。以工业革命的创始人物著名发明家瓦特为例，其自幼开始动手制造并于1755年赴英国进行专业求学的经历，显然是其后来能够发明“蒸汽机”的基础。“蒸汽机”带来的是新技术，新技术来自瓦特等发明家，这些发明家能够发明新技术的原因是分工与专业化，这种专业化反映的实际上是社会运行的制度安排。不仅如此，只要稍微留心就不难发现，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的制度安排的持续改善，不仅能够减少原制度运行总费用，而且往往能够陆续催生“新生事物”。技术创新脱胎于制度安排，或可以理解为，其是制度量变运转的质变提升，而非一件纯粹的“黑天鹅”事件。

三、“新框架”与“新供给”的联通

“新框架”与“新供给”看似并不相关：第一，两者并非源自相同起点。“新框架”是从经济学理论发源出发，找到了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这一脉络；“新供给”则是从经济实践出发，找到了“物”与“人”这一脉络。第二，两者并非起于相同时间。“新框架”活跃的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而“新供给”活跃的时期是21世纪10年代。第三，两者并非致力于解决同样的问题。“新框架”致力于解决经济学理论层面的缺失，试图弥补“缺失的一角”；“新供给”则致力于解决经济实践中面临的问题，跳出教科书的“条条框框”，寻求切实有效的途径。第四，两者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不同的“土壤”。“新框架”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美国和澳洲，“新供给”则立足于中国。

然而，就是多角度、多维度看去似乎都不相关的两个理论体系，却存在着高度一致的指向性。两者紧密联通在一起：一方面表现在“分工及专业化”与“物”的层面的联通，另一方面表现在“经济组织模式”与“人”的层面的联通。

（一）“分工及專业化”与 “物”的联通

若说“分工”是经济学理论开始重视的第一个问题也不为过。斯密《国富论》的开篇章节便是“论分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良，以及在任何处指导劳动或应用劳动时所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都是分工的结果。”动物和人类都存在分工的现象，所不同的是：“各动物，依旧是各自分立，各自保卫”；而人类则是“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把各种才能生出的各种不同生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页、第13页。。按照斯密的认识，分工产生了经济。那么，分工又是怎么出现的？起源应是不同劳动者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属性有所不同，通过不同的属性，能够从自然界得到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产品之间可以产生交换。这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供给创造需求”。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产生了分工；人改造自然界能力的提升，改变了分工；分工的网络模式，则最终由市场来决定。“新框架”所强调的“分工及专业化”，与“新供给”所强调的“物”的层面的联通，逻辑是：第一层，分工最初产生于人改造自然界能力的差异；第二层，沿着时间的纵轴观察同一个市场，表现在市场中的分工及在此基础上的专业化，反映的是人改造自然界能力的变化；第三层，沿着时间的横切面观察不同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先行者对后来者的影响，那么后来者的市场中通过后发优势得到的新技术往往会改变原市场中的分工及专业化；第四层，在一个市场中，无论是分工产生了技术，还是技术产生了分工，分工的网络模式都能够反映技术水平，且分工的网络模式由市场来决定。通过两者的联通，可以对“新供给”理论应用的认识往前继续推进一步，即认识到经济赶超中技术的重要性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继续研究技术层面下分工的网络模式以求达到市场的均衡，是实现赶超战略的第二步。

（二）“经济组织模式”与 “人”的联通

“新框架”强调，“分工水平决定专业化生产知识的积累速度和社会获得知识的能力，而人们关于有效的专业化水平的知识决定社会选择的分工水平”[澳]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张定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社会选择的分工水平形成分工的网络，市场按照已经决定的分工网络形成经济组织模式，而经济组织的模式实际上就是“新供给”所强调的“人”的层面所指的“制度”。更加一致的是，在这一联通的基础上，“新框架”与“新供给”还都注意到了制度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技术作为“物”的核心，其反映“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这种能力提升的路径是技术的创新；而制度作为“人”的核心，其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提升的路径就是制度的改革。

四、小结：两者联通带来的新视角

“新供给”与“新框架”的联通至关重要：一方面，它们都强调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性。有一个相关的发问，那就是为何在发展经济学所强调的“后发优势”中还可能会出现“后发劣势”？谜底就在于仅通过后发优势将技术通过学习、传播、扩散及再提高等方式舶来后，与技术相关的分工及专业化的网络模式却很难同时简单落实，后发国家市场需要在新技术实现新型资源配置的同时，将分工及专业化网络模式处理好，才能促使后发优势凸显，经济才能实现赶超。另一方面，它们都强调了“人与人的关系”在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性。也有一个相关的发问，那就是为何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富豪，而不是这些国家所一直期盼的企业家？以中国为例，我们一直在强调所谓的“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我们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真正成为优秀企业家的人仍然是“明星”般的存在，缘于他们的“稀缺”。两者的联通对此给予了很好的回应，那就是发展中市场与发达市场中“经济组织模式”的迥异，这些制度安排看似并不起眼，我们也总以为抓住了技术就抓住了“核心”，但实际上，这种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才是经济运行效率的保障，也是最终技术创新赶超脱胎实现的“母体”。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更加开阔地回过头来认识20世纪80年代英国带头发起的公共管理运动，为何在距离1911年泰勒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为起点的许多年后，管理理论得以冲破企业的围墙而占领公共部门，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和回应，为何在20世纪9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看似更应当隶属于管理学领域的制度经济学，为何在21世纪科斯弥留之际留给我们的是《变革的中国》……一切的原因都在于，我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似乎仍有待深入。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两个至关重要的联通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实践中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抓手”，那就是关注制度的“改革”和关注技术的“创新”，或者说，是关注“人与人关系”的改革和关注“人与物关系”的创新，万众瞩目的是两者的继续深入。理论和实践的理智告诉我们，墨守教科书中的所谓“金科玉律”以及鼓吹“照本宣科”的人，确实很难理解中国的发展奇迹，因为我们已经走在了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道路上，与其将其“贴标签”式地称为一种“模式”，不如回归常态地将其视为一种避免试错基础上的“尝试”。“发展才是硬道理”，且“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继续发展来解决”，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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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京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武靖州，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