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领域供给侧改革日渐提上议程。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在供给侧存在供需错位、供给主体单一等问题，亟需进行改革。“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从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渠道、互联网技术三个方面，为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互联网时代，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设计一个社会各方力量合力参与的长效动力机制。搭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平台，加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供给，拓宽公共文化服务融资渠道，营造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场景，是加快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动力机制；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0-0028-06

一、问题的提出

“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主张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改革之初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领域也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应以需求为导向，以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为目标，最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发展。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总量虽然不断增加，但依然存在总量偏低，有效供给不足，供需错位；公共文化服务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供给主体和内容单一，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落后、利用率低的现象普遍等问题。因此，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需要引进新的分析工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则为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

从字面上看，“互联网+”是一种连接状态，“+”号的一边是工具，另一边是应用工具的主体。互联网工具，指的是包括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以及由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而产生的诸多新技术、新思维在内的创新工具①；而应用互联网工具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企业、个人。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家要制定“互联网+”战略，之后，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业已成为一种趋势，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催生了许多新的经济业态，而且给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我们也要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探索供给侧改革的“互联网+”建设，加强多终端应用的开发和数字文化建设，打造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平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的进程。

二、“互联网+”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相关研究

1.“互联网+”与公共文化服务

学界关于“互联网+”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探讨，权威著作相对较少，多零星分布于文章之中。在2016年山东社科论坛——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研讨会上，高迎刚谈到，“互联网+”对于公共文化建设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比如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创新驱动以及开放生态等特点，可能对以前的公共文化建设的那种相对固定的方式造成很大影响。“互联网+”的出现，为公共文化的公共性实践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能够从技术和思维两方面使“政府主导”和“民众参与”更好地融合②。陈娴颖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研究》中指出，我国目前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存在文化资源数据重复采集，海量数据冗余等问题，公共文化数字化共享平台有待完善，文化资源智能化传输有待提升。她提出应系统构建一个新型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模式③。卢国华、刘绍芹《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再思考》一文指出，要运用互联网技术把握群众文化需求，并在现有服务内容中深化互联网技术的应用④。闫石《互联网环境下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路径研究》一文指出，在应用互联网技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时，对新技术的认知和应用要理性看待，避免技术至上。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要主动参与新技术的更新，做到及时反馈⑤。

2.“互联网+”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

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领域呈现出新的特点。但是基于“互联网+”视角研究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刘敏《“互联网+”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转变》一文中指出，“互联网+”在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手段、延伸公共文化服务半径、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面对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平台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转变主体、方式、内容和对象等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提质升级⑥。何继新、李原乐《“互联网+”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探析》一文指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不是简单套用模仿和千篇一律，应是展现社区自身文化底蕴价值，打造多元供给主体多层次常态化互动⑦。李茜《“互联网+”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以焦作市“百姓文化超市”为例》一文，着重分析了公共文化服务如何借力“互联网+”思维，丰富供给主体，畅通供给渠道，形成高效互通的供给模式，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⑧。

可以看出，学界基于“互联网+”视角，系统分析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已有的研究中，多集中于具体的案例分析，在研究内容上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本文采用“互联网+”视角，探析“互联网+”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工作机理，提出具体的改革思路和动力机制设计。最后从“互联网+”出发，提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路径。

三、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供给侧的主要问题

1.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单一，社会力量参与不足

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其不能像私人产品一样生产和提供，一般只能无偿提供。公共物品供给市场失灵的问题，决定了政府必须充分发挥责任主体的作用，出面弥补这种市场缺陷，提供相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也属于此类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公共文化服务带有公益性质，它不以盈利为目的，旨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受传统的文化管理体制的影响，在我国，政府一直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的主要提供者，甚至有时是唯一的供给主体。在生产力仍不发达，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不高的年代里，政府有足够能力提供令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仅靠政府这一个供给主体已经很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这就需要积极引導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上来。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并不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其主要供给者是很多非政府性质的组织，他们在公共文化供给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⑨。但是，在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结构中，非政府性组织所占的比例比较低，其资金来源是很大的问题。不论是维持组织系统的日常运营，还是在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都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因此，非政府性组织很难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民办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一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短板。

2. 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位，有效供给不足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容和形式，要尽可能贴近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实际需求。然而，在我国行政制度与传统文化事业体制影响下，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和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城乡主要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内容往往不由社区、村镇等基层行政组织决定，而是由外部行政指令直接决定⑩。在“格式化”文化管理下，政府实际上既担当农村文化建设的供给者，又承当了文化生产者的角色，而这种看似公平的分配方式并没有吻合农民文化消费者的偏好{11}，反而造成了政府交易成本的增加。以农家书屋（数据）为例，农家书屋所摆放的书籍，并不是根据农民的多样性、差异化需求进行购买，而是由上级政府和其他公益组织捐赠。在不了解群众需求的前提下，以行政手段进行文化配送，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符合农民的现实需求，最终造成许多地方的农家书屋大门紧闭，无人问津。这样的政府行为造成了行政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大量浪费。这是全国农家书屋普遍遭遇的经营困境。

四、基于“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思路

1.“互联网+”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

“互联网+”不是要素之间的简单相加，而是互联网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性应用及融合性发展。英国互联网之父彼得·克斯汀认为，互联网像蒸汽机一样，掀起了一场革命。互联网所具有的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和连接一切的特征及功能，迎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要求、动力需求和实现路径。在当今以信息、数据为基础的社会中，互联网带来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在线化、数据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在场服务向在线服务转变，从大众普适到精准多样转变，有助于合理解决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等难题。

（1）互联网思维与公共文化服務供给侧改革

随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用互联网思维思考如何重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显得尤为重要。普适计算之父马克·韦泽曾经说过：“最高深的技术是那些令人无法察觉的技术，这些技术不停地把它们编织进日常生活，直到你无从发现为止。”过去，人们仅仅把互联网当做提高效率的一种工具。而如今，互联网已经从它一开始的工具定位，转而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去，最终带来群体价值观的变化。赵大伟在《互联网思维独孤九剑》一书中，将互联网思维分成9类：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和跨界思维。这些互联网思维能够带来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创新，对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用户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上坚持用户思维，就是要求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坚持群众至上的原则，分析并满足群众的实际需求，为群众提供最佳的文化体验，从而有效缓解供需矛盾。同时也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坚持极致思维，就是要求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坚持“产品为王”，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坚持社会化思维，就是要坚持互动思维和众包思维，通过和群众的互动获得反馈信息，用来改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或者利用互联网将任务分配给拥有比较优势的企业、社会组织或个人。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水平。

（2）互联网渠道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的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10%。互联网用户群体庞大且增长迅速，通过互联网渠道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一环。

互联网创新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渠道，也拓宽了群众消费该类产品和服务的渠道。受地域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传统的供给手段和供给形式所辐射的范围有限，造成了公共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通过互联网渠道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创新供给方式、载体和手段，有利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同时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空间的限制，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半径，使得群众通过一台电脑或一部手机，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成果。互联网时代促生了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畅通的供给、消费渠道。

互联网创新了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渠道。客观来说，互联网推动了文化资源资本化的进程。孙丽君教授认为，互联网将文化资源资本化，将公共文化资源作为其二次售卖的基础，又因不同的互联网企业定位于不同的内容并服务于特定的群体，导致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数量众多，风格迥异，从而为人们的差异化选择提供了基础，形成了多元化的供给体系{12}。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现象不断涌现。互联网金融的便捷性、易操作性，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政府的民生建设项目，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总量和资金投入。以政府信用为支撑的P2G就是民间资金对政府项目的一种互联网金融投资模式。而“众筹”的发展，更是降低了门槛，扩展了金融融资的对象，为广大群众提供了投资、参与渠道。

（3）互联网技术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

互联网技术能够驱动社会变革，形成一个“扁平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传统的层级结构被打破，利用互联网即可构建群体，组织群体行动。美国互联网教父凯文·凯利认为，技术具有自我增强属性，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自我进化。它的不断更新和融合，对经济形态、企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思维方式都会产生颠覆式影响。阿里研究院撰写的《互联网+研究报告》指出，“互联网+”就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过程。它和蒸汽机技术、电力技术一样，将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巨大、深远和广泛的影响。闯入我们生活的大数据，颠覆了我们一万年来建构的关于信息获取、信息记忆、信息储存的知识理论。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的结合，人们可以利用高效、低成本的计算资源分析海量数据的相关性，快速找到共性规律，加速对客观世界有关规律的认识。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问题上也可以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针对从各个平台上收集的海量需求反馈信息和消费数据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为每一位群众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创新服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扩大有效供给。当然，大数据、云计算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运用远不止于此。移动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或许也昭示着凯文·凯利提出的“屏读”时代即将到来，而通过智能移动终端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人群也将越来越多。

2. 动力机制设计

为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进程，解决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存在的问题，需要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从多方面着手改造。我们根据“互联网+”的特性和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设计出了“互联网+”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机制，如图所示。

科技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原动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供给侧入手，将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互联网+”新业态的出现，将从思维、渠道、技术三个方面，构成创新驱动的组织形式，实现网络化、平台化、信息化、智能化、扁平化，以创新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新引擎。互聯网科技创新通过影响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公众等供给主体，形成供给侧改革的内促力，继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进程。

在政府层面，互联网思维推动了政府服务理念的创新，要求政府适应互联网时代群体需求和群体价值观的变化，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供给手段，从多个渠道向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同时要降低准入门槛，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在企业和社会组织层面，要改变传统的管理、决策思维，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新机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投身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事业。尽管很多公共文化服务项目采取免费模式，但是免费不代表免流。企业可以通过流量来创建盈利模式，通过广告、增值服务等其他方式打造高附加值的价值链，同时还可以享受到政策福利，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在公众个人层面，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参与的主体意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结果是，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与接受者的身份界限逐渐模糊消解，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逐渐超出了传统公共服务部门的范畴，实现主流渠道、民营企业、文化类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广泛参与{13}。“内源式发展理论”强调，发展的动力主要从地区内部产生。消费者直接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建构以消费者参与为核心的“生产—消费”一体模式，对优化供给途径，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五、基于“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路径选择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差异化的趋势。同时，互联网发展迅猛，逐步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用户数量极为庞大。三成的网民使用在线政务办事。如果仍然延续传统的服务手段、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其效能的发挥必然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14}。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加大文化科技创新力度，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努力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1. 搭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平台

公共文化服务供需错位，有效供给不足，很大程度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传统的民意信息收集成本过高，群众的需求得不到及时反馈。这样，在以政府为主导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下，人民群众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不足，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因此，搭建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平台，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商品属性和自由流通，加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交流则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项工作上，去年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浦东新区，走在了全国的前沿。2017年2月24日，为期两天的首届浦东新区公共文化产品服务采购大会在上海浦东展览馆举行，第一次将文化产品的供需双方聚拢在一起，实现供需无缝对接，打造了一个新型的文化服务平台。在实际操作中采用“淘宝模式”，供给方提供产品、服务类型及价格报表，需求方按单“点菜”。专家认为，浦东在文采会上的创新性探索提供了典型经验，在打造与小康社会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笔者认为，在供需平台的构筑上，政府不能仅仅提供平台建设服务，还应该积极承担平台管理者的工作。开辟意见专栏，采集供需双方的意见反馈信息，然后利用技术优势，对数据资源进行汇总和动态分析，了解用户的多样化、差异化需求。最终将分析结果及时反馈给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单位，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指导供给侧改革，丰富、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效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水平。

2. 加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供给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提倡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这里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主要指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即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设施。而本文所提出的网络供给，主要指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官方门户网站以及其他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集合。这些因素汇集形成了一个网络供给的共同体。目前，许多地方性的文化场馆都建立了自己的官方网站，并在网站上公布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信息。国家数字文化网作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主站，在所有的公共文化服务门户网站中，算得上是比较出色的一个。该网站作为主站，整合了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共32家公共数字文化网的具体信息，在网站首页设置了导航，方便用户浏览各地区的公共数字文化信息。网站拥有文化资讯、资源平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多个栏目板块。其中，资源平台板块收录了经典剧场、文化共享大讲堂等多种文化资源，使用户足不出户便能欣赏不同地区优秀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在信息化、数据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新形式，建立专门的公共文化数字网络，建设全国性的公益性的互联网平台，实现互联网技术条件支持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从而延伸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半径，提高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便捷性。各文化场馆也要积极探索将馆内活动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新设不同的版块、栏目，将活动的实况录像和精彩片段第一时间上传到网站，及时更新站内文化服务信息，从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可获取性，延长服务内容的保存期，拓展和延伸场馆的服务功能，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拓宽公共文化服务融资渠道

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结构中，政府所占的比例较高。因此，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传统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土地财政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门槛高，阻碍大，融资规模相当有限。这也直接导致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严重不足。互联网则为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众筹模式，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创造了新的渠道。根据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特殊性，可将众筹模式分为公益型众筹和投资型众筹。为保证众筹项目的可靠性，公共文化服务众筹平台可由政府管理，众筹项目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由政府作为众筹发起人。公益型众筹的筹资对象，主要是针对当地的企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借鉴国外公益捐赠抵税的税收政策，对自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众筹的企业予以表彰，并对其捐赠费用实行纳税扣除，或者制定企业捐赠评级标准，按照等级给予税收减免优惠。投资型众筹的筹资对象，既可以是企业、社会组织，也可以是个人。投资型众筹项目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都具有投资价值，仅有少数项目具备此项特征，例如地方剧院建设、传统戏曲剧目复兴、剧目创作项目等。以地方剧院建设为例，企业、组织或个人以各自众筹支持金额认购剧院股权，众筹的资金用于地方剧院建设及日常运营。项目支持者每年按照股权对剧院收入进行分红。互联网融资打破了固有的融资模式，开创了大众化融资的新格局。

4. 营造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场景

新芝加哥学派认为，场景的构成是“生活娱乐设施”的组合。这些组合不仅蕴含了功能，也传递着文化和价值观。文化和价值观蕴含在城市生活娱乐设施的构成和分布中，并形成抽象的符号感和信息传递给不同的人群{15}。区别于传统的物化的空间概念，场景是具有符号意义和信息传递功能的一种社会空间。互联网生态对于营造公共文化服务新空间、新场景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基层单位可以规划建设一个公共播映室，免费向公众开放，定期播映一些电影、戏曲等视频资源。和传统的“送电影下乡”相比，“公共播映室”计划只需要一个固定场所，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和投影仪，增强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便捷性，一劳永逸地解决村民们对政府“送电影下乡”的需求，形成了一个物化的公共文化空间实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变更，还形成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概念。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新的趋势，通过社交软件和数字平台，引导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比如，政府可以为公众提供免费的网络直播课程，或者对大型的文艺表演活动进行现场直播，在虚拟空间中，有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和消费同步。随着弹幕文化現象的普及，消费者之间还可以实现实时沟通、交流，形成自由宽松的表达空间和表现平台。安徽省肥田县“数字农家书屋”项目，在人均投入不到1元钱的情况下，实现了部分村镇社区文化书屋的数字化、网络化、多媒体化。附近居民通过连接数字存储发射终端的无线信号，便可登录网络平台，阅读“数字书屋”内存储的上万本图书，观看大量的戏曲文化节目和其他影视内容，解决了传统实体农家书屋缺乏专业人员维护、农民无法随时随地使用的难题。这对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转型升级也颇具启发意义，促使其从基于空间、以书籍占有为基础的物理建筑转变为基于时间、以知识分享为标志的开放空间{16}。同时，依托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开通社区“绿色网吧”，营造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场景，打造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生态圈。

注释：

① 陈灿等：《互联网+跨界与融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②{12} 祝莉莉：《山东社科论坛——“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人文天下》2016年第21期。

③ 陈娴颖：《“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研究》，《人文天下》2016年第21期。

④ 卢国华、刘绍芹：《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再思考》，《人文天下》2016年第21期。

⑤ 闫石：《互联网环境下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路径研究》，《科技传播》2015年22期。

⑥ 刘敏：《“互联网+”助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转变》，《中国国情国力》2016年第12期。

⑦ 何继新、李原乐：《“互联网+”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探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

⑧ 李茜：《“互联网+”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以焦作市“百姓文化超市”为例》，《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6年第13期。

⑨ 张梦楠：《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⑩ 纪东东、文立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武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6），第168页。

{11} 陈波、耿达：《城镇化加速期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空心化、格式化与动力机制——来自27省（市、区）147个行政村的调查》，《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7期。

{13}{14}{16} 参见刘京晶：《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变革》，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

{15} 吴军：《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场景理论述评》，《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波，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北武汉，430072；丁程，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