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期刊是传播近代西方科学成果与科学思想最为重要的大众传媒之一，创办期刊成了新型社会群体参与政治活动与思想争锋的主要渠道。因期刊传播与推介，外来词汇的科学经历了从格致到科学的话语转换与思想变迁。科学与民主一起构成了近代启蒙思想史上的两大主题。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近代期刊对科学进行了多维的理性思考，并促成了一种科学思潮，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并具有崭新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期刊；科学；观念；文本分析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近代期刊发展也迎来了又一次高潮。期刊作为一种利用文字诉诸观众的大众传播媒介，“以揭载评论为主”，其论文专“以研究对于时事之科学的解决”{1}，成为社会变革的“利器”与造就新型社会阶层的工具。创办期刊成了由非正式（或边缘化）知识分子所组成的社会群体最为典型的生活方式，期刊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参与政治活动与思想争锋的社会平台，因此，期刊也就成了今天考察当时社会变迁与思想流变的重要历史文本。毋庸置疑，科学与民主都是近代启蒙思想的双重维度，以“资产阶级改良派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刊物”的《新民丛报》（下文简称《丛报》）为代表的近代期刊{2}，对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付之理性。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受囿于革命范式而侧重于政治，忽视科学，即使涉及也多局限于科学宣传，对其他重要的科学问题缺乏专题研究，具体分析也语焉不详，也就难以界定期刊在近代科学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鉴于此，本文以《丛报》为中心对20世纪初期刊中的科学观念从科学本质、科学文化、科学方法、科学功能与科学伦理等层面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近代期刊对科学本质大多采取避而不谈与尝试性探讨两种应对方式。据现有文献来看，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应该是《实学报》{3}，1897年11月15日第9册刊登了《台湾植物之盛》一文，全文432字，科学一词共出现三次，“邦人尚未知生殖之理，旧来本如梦寐，实于科学上甚乏智识。…即于科学上，特派遣适宜之人…盖植物之学，与他科学相异”{4}。没有给科学下定义，且科学在最后三册再未出现。最早自主创办的科学期刊《亚泉杂志》也未界定科学，仅在序言里称“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用艺术泛指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并用“政治与艺术之关系”的表述方式来谈政治与科学的关系{5}。《利济学堂报》（“艺事稗乘”栏目）、《东亚报》（“艺学”栏目）与《政艺通报》（设“艺学文编”、“艺书通辑”等栏目）三者均用“艺”或“艺学”来泛指科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区分政与自然科学的艺，提倡中体西用论，“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6}严复则反对政本艺末说，“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7}。以科学命名的近代期刊中的《科学世界》也没明确给科学下定义，仅用理科与理学来指称科学，而另一重要期刊《科学一斑》也只出现“科学者，文明发生之原动力也”一语{8}。

以《丛报》为代表的部分期刊曾做过有益探讨。《丛报》经历了一个由格致到科学的认识转换过程。创刊号沿袭传统，多处用格致新学、格物学、格致学来指称科学，“所谓格物学者，在求得众现象之定理而已”{9}。1902年2月22日第2号上首次出现科学一词，并定义为“一科之学”，还加上附语“如格致诸学是也”，“格致诸学”就是自然科学{10}。但有时又混用格致与科学，如“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实”。{11}后来还将科学加以区分，狭义上的科学（又称有形科学）是传统的格致之学（即声光化电之类的自然科学），广义上包括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并提及普通科学与规范科学概念，将natural、science译为自然科学。词频上，《丛报》整个存续期间，科学一词使用频率尽管逐渐增加，但并未完全取替“格致”，而是交错出现。稍后创刊的《江苏》则先后把科学定义为研究“人类社会之大现象”的“现象之学”，“夫科学者，英语谓之塞爱痕斯（science），乃从罗典语雪乌（scio）而来，其义为知识”，并将“日常的知识”与“科学的知识”加以区分{12}。语源学上，该界定基本准确，科学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re（学或知），后来才演变成scientia（广义上的学问或知识）。像科学这样的新名词、新概念经过社会长期使用与筛选，最后才被接纳与保留。科学概念上的模糊表达，客观上成了当时人们科学认知水准浅陋的真实写照，但科学就是在这些大众传媒的广为推介与作用下，最终才取替格致并完成了历史性的蜕变。因此，以快速、广泛而深刻为特征的近代期刊功不可没，《丛报》与《江苏》的科学定义就具有开创性与启发性意义。

二

关于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与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源，也引发了20世纪前后部分期刊的理性思考。与古代科学相比，近代科学研究不再是科学家的私业，往往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离开国家立法保护、资金保障与制度支持，科学事业是难以为继的。《知新报》曾谈及，西哲培根“创为新法，请于国家立科鼓励。反著有新书者，赏以高第清秩。制有新器者，予以厚帑功牌，其寻有新地或身任大工者，酬以重赀，予以世爵。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科研成果迭出，专利不绝，西方科学发达“实自倍根一布衣倡导之力以致之也，此西学之兴无关于西教者”{13}。明清以降，除康熙以外的历届统治者的科学无知与政府不作为无疑是近代中国科学乏力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丛报》的认识因详尽而更具代表性，比较程朱理学与培根实验派理论，前者“精透圆满，不让倍根（培根）。但朱子虽能略言其理，而倍根乃能详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谈，倚于虚而不征诸实，此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14}。中国古代科学方法上注重直观与思辨，研究学理多有合于理论而不合于事实，崇虚黜实是当时“科学之常态”{15}。宗教上，古希腊因人神距离近而成为近代“科学之祖国”，而西、意、葡三国因迷信最深，教会势力最强而不能产生“大科学家”，勤奋的人力是科学“进步之最大原因”，欧洲靠人力维持故科学昌明，中国人安于专制、不思进取而导致科技没落{16}。学科分立上，西方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科学分类思想，而中国长期将科学视为奇技淫巧，“学科分立之思想，发达极迟，学术之不进，未始不由此”{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