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以“家”为重。然而，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众多作品却在极力表现青年人如何与封建传统的家庭作斗争，走出家庭。那么，这一明显的潮流是如何产生的，是什么促使当时的青年作家们纷纷表现此类题材。本文探讨“走出家庭”这一思潮的缘起以及发展过程，以及对当时的作品和青年人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封建家庭的束缚

四合院是中国北方典型的民居建筑。一片小院，院中坐落几间或十几间平房。房子的方向、位置、前后顺序等，无一不体现了生活在此院中人们各自的身份、地位、性别。院外是四堵坚固的围墙，把一家人圈在了一起，也把别人挡在了院外。生活建筑模式即是当时人们生活模式的最好体现。当时的人们，也像这封闭的四合院一样，思想封闭，仅仅囿于这小小院中的一方天地，关起门来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已心满意足。

女性们被牢牢禁锢在家中，就像锁在笼子里的鸟儿。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显然，女子是比任何男性更多受一层压迫的群体。她们长期处于严酷的性别压抑之下，缺乏对自己的权利和地位的清醒认识，也缺乏进行反抗的知识和教育储备。

女子的命运固然悲惨，然而，男子的命运也不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要顺从长辈的意愿，服从家庭的利益和安排。鲁迅在《随想录四十》里曾写道：“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就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①可见，男性们同样感到自由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的苦闷。

封建势力从根本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它把家族、家庭观念深深铭刻在一代代人脑海中，维持着封建体系自下而上的稳定以及不可避免的统一、僵化。

既然如此，那么“走出家庭”这一口号是如何传播开来并汇成一股强有力的潮流的呢？

二、“走出家庭”思潮的缘起

清末，梁启超即提倡了一系列变法活动，但在康梁时代，只是“托古改制”。然而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前，激进力量的首席代表陈独秀即认为“民初政治和社会极端混乱的根本之因是以往的政治革命未能与思想革命同步，国民头脑中的封建伦理道德依然如故。”②因此，他于1916年作《孔教与宪法》提出：“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③由康梁时代的“托古改制”到陈独秀时代以现代意识审视孔学，这是思想史和启蒙史上的重大突破。这一突破，使得其后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锐不可当的气势荡涤着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把科学、民主的种子种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中。

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凭借手中的笔，书写着伸张个性解放的作品。而作为封建牢笼的家庭，必然是作家们首先打破的对象。于是，走出家庭的思潮，便在“人的觉醒”的口号下，诞生并开始发展。一时间，此类“走出家庭”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青年作家们热情讴歌着青春的美好、阳光，高扬个性解放的大旗，满怀信心地走出封建家庭的牢狱。

然而，“走出家庭”这一思潮并不是一诞生就是完美的，它也同其它思潮一样，有其曲折发展的过程。

三、“走出家庭”思潮的成熟

怀有“走出家庭”思想的青年们，起初并不是毅然决然的就与旧家庭一刀两断，他们是前期的先行者，思想上难免一下子割裂与旧家庭千丝万缕的联系，行动能力依然比较弱，不能马上离开家庭投入社会的怀抱。早期“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冰心女士，她的代表作之一《斯人独憔悴》，即鲜明地表现了早期行动者的“缓”与“弱”。两位青年兄弟面对严父的训斥，毫无反抗的意愿与力量，只得屈服于父亲的淫威之下。父亲甚至将兄弟二人软禁起来，使得他们又成了笼中的鸟儿。但他们并未作出进一步的抗争，而是又退回到早期小知识分子的软弱情绪，直到“颖铭低徊欲绝的吟道：……满京华，斯人独憔悴!”④为止，全篇结束。在这篇文章中，感伤气息仍然浓烈，并不是充满斗争精神与力量的作品，可见当时先行知识分子内心对“走出家庭”的软弱与无力抗争。以冰心为代表的早期作家，并未把眼光投入到浩瀚的大千社会中去，他们囿于知识分子个人内心的强烈渴望，要求走出家庭，只是单纯为了个人解放，对社会缺乏必要的责任与了解。他们的“走出”缺乏坚实的基础和长远的目标，因而，其“走出家庭”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

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与当时革命的发展，五四精神得以进一步深化。五四先驱在倡导“人的觉悟”的时候，即把对社会、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悄悄注入了其中。作家们的创作关注点在此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客观地、如实地反映社会现象，直至揭示其某些本质，将目光放到了广大社会中去，由单纯的个性解放向更深刻的社会解放开始转变。

“走出家庭”这一思潮的影响之大之远，不仅仅体现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甚至波及到建国后的当代文学。《青春之歌》即是一部较完整体现“走出家庭”思潮由萌生到成熟的过程，以及它对青年人思想上、行动上的不同作用和影响。林道静最初的“走出”，同样是为了个性解放，反抗包办婚姻。她在个性解放的个人成长过程中，同样吸收了马列主义等先进的社会解放思想。林道静在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时时碰壁，但她迅速成长起来，积极投身于社会解放的运动中，并最终收获了成熟的爱情，个性解放也获得了成功。她的“走出家庭”同样以个人与社会相结合的方式宣告成功。

“走出家庭”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诞生的一股思潮，它的产生、发展与成熟，与整个五四精神的产生、改变与深化息息相关，同时，它也离不开自古而今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家国责任思想的贯穿与继承、发展。因此，“走出家庭”，走出的是小家，走向的是整个大家庭。

注释：

何彤慧，李龙堂，陈晨，《自然地理学教材体系的变动与课程教学改革》，高等理科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39页。

张俊才，《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44页。

陈独秀，《孔教与宪法》，《新青年》第2卷第3号。

冰心，《冰心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13页。

参考文献：

﹝1﹞洪永春，《“出走”与“回来”——从〈伤逝〉看鲁迅对个性解放运动的独特思考》，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

﹝2﹞张俊才，《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4﹞冰心，《冰心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万春怡：女，河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文学小说及其它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