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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最近的某档节目中，高晓松对于一位清华博士对未来的困惑和迷茫，以及现在名校毕业生普遍的看重现实，忽视理想的状况予以犀利点评，诸如“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来，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愧不愧对清华10多年的教育。”等激烈言辞引起很大反响。抛开节目精心制造噱头，营造舆论氛围来增加收视率和点击量。与其说高晓松是对那位博士的点评，其实是对当前清华乃至整个社会的精英意识的庸俗化和理想主义的功利化的不满和担忧。

高晓松认为名校是镇国重器，应该纵横四海。名校所培养的毕业生应该胸怀天下，有改造国家的欲望。而现在，大学都是职业培训所，毕业生对国家、社会没有自己的想法，反而纠结在工作如此小的格局实在有失清华高材生的身份。有一年清华大学校园歌手大赛决赛，高晓松作为点评嘉宾，就对获奖礼物颇有微词：“当年我们奖品是一本《雪莱诗集》，而现在是一部手机。”在高晓松的定义中，生活是“诗和远方”；名校是“责任与信仰”。

“你从哪来？”

“北京来的”

“大学生吧？”

“是啊”

“哪个学校的？”

“……”

有好一段时间我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出去旅游和旁人闲聊需要自我介绍的时候，是否说自己是清华的？说了，好处显而易见，似乎可以坐等对方眼神刷的变了，伴随着一句意味深长的“噢”。接下来的闲聊似乎也能顺理成章的展开，无非是“很难考上吧，真不容易，我当年差多少多少分就上了”，要么就是“我那邻居家的谁谁谁也是清华的”，最好对方还带着孩子出行的，那么接下来的对话马上演变成“娃你过来跟哥哥学一学，这哥哥清华来的！”于是一屋子或者一车人皆大欢喜。

他问了问身边同学，结果八成的同学说，在路上不会告诉别人自己清华的，一般以“五道口男子技工学院”自谦。为什么不会？是因为怕麻烦。而更深的原因是，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自信，去承担对面热切目光背后的压力，仿佛“清华”这两字，在期待你成为什么。

清华学子应该有更高的自我期许

当一个偏远乡村地区出了一个清华学子，乡亲们欢喜地送他离乡之时，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心中所寄予厚望的远处那座学府里悄悄发生的改变……

从留美预备学校出国留洋的第一代清华人，是这个古老国家派往新世界的使者，背负着沉甸甸学成归来救国图存的期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二代清华人，是这个贫穷国家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不多的人才，背负着带领百废待兴的国家奋起直追的期望；“文革”后招生的第三代清华人，是改革开放后的先行者，作为新鲜力量在各行各业里大展拳脚；但是作为新世纪毕业的第四代清华人，举目四望，一片欣欣向荣，到处热火朝天，不禁迷惑问道：国家啊人民啊，请问现在还有什么非我不可的事情吗？

当中国走向开放，西方的个人主义公民社会的思想首先到达了中国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如获至宝：“终于可以摆脱身上沉重的期待了"当精英多累啊！就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各人自扫门前雪。你们别看我，我虽然考上了清华，也不过是平凡人一个。我也要拼命奋斗，我也要养家糊口，但我是为了我自己，并不是为了你们。”就像西方受到批评或威胁的社会精英会用公民的权利维护自己说的一样：“我赚的是不少，可这是我的合法劳动所得”，“我只是个普通人，也会犯错”。这种自我维护的办法，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把自己的身份从“精英”降格为“公民”。

北大有位老教授提出大学里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形容这些转变中的精英，他们尚且享受部分的精英特权，但同时正急于去掉自己的精英责任。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讲，人的需求层次从低到高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在我看来中外智者的意思多少有些相像：要是你连自己都养不活，就别吹嘘要改变世界了。要是你自己家人都照顾不好，就别去征途星辰大海了。

道理不难懂，真正关键在于，那条从量变到质变的安全线在哪里，那条终于可以走出自家草庐可以去改变世界的线在哪里，那条终于可以满足安全需求了去出征星辰大海的线在哪里。在穷困年代里，一介学生也要为了遥远的军国大事献计献策。在人人平等的年代里，一介学生也要就遥远的主义问题争执不休。在和平繁荣的现在，可以做不靠谱的事情的这条安全线却似乎比从前的任何时候都要高。你的生活要比较优渥，不然一分钱二毛钱们就会迅速放倒你这个英雄汉。你要在社会地位的长长的鄙视链中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否则远远近近的闲言碎语会来叨扰你这个幻想家。你的渴望与不甘，似乎都需要看脸，或者看钱包，来定性它们是褒义还是贬义。

考试考得好所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特权，已经远远不如科举时代鱼跃龙门，甚至也不如建国初期的大学生受人瞩目。如今外有十万海归精英虎视眈眈，内有无数一流大学拔地而起，同时随着出生人口高峰到达就业年龄，就业需求在饱和，现在清华人与非清华人的待遇差别，远远小于过去的任何时候。以至于很多清华人毕业后，尚不能立刻获得一般定义的安全感，仍在心理、物质与社会观念的安全线以下挣扎，更远不及到达传统上对精英的期待。很多清华^都有这样的困惑：一边背负着情怀，一边渴望着面包。很多情怀，都被面包打倒。

自强不息之余，勿忘厚德载物

高晓松的愤怒，不如说是传统观念里的“精英”，对正接受了个人主义处在转变中的“精英”的愤怒。

思想的传递有点像快递物流。快递发货以后先到枢纽站，再到地方的中转站，最后才到达一个个终点。思想也是，先到信息集散的中心，再到信息的传递者，最后才到达神经末梢。传统社会的精英们最先接触到了个人主义思想，开始踏入只需要负责自己福祉的公民社会，并以此为理由摆脱责任。然而传统社会所期待的精英们，应该有国家与民族的理想与责任感去奋不顾身。当发现这些精英已经开始为自己打小算盘谋自己的出路了，难免感到失望，进而愤怒。

从传统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持续很久，阵痛是必然的。当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理想传递过来，精英阶层先行接受个人主义思想，平民阶层被抛弃感到失望愤怒，这个过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正在经历：比如印度，精英阶层全盘西化纷纷移民英美，落后乡村地区平民尚处在农奴社会；比如中东石油国，皇室或军阀把持资源，由宗教斗争充斥平民阶层的头脑；比如原苏联的东欧国家，精英阶层窃据国有资产成为大亨，平民阶层则在政治左右翼中反复倾轧……相比这样的动乱或者两极分化，中国社会发展一路走来，步步维艰，殊为不易。

近来有很多变化，一方面社会赋予精英和平民在权力上的差别正在被逐渐拉平。从制度环境上精英所具有的特权在不断削减。同时平民的公民意识正在迅速而且坚定的觉醒，中国社会对互联网的拥抱正迅速使信息传播变得扁平，知识和信息上的垄断正在被打破。另一方面社会责任感已经不再是精英们的专利，固然在清华里仍有比较好的传统，比如每年上千个基层调研的实践支队，但是做志愿者、公益创业、社会创新、带动乡村发展、关爱弱势群体，都已经成为了更多人们的行动，成为更多不问出身的人们的共同志愿。

清华人，说到底也只是经历了精英教育，与成为精英尚还有很远的距离，并且这距离未来可能会越来越远。2014年马云来清华演讲，第一句说，他心中中国最好的大学是杭州师范大学。我认为他是对的，未来学生不再凭学校而贵，而是学校凭学生为傲。

回到文章最开始的问题，出去旅游和旁人闲聊需要自我介绍时候，是否会说自己是清华的？我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已经知道，母校并不会带给我什么外在的东西，她该给的都已经给了我。我也许令人满意，也可能让人失望，但我仍是清华人。我希望人们认识到更多像我一样，普通的、文艺的、奇奇怪怪的、靠谱的、不靠谱的，清华人。

我心中的社会理想是，学校只是教育和研究机构，与社会资源分配无关，清华也不过是中国众多好学校中比较出名的一所而已。我们的社会精英并不一定来自名校，他们将来自于各行各业，来自于真刀真枪，来自于实干与创新。他们的权利和资源，仅仅是实实在在由他们为社会已经做出的贡献交换而来。并且，他们仍然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并非来自于社会道德的义务或期待，而是纯然地发自内心。中国式的公民社会，到底与西方公民社会应有所不同。人类族群中相互关爱的一面，表现在西方公民社会中是宗教与慈善，表现在我们的公民社会之中，或许正是那古老的，反映在《易经》与清华校训之中的自然均衡的东方智慧：自强不息之余，勿忘厚德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