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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盏清茶，一张利口。

采访何祚欢总是很尽兴。老爷子从古早的评书历史讲起，情到酣处，连说带唱，嬉笑怒骂，绝对是性情中人。在他的口中，湖北评书这几十年的历史也翩翩而来。

解放前，书场茶馆里泡大

何祚欢的评书启蒙是从“幺爹”开始的。

幺爹是何祚欢父亲的亲叔叔，族名何昌万，在何氏家族属于一名闲人，平日里嗜好听书。一次，不到10岁的何祚欢挨了父亲的打，幺爹为了哄他，就把自己肚子里储存的那些评书都掏了出来，一折《关公温酒斩华雄》把正在哭泣的何祚欢逗得眉开眼笑。

从此之后，《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八俊十二雄》、《彭公案》、《封神榜》等一套接一套的传统评书让何祚欢着了迷，于是也开始了泡书场的生涯。

那时的湖北评书最重要的阵地是茶馆，不管是江边还是巷子里，隔几步就有个茶馆，据说高峰期武汉三镇有1000多个茶馆，300多个说书艺人。一毛多钱泡壶茶摇头晃脑听一场书，一个下午就过去了，这是富贵闲人们消磨时光的好办法。说书人和茶馆一般三七分成，稍有名气的说书人一个月下来能赚百八十元。何祚欢年纪小，没有钱，每天下午放学后路过茶馆，只能站在门口听上一段，这是不要钱的。

更多的时候，他流连于街头的说书场子。何祚欢是在汉正街长大的，汉正街是当时大汉口的中心，街头巷尾，总有各色人等在路边围了场子卖艺，这里面有不少说书人。有的摆个高台摆些板凳就开场了，还有更简陋的，什么都没有，人往那里一站就开始干说。就这样何祚欢也能听得如痴如醉。

久而久之，何祚欢对湖北书界的掌故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当时湖北评书界最红的“三巨头”是陈树棠、荣忠圣、江云卿。这三人从民国中期开始名满三镇，各成一派，各有特色，基本统治了当时的湖北评书界。陈树棠嗓子不好但知识广博，台风端正，越到后面越出彩，书场里常有不少大学教授捧场，在一个场馆里一说就是8年。荣忠圣以家常调说书，注重人情，文采飞扬，常常能把听者说哭。江云卿则路子野，有机智，说书情节经常现编现用。何祚欢当时听书听得欢，没想到若干年后自己也成为一名说书人，这三位前辈对他都影响深远。

而因为湖北评书，幺爹和何祚欢这一老一少也成了忘年交。到了十二三岁，何祚欢就能在学校里摆开架势，给同学们讲一些零零散散的评书段子了。

50年代，语文老师业余说书

由于家道中落，中学毕业后的何祚欢进了武汉一师。在这个师范学校里，何祚欢的曲艺细胞被进一步发掘。他带头成立了校曲艺队，自己的兴趣也从评书发展到更广阔的范围。湖北大鼓、相声、京剧什么都能来上一手。

为了“偷师”，他迷上了民众乐园。当时的民众乐园里有十几个小剧场，各种形式的曲艺都有，也是武汉市曲艺队的常驻地。王树田、康立本、杨松林的北方相声，潘占奎的方言相声、王鸣乐、陈千文的大鼓等等，都成了何祚欢观摩的对象。并且，他还收集了一些侯宝林、里竹等人出的相声艺术普及知识小册子，开始慢慢学着自己创造一些“新段子”，这也给他以后的曲艺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9年，何祚欢师范毕业被分到了武汉第四职工业余中学教语文。那个年代，武汉各界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业余文工团，经常去各基层单位“送戏”。有着极高曲艺天分的何祚欢自然也被拉进了文工团。平时教书，业余就去演出，“下乡慰问”、“下厂慰问”的活动层出不穷。

那时刚好碰上三年自然灾害，男职工每个月的口粮只有26斤定额，常常吃不饱。但如果出去演出，没有报酬至少会有一顿饱饭，可以敞开肚皮吃。何祚欢能写会演，项目又多，快板、相声、评书都拿得出手，很受欢迎，就这样靠演出“蹭饭”，何祚欢度过了饥荒岁月。

1962年，汉阳区文化馆给何祚欢布置了一项任务——将小说《红岩》改编成评书，在青年中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这之前，何祚欢凭借在民众乐园偷师积累的功力已改编过一些小段子，这次终于有个“大部头”让他一试身手了。

没想到，《红岩》的第一次试讲就赢得了满堂彩，各个机关纷纷邀约。学校为了照顾何祚欢，将他的课减为一周两节，鼓励他外出演出。顿时，演出成了他的“正职”。那段时间，何祚欢的演出比专业演员还要多，一场书两个半小时，有时一日三场，短短四五个月就演满了100场。不少单位都派了自行车、拖拉机、卡车停在四中的门口等着接他演出。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名气了，红了。”21岁的何祚欢初尝走红的滋味。

60年代，《双枪老太婆》红透武汉

1963年9月，何祚欢调进武汉说唱团，成了一名正式曲艺演员。

那时的武汉说唱团是在原有的武汉曲艺队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集中了大批优秀的曲艺人才。何祚欢一进团就被分配专业说评书，并拜了当时评书名家李少霆为师。

当时的武汉曲艺演出很火爆，除了在民众乐园外，美成戏院、天声戏院、人民剧场、和平剧场等都是曲艺窝子。武汉说唱团的日常演出分成两拨：一拨驻扎在民众乐园表演，包括评书、大鼓、渔鼓、小曲、道情等各曲种都有；另一拨则主要是相声演员，在各个场子演《相声大会》。何祚欢经常两头跑，这边演完评书，就狂奔到另一边去演相声，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的演出场地还有很多露天的。观众席是用水泥砌成的，由前往后渐高；舞台硕大，有观众席的二分之一大小，上面盖着红瓦，台后不同颜色的幕幔四、五层。武汉的炎夏，开演前太阳刚刚落山，晚霞烧着蓝天。水泥凳热烘烘的，有备而来者，将水浇上去冷却；其他人则用扇、书、衣等垫着方才落座。演出前的剧场简直就是个市场，小商贩们胸前吊着烟、瓜子、小纸扇和其它零食在人面前来回穿梭。观众坐到七八成时，天完全黑下来了。舞台上正中央摆上一张桌子，桌上一惊木一话筒。演出开始，不多会，演员脸上全是汗，擦了，又有。随后，衬衣的前胸湿成两条线。顾不得这些，演员继续表演，讲到高潮处，呼地站起身来，手舞足蹈。一段评书下来，演员身上再也找不出丁点干的地方了。

这样的演出对何祚欢是个很大的锻炼，很快他又出了一部精品——《双枪老太婆》。正是这部作品让他大红大紫，也奠定了他清淡儒雅的评书风格。当时的湖北和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不少于三次播出他的节目，武汉市人人都认得他的声音。每天一到评书连播时间，各个商场门口就挤满了人，家里没有收音机的都跑来蹭“广播”。一次，何祚欢无意中路过一个副食品商店，听到正在播自己的《双枪老太婆》，就驻足听了一会儿。他突然发觉自己在录音时有段“贯口”的气息没控制好，就情不自禁脱口而出：“唉，没说好，没说好。”结果引来周围一群人的“围攻”：“伙计，你还嫌人家没说好，有本事你来说说。”何祚欢只好打个哈哈跑走了。原来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听广播，只认得何祚欢的声音不认得他的人。偶尔有认得他人的，在街上碰到就会跟着他后面学着他的口气大声念：“话说1949年……”《双枪老太婆》演了1000多场，场场爆满，加上广播电台的传播，当时路上随便抓一个人都会说几段何祚欢的评书，就像今天的孩子都会吼几句周杰伦的《双截棍》。那时的何祚欢也就刚刚二十出头，正应了那句“出名要趁早”的名言。

何祚欢大红大紫的这段时间，也是武汉曲艺最活跃的时候。武汉说唱团名家荟萃，干脆分成了两个队，一队由潘赞奎、李少霆、杨松林、沈邦寿等功力深厚的老演员领衔，二队则由胡必达、夏雨田和何祚欢三个青年演员领衔。胡必达和夏雨田都是以相声见长，何祚欢则以评书见长，三人都能写能演，台上相互帮衬，台下也经常一起喝酒讨论创作。当时的说唱团几乎每两天节目就全部更新一次，引发了曲艺市场的极度火爆，当时看他们表演的人每天从一元路排队排到大智门火车站。

这段岁月，也是何祚欢演艺生涯的黄金岁月。

如今，坚守传统曲艺阵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将武汉的曲艺演出也打入了低谷，何祚欢被下放到湖北崇阳插队。

一直到八十年代，曲艺演出市场才又活跃起来。而何祚欢也渐渐转向自己创作长篇评书。《杨柳寨》、《彩电风波》、《挂牌成亲》等成了他新的招牌作品。九十年代之后，何祚欢和田克兢合作的《都市茶座》在电视上播出，何祚欢以评书的形式说武汉的人文历史，大受欢迎，当时的VCD出疯了，到处都是这二人的盗版VCD，也成为武汉街头一景。

进入2000年之后，曲艺已经渐渐衰落，武汉说唱团成了湖北省硕果仅存的曲艺团体，全国也寥寥无几了。步入老年的何祚欢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会在街头和听众争执的毛头小伙子，这种起落也看得很淡了。2009年，他以69岁高龄又连演三场《欢歌笑语60年》，每场两个多小时，以评书的形式戏说武汉30年变化，在新的舞台上继续嬉笑怒骂。

他说，“曲艺虽衰落了，但总得有人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