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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崛起的两点思考

发布时间:2022-04-16 08:45:59 浏览数:

摘要:中国崛起是必然的,但完全崛起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人民通过切身实践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强中国,是崛起的思想认识基础和社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广大群众劳动积极性的发挥,是崛起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基础和生产力基础。中国崛起决定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国际环境四个因素,其中生产力是基础和核心。发展生产力不能光看规模,更重要的是看质量,关键要抓四点:关键技术创新,发明创新上升到世界第一位,生产力水平才能达到世界第一位;攻克规模增长与资源约束的矛盾,建设新农村,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崛起;生产力规模;生产力质量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1—0004—05

这些年来,中国崛起的声音不断从世界各地传来。前不久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发布世界15件大事,把“中国崛起”列为头条,说“中国跃升至新的经济高度已经改变了国际秩序,而且还在改变国际秩序”,“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类似的说法一种胜过一种。国外的这些舆论有不同的出发点,有的显然属于别有用心,有意夸大其词,故作耸人听闻之语,也有一些是不太了解情况曲解贬低的,但多数应该说大体符合实际。因为新中国建立6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人所共睹的客观存在,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势在必然,谁也阻挡不住。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但也要看到,中国完全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巨大劳动。至于这段路有多长,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些什么重大矛盾、问题甚至挫折,决定于客观条件发展变化的情况,也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取决于我们对中国国情、国际社会发展变化进程及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和自觉掌握运用的程度。

一、中国崛起的必然性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曾经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伏泰尔说:“早在4千年前,我们还不知道读书识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我们今白拿来自己夸口的那些非常有用的事物了。”黑格尔说:“历史开始于中国”、中国“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亚当·斯密说:“中国,在过去很长的时间,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农业最发达,人口众多而且最勤劳。”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在近代以前时期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联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孔学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巴尔扎克说:“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时候,法国人还在用棍棒厮杀,中国人发明印刷术的时候,法国人还不曾学会写字。”李约瑟说:“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从宋元至明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由中国人创造的约占58%,直到18世纪前,中国总体经济水平一直位于世界前列。”15世纪以前中国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头,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制度比较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的要求。只是由于旧中国封建制度延续时间过长,接着又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才落伍了。

17世纪中叶,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实现第一次产业革命,尔后法、德、意、美、日等国紧紧跟上,完成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可是中国封建社会经过2500多年的运转,到明清时期,已进入腐朽衰败阶段,“不顾时事,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而自欺”,停滞不前,完全落后于社会生产力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相对于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变成为弱者、落伍者、被动挨打者,“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中国的经济总量当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虽然尚高,1820年比西方国家的总和高4/5,1870年时还高1/3,但生产力的质量却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已发展起现代工业,包括专用于侵略战争的军事工业。1860年英、德、法、美、日五国的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和的81%、钢产量占世界的84.5%、生铁占世界的85%,而中国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98%以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野蛮侵入中国,把中国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变成为一个主权丧失、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一个经济总量趋前、文明辉煌的国家变成为一个生产停滞、贫困落后、满目疮痍、多数人不得温饱的国家。中国从此陷入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剥削的、无穷无尽的巨大苦难和深渊中。

资本主义制度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的却是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它们是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残酷掠夺和破坏来养肥自己的。资本主义表面上很文雅、文质彬彬,讲究自由平等,背后却是机枪炸禅、侵略占领、疯狂掠夺、残酷剥削。1840—1948年间,帝国主义侵入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破坏是全面的、彻底的、毁灭性的、惨绝人寰和丧失人性的。它们利用中国原有腐朽的封建制度作为附庸、依靠和社会基础,培植官僚资本作为新的附庸、帮凶和依靠对象,与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相结合、相勾结,使用比封建制度犹过之而不及的多种残酷、原始、落后的手段及资本占有的新手段来肆无忌禅地剥削压迫中国人民,使中国进入近代史上最黑暗、最混乱、最落后、最苦难的时代,使中国倒退了几个世纪。

从鸦片战争到清朝覆灭71年间,中国被迫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500多个不平等条约协定,从清覆灭到新中国建立前夕38年间,又被迫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500多个条约协定,共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协定1000多个,被迫割让(占有)国土30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4—1/3以上;帝国主义在中国到处肆意烧杀掠夺、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反过来进行敲诈、勒索“战争赔款”,仅1895—1936年间就被迫支付赔款8.6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它们用武力取得在中国的驻军权、货币发行权、外汇权、邮政权、海关权、税收权、进出口贸易权、设立租界权以及治外法权等,掌握了中国的关键主权,成为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和操纵者;它们控制中国经济命脉,1936年控制了中国铁路的92%、煤矿开采的72.5%、铁矿开采的99.7%、发电量的58%、进出口贸易的90%、纱锭的67.4%,尔后进一步向其他领域作更深扩展;它们剥夺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和生存权,视中国人为牛马和草芥,残无人道地剥削压迫中国劳动者。据严中平的统计,帝国主义从中国劳动者身上掠夺的财富,仅汇回本

国的利润利息、转化为资产的剩余价值和赔款,不包括被掠的土地、巨量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至少在260亿两以上,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政府371年的财政收入或20—8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31年和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两次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对中国实行“从精神上摧残,从物质上摧毁,从肉体上消灭”的种族灭绝政策,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丧尽天良,烧杀掠掳,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灭亡中国。

帝国主义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社会发展体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中国人民生存发展的基础。1840—1949年这109年间,有86年的生产是下降的,仅1870—1913年间有所增长,但年平均也仅增长0.56%;而人均产值则从1820年的600国际元下降为1949年的439国际元,下降了27%。

中国这部近代血泪史、苦难史、悲惨史和屈辱史,并没有压垮中国人民,而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他们决不屈服,奋起反抗,前仆后继,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它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之懂得落后就会挨打;什么是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而只能使他们受苦受难,不推翻旧制度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他们作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和探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王义,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依靠广大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万恶的旧制度,建立起了新中国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才使中国走上崛起之路。

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社会总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进步而前进,不进则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是一种进步,它同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一样,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有过自己的辉煌时代。但资本主义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这一矛盾必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太狭窄了,已经落后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了。资本主义时代过去了。“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人民通过切身实践认识到这一点,并转化成为实际行动和巨大的物质力量,是中国崛起的思想认识基础和社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和体系的形成、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调动发挥的必然性,为中国繁荣发展创造了生产关系条件和生产力条件,是中国崛起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层建筑基础和根本保证。

二、中国崛起的社会物质条件

中国崛起决定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及国际关系等几个主要因素,其中生产力(最终表现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崛起的目标和标志;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发展崛起的内部条件,国际关系是发展崛起的外部条件。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有时这一因素起主要作用,有时另一因素起制约作用,共同决定着中国发展崛起的进程。

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是发展崛起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发展崛起的主要标志。不论任何社会,生产力不发展,一切都谈不到;经济是基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什么程度,社会才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生产力水平上升到第一位,社会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上升到第一位,国家的地位实力才能上升到第一位。因此,我们必须始终紧紧咬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科学发展不动摇。

衡量社会生产力发达程度,一看规模,二看结构和质量。生产力规模代表着生产力总量和总体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最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任何时候不能丝毫忽视。

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我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创新发展,尤其是进行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1.4万亿元,实际增长76.8倍,年均增长8.1%,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以上,是建国前100年旧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的80倍以上。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置已从1978年的第n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我国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农业工业国,形成了比较完整齐全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高科技工业占工业产值的15%以上,以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三位。有200多种工业产品以及粮、棉、肉、禽、蛋等主要农产品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建国以来我国固定资产存量以年均5%以上的速度增长,2008年企业资产达到208.7万亿元。居民金融财富以年均17.4%的速度增长,居民储蓄存款达到17.2万亿元。外汇储备1991年以来以年均37.5%的速度增长,2008年底达到1.9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我国进出口贸易居世界第三位,1993年以来已连续17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所没有的事,也非汉唐和康乾盛世的发展所不可比,世人称为“奇迹”,并不为甚,应该说是崛起的表现,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应该看到,走到这一步,形成这样的经济规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它不仅奠定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形成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基础。后者比物质基础更重要,因为它是物质基础继续壮大的源泉和根本制度保证。第二,在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它与公有制主体相结合,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能充分发挥市场调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又坚持宏观管理,从全局出发指引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系列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提出明确的发展方向、原则、步骤和基本政策措施,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条件。第三,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这是一笔巨大财富,它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发展崛起还有一些独有的条件和优势。比如,第一,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我国劳动人口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我国15—64岁人口占72.5%,劳动人口比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我国劳动人民吃苦耐劳、勤俭聪慧,是世界闻名的,过去在旧制度下积极性受到压抑,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其积极性不断得到充分发挥。这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的巨大生产力,是我国发展壮大的根本源泉。第二,我国有4200万科技人员,科研单位研发人员173万人,科研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占82%。我国的研发人员和科学家工程师总量均居世界第二位。我国每年

有大学毕业生400多万人,研究生毕业生30多万人,职业专科学校毕业生700多万人,也就是每年要增加1000多万知识分子。这是多么巨大的智力资源,他们与实践和需求相结合,与9亿劳动者相结合,必将产生令世人触目的巨大创造力。这种情况早已被西方国家注意到,李光耀说:“中国的技术人员比一些国家的人口都多,真让人羡慕。”这也是一些西方跨国公司纷纷把科研总部搬到中国的原因。第三,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社会主义及其中国特色又产生了新的动力和凝聚力,它们相互结合,构成为一种新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推动着社会前进。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说:“资本主义没有共同利益,没有共同目标,只强调个人,而不强调团体,谁也没有关心别人福利的责任”;社会主义不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有共同目标、共同利益,目标就是允许个人找出自己的选择实现个人满足的最大化”。第四,有巨大的市场,尤其是有尚未开发的广大农村潜在市场。这个市场的潜力有多大?如果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河南新乡刘庄的水平(人均纯收入1.5万元),市场可扩大3.7倍;达到江苏华西村的水平(人均纯收入6.5万元),市场可扩大16.2倍。这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市场就是需求,就是动力。它推动着我国前进,是我国崛起的重要条件。这些都是一些国家鲜有的,是我国发展崛起的基础性生产力因素、巨大动力和源泉。

正因为如此,建国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对今后发展我们也充满信心。人们对我国发展作了多种预测。中国社科院的同志预测,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计,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达58万亿元,约为7.2万亿美元;中科院的同志预测,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达10.6万亿美元,2030年为19.6万亿美元,2050年为52万亿美元;世界银行预测,上述几个年份分别为13.9万亿、24.9万亿和78.1万亿美元;还有一些别的预测。预测的差距颇大。但所有这些预测,都得出2030-2035年至迟2040或205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的结论,有的预测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还要早。应该说这些预测是有一定根据的。即使近10年产值以年平均增长7%,后20年以年平均增长5%~6%或4%~5%计,由于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目前为2%~3%,今后一般也不会超过2%~3%,也即要比我国低3/4到1/2左右。因此,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2030—2050年经济总量达到世界首位是能够实现的。当然,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口还会增长,人均经济总量和总体生活水平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另一个标志是结构和质量。比起经济规模来,经济结构和质量更加重要。我国经济总量增长快,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但结构不合理,总体质量仍低:一、三产业落后,第二产业仅达到中期阶段,各产业内部也不平衡;高新技术产业仅占15%左右,比发达国家约低4/5;创新能力低,原创关键技术少;大量工业产品属劳动密集型的,消耗高,附加价值低,单位产品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0%到几倍,而创造的价值和纯收入却比它们低一半到99%。我国劳动力占世界的1/4,产出占世界的不到1/14。我国城乡间、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我国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三位,人均规模居世界第109位,这固然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多,但更本质的是由于经济质量低,劳动生产率低。不提高质量,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崛起发展是很困难的。

历史上任何国家的飞跃发展和进步,都建立在生产力质量的提升特别是劳动手段变革的基础上。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铁器时代是封建社会,有了机器大工业才把人类带入资本主义阶段。如果不是十八世纪英国工人发明飞梭、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代替手工工具,出现第一次产业革命,英国不会崛起;不是1877年贝尔发明电话、1879年爱迪生发明灯泡、1893年福特利用欧洲人的发明批量制造汽车,以及尔后出现的微电子技术和占产值超过1/3的信息技术产业,美国不会崛起并称霸世界。当代世界生产力发展已进入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力的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社会生产力由量变转化为质变再推动量变的决定性力量。发现掌握别人所没有发现掌握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奥秘,有重大发明创造,才能促进生产力重大飞跃。科学技术上升到最高峰,社会生产力质量、规模和水平才能达到最高峰。质代表量、决定量、创造量、改变量;有质的飞跃,才能有量的更大飞跃和提高。经济质量的提高是崛起的根本条件和标志,是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关键手段。因此,在今后发展中,我们必须十分重视经济质量和结构,把它放在首位。

大而言之,提高经济质量,关键要抓以下四点。

第一,抓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技术。须在关键领域、关键产业、别人所没有涉及的范围和项目上有重大创造突破。中国人是聪明的,过去有众多创造发明,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今天当家作主,建设自己的国家,应该有更多的创造发明。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像过去抓原子弹、氢弹那样抓一些大工程,也要像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那样创造科学技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重大专项,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为重点产业创新和振兴提供科技支撑;造就更多世界一流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培养更多一线创新人才,为企业、事业、大学、科研单位、个人提供最好的条件,鼓励创造发明,这是比上几个项目或增加多少亿产值更加重要的决定我国今后发展的头等大事。我们必须在诸如信息技术、智能网络、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精密制造技术、地质技术、海洋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关键领域和行业有新的重大突破,占领最高峰,取得发言权。创造进发,群星灿烂,在关键技术、关键产业、关键领域不断出现重大发明创造并领先于世界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崛起的时候。

第二,攻克规模增长与资源约束的瓶颈。我们面临着生产力发展与资源相对不足及防治环境污染的尖锐矛盾。资源不足是由自然条件及我们对资源的认识、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决定的。自然条件一时难以改变,但对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方式可以改变。更好地认识和利用资源,发现、创造新材料、新能源,摆脱对传统资源的依赖,才能解决这一矛盾。开发新资源,降低消耗,避免污染,攻克资源对发展的严重约束,用尽量少的资源创造尽量多、尽量好的产品,这是一场革命,将引起从生产力到生产方式多方面的巨大变化,推动一系列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是经济质量提高的表现,生产力量变为质的表现,也是崛起的条件和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走在前头,做出贡献。资源利用方式的新时代,是生产力质变的新时代,也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胜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

第三,加快发展农业,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产量增长,结构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正在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迈进。但是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脆弱,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每年有上亿亩农田受灾,遇灾就减产;农民收入与过去比有了很大提高,但绝对水平仍低,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农民难以迄比,而且与城市人口"比也存在很大差距(2007年农村人口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未脱贫,2亿剩余劳动力需要找出路。农业是基础,50%以上人口在农村。农村落后的状况不改变,广大农民不富裕起来,就谈不到崛起。加快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农民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使广大农民过上富裕文明的幸福生活,是中国崛起的标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重要任务。

第四,推动各个行业、部门和全国各地区发挥优势、各展所长、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质量的重要表现,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点无需多说。所有这些发展的最终标志,是人民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13亿人过上繁荣兴旺、文明和谐、幸福美好、共同富裕的日子。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我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和经济质量的提高,要经过一个过程,需要付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达到。这说明,完全崛起要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但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一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责任编辑: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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