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比较美学作为一种学科，不仅仅在研究中对研究的对象采用比较的方法，更重要的还要看其研究的美学现象是否跨越了文化的界限，这是比较美学的重要特征。比较美学与比较哲学、比较诗学、比较艺术学之间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在比较美学的工作方法中，除了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外，“设定场”的错位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比较美学跨文化错位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美学的起步较晚，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我国更是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复兴，并逐渐走向自觉化的学科建构。但作为一种美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比较美学则可以追溯到很远，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皆然。然而，要推进比较美学的学科建设，首先必须从观念层面对其进行根本的理论建构。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比较美学的定义、范围与内涵

比较作为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和一种研究方法，具有普遍性。根据《辞海》的解释，所谓“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也就是说比较是处理两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基本方法。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实际上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那么，什么是比较美学呢？目前国内外关于比较美学的定义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法国美学家苏里奥在他的《诸艺术的对应关系——比较美学原论》一书中认为，比较美学有两个研究方向：其一是它自身予以展开的方向；其二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时代的艺术相互间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为了比较诸文化圈的艺术，首先应当进行诸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①美国美学家艾略特·多伊奇在他的《比较美学研究》中则指出：“比较美学就是对一些独特的美学概念以及对不同于自己文化的其他文化的感受进行分析、解释、想象和评价。”②国内《世界新学科总览》谈到“比较美学”时说：“比较美学就是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美学范畴、审美心理、艺术理论等问题的一门学问。但是，也有人认为，比较美学是以中国的美学和西方的美学进行一番比较研究。或者说，比较美学主要是研究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相互影响的学问。”它也谈到了近年来我国美学研究者对比较美学的定义，即“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一切美学现象，包括美的哲学思辨、审美心理以及艺术理论中的一系列范畴和问题的研究。”③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比较美学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乃至跨历史的美学研究，是各种美学观念和流派之间的相互沟通、认同和融汇。”④

我们认为，比较美学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跨时间、跨特质的美学研究，它既对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民族和地区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同时也追踪文学、绘画、戏剧、音乐、舞蹈、影视等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审美共同性与差异性。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第一，比较美学的根本属性在于跨越性。比较美学跨越各种界限，在不同的参照系中考察美学现象，因此，它的“比较”同一般学科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不尽相同。在比较美学中，比较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它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方法论上的意义，不再是普通学科研究中的比较手段，而是全球化时代的整体思维方式用于比较美学的产物。我们区别是不是比较美学研究的准则，不仅要看其是不是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更重要的还要看其研究的美学现象，是否跨越了文化、语言、时间或特质的界限，这是比较美学的重要特征。离开了这些意义上的比较，就不属于比较美学的“比较”了。

第二，比较美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也不是要比高下、比优劣，而是要在相互的比较中找出各自的特点，见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当然，比较美学不仅要指出不同文化区域的美学思想在整体上或某些方面的异同之处，而且还要找出它们各自的特征，并深入挖掘和分析其根源所在。对各个不同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的国家、民族、地区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美学现象的异同进行具体考察，可以使我们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设、一种纽带，使我们可以局部地、具体地用一种美学风貌、形态、风格甚至趣味，作为另一种美学风貌、形态、风格以及趣味的必然的出发点，从而找到不同美学现象之间的某种事实联系和精神联系。

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范围。根据以上对比较美学内涵的界定，我们认为，比较美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美学理论的比较。在不同的文化系统里，美学家们大都根据自己的哲学体系构筑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美学理论殿堂，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文化系统的美学理论的比较研究，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它们各自的特征及其背后的文化根源。这种比较可以是总体的，即从宏观上把握不同美学体系的特点和性质，也可以是具体的、微观的，如对不同文化系统的美学史上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命题以及美学著作等进行比较研究。

其次是文艺实践的比较。美学包括美学理论，但又不能与文艺实践相分离。且不说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始终与文艺实践结合在一起，在对文艺实践的体验、鉴赏中，演绎出许多独具特色的美学范畴，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美学思想也一直注重文艺实践，根据文艺创作实践得出结论，并反过来指导创作实践。从当代美学家出版的著作来看，所谓美学著作大多是以解决艺术理论问题为目的的。这反映了当今世界美学界的一个总体趋势，即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美学研究都在向艺术靠拢，美学家不再希冀把美学作为自己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环链，而是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解决文艺难题的学问。鉴于此，比较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研究也不能脱离文艺实践，而必须侧重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文艺方面的问题。要通过不同文艺实践的美学问题的相互比较，在追根探源、明辨同异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其美学存在的内在汇通。

要深入理解和把握比较美学的学科内涵和研究范围，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区别一下比较美学与比较哲学、比较艺术学、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等主要相关学科的具体关系。

比较美学与比较哲学的关系。根据《世界新学科总览》的界定，“比较哲学是采用比较方法研究东西方哲学的异同及其它有关问题，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的一门哲学学科，它既是现代外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哲学研究的一种独特方法。”⑤美学与哲学是具有紧密联系的两个学科，但二者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具体地说，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的科学，它涉及美学的基本问题，为美学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但是哲学不能研究属于美学理论的一切问题，也不能代替美学去解决一切审美现象的独特问题。因此，在历史的发展中，美学最终还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际上，我们认为，哲学作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它的原理、规律更为抽象，而美学由于走向了艺术，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文艺实践，美学的原理、规律相较于哲学就显得具体一些了。

比较美学与比较艺术学的关系。《世界新学科总览》是这样界定比较艺术学的内涵的：“比较艺术学是探究综合性艺术作品结构中类似关系的一门学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对产生于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艺术进行比较研究，对各种文化和各个民族的艺术精神及世界观的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⑥那么，我们怎样看待比较美学与比较艺术学的关系呢？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是既紧密而又有区别的，其区别就在于：首先，美学固然要研究艺术美及其创造的普遍规律，要与艺术实践紧密相结合，但它并不要求专门研究艺术的一般的具体问题，也并不要求特意研究艺术的每一个侧面；其次，美学不仅仅是研究艺术美的，它还把艺术范围之外的自然美、社会美以及美感等问题作为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因此说，比较美学与比较艺术学虽研究的对象有一定的交叉，但目的和方法不同之处甚多，二者不能划上等号。

比较美学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关系。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分支，比较文学是以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或不同学科与文学的比较为研究对象，注重打破地理、空间与学科界限的文学比较。

比较诗学则是比较文学的重要分支，它是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建立起来的。所谓“诗学”，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关于“诗”的理论，而是指一般的文学理论。“诗学”这一术语，出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所论及的诗主要是指戏剧，尤其是悲剧。他不但探讨了诗的种类、功能、性质，也探讨了其他艺术理论以及悲剧、摹仿等美学理论。《诗学》中所讨论的这些问题，也正是后来文艺理论所要讨论的问题。因此，在古典的意义上，诗学就是文学理论。当今的比较文学界，采用的也是这一约定俗成的术语。因此，所谓比较诗学，就是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尤其是中西文化体系中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它的目的是通过对比、阐发与概括、归纳，寻找适用于各民族文学的普遍规律。因此，比较诗学实际上就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

比较美学与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主要表现为三者在研究内容上具有相互交叉、相互包含的关系。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人们感到仅仅局限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进行跨文化的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以进一步认识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由此产生了比较诗学的研究。而当人们进一步探寻文学艺术的深层本质，继而上升到美学层面的追问时，就进入比较美学的研究了。

然而，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毕竟是三个不同性质的学科，它们具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比较文学只限于研究文学，比较诗学研究文艺理论，而比较美学则研究整个美学。从研究的目的来看，比较文学是要寻求超越国家界限的共同的文学规律，比较诗学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探求整个中外文艺理论的发展规律，而比较美学则是通过对不同文化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现象的比较研究，探寻其中的同异及其根源，进而寻求美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建立全面、科学的美学理论，使美学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学科奠定坚实的基础。

比较美学的发展历史

国外比较美学的研究状况。“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在其《美学》中正式提出的。这就是说，在此之前的美学思想是一种泛美学思考并且缺乏科学形态。在前美学时期，美学的比较作为一种基本方法也被广泛运用，但当时的比较只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对美学的一些基本观念的比较，而且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的支配，这些比较基本上是在欧洲文化的内部展开的，因此还不属于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比较美学。

真正跨越欧洲文化进行比较美学研究的，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他的《美学讲演录》就侧重于美学思想的比较分析。然而，比较美学的名称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雷蒙多（G·L·Raxmond）提出的，他在1899年出版的《在绘画、雕刻、建筑上线条、色彩的比例与和谐——比较美学试论》⑦第一次明确提到了“比较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美学家苏里奥出版了《诸艺术的对应关系——比较美学原论》。⑧美国著名美学家托马斯·门罗则撰写了《诸艺术及其相互关系——比较美学》。⑨然而，这些著作虽都冠以“比较美学”的名称，实际上却都是诸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比较美学”可谓有名无实，因此，这些著作不如说是比较艺术学更为贴切。

1965年，托马斯·门罗又出版了《东方美学》一书。这是一部较早且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比较美学著作。该书在对东西方美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东方美学的特点。1975年，美国美学家爱略特·多伊奇出版的《比较美学研究》，集中探讨了中国、印度、西方、日本的文艺理论中的美学问题，在比较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东方文化圈内，不少美学家也对比较美学予以了关注。如印度美学家潘地，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比较美学三大卷（《印度美学》、《西方美学》、《印度—西方美学》），对西方和印度的美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1984年，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主编的《美学的方法》，为吉冈健二郎的《比较美学》专门设置了一章。在该章中，吉冈健二郎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比较美学的任务、产生的原因、历史和方法等问题。

国内比较美学的研究概况。中国比较美学是在近代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从历史背景和研究成果出发，它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美学思想被纷纷译介到中国，不少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著名代表有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鲁迅等人。

“五四”以后，不少留过学的学者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文艺批评和美学分析中，已能熟练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并取得了一些比较美学的研究成果。朱光潜、宗白华、丰子恺、邓以蛰等人是著名代表。

改革开放至今，是比较美学的学科建构期。“文革”结束后，一些有识之士已经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对美学、文艺学领域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胡经之于1981年2月2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比较文艺学漫说》⑩，他指出：“比较文学研究必然要导致中外文学艺术理论的比较，以及美学的比较。” 1984年，由中华全国美学会、湖北省美学学会等单位联合在武汉举行了中西美学艺术比较研讨会。蒋孔阳向大会提交了题为《对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一些想法》的论文，文中首次将比较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问题提了出来。

回顾这一发展历程，我们发现，百年中国比较美学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中国比较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整个社会实践紧密相联的。20世纪初，中国学者进行比较美学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异质美学理论间的交流与借鉴，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的，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要求驱使的。

自鸦片战争伊始，西方向中国发起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挑战，引发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由此，中国文化开始摆脱以往的封闭状态而走向世界，“西学东渐”成为一股时代洪流。中国比较美学不可避免地成为这股洪流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以后，中国重新面向世界，西方文化再一次涌入国门，中西两大文化系统再一次发生激烈碰撞。开放的文化氛围掀起了“比较”的热潮，从而也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比较美学等学科的复兴和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比较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它的性质、价值、意义，始终是与整个社会实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中国比较美学具有明显的“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性质。长期以来，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西方传统美学一直被视为美学话语的主流，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美学。事实上，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审美心理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美学思想体系。在比较美学领域内，不存在中心和边缘，只存在平等的交流。因此，中国比较美学以中国多姿多彩的艺术实践和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为基础，与西方美学进行理论的对话，为中国美学思想在世界美学之林开拓了一方新天地。

第三，中国比较美学为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反思的视角。中国美学现代性建构的匆匆步履，可以说一直是紧随着西方脚步，说着陌生的异国话语，以致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美学的“失语”问题。走出中国美学的“失语”困境，推进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在一种跨文化格局的美学对话中进行自身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较美学对中西美学思想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揭示中西美学的文化精神，使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了双方的特点和规律，为建立一种立足于本土语境并最大限度地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精华的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作了必要准备。因此，中国比较美学的发展既是全球化带来的必然课题，也是中国美学从吸收、借鉴到走向建设的必要选择。

百年来，中国比较美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同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我们对此不能过于乐观，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比较美学研究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东西方视野的场域之限。由于中国比较美学自身的“解构”性质，学界的研究主要呈现为中西对比态势，也就是说，其比较的视野只局限在中国与西方，这从国内比较美学著作的名称上就可明见。究其原因，因为西方美学是主流美学话语，中国文化是在与西方美学的对照中，才产生出自己具有学科意义的美学的。缺乏世界美学的多边比较或者说较全面的跨文化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比较美学的发展程度和水平。

二是，单一性研究的方法之偏。在比较美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们过多地注重平行研究的方法，将中西不同时代的美学思想进行互照互省的平行比较。虽然也涉及影响研究、错位研究等其他比较方法的运用，但总体而言，这些方法的运用是有限的，不免使人感到方法运用上的单调感。“由于平行研究的研究范围过于宽泛，内容庞杂，容易将比较美学的‘美学性’淹没，变成社会史、思想史或文化史之类的研究，不利于比较美学成为一门严密的、有美学研究特性的学科。同时，把某些表面相似的美学现象进行简单化的类比，也往往会导致牵强附会的结论。”

二是，学科化建构的理论之失。中国比较美学是伴随着中国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的兴起而逐步产生的，比较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始终受到美学学科发展水平的制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比较美学的自留地里，专门的比较美学理论研究还只是“星星之火”，研究者对比较美学本体理论研究的淡漠近乎呈现为“集体无意识”。迄今为止，学界尚没有出现一部纯粹的比较美学理论专著。由于缺乏自身理论形态的建设，比较美学的基本概念、范围、性质、方法等尚比较模糊，比较美学远未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为中国比较美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如何将比较美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以促进学科建构的有效推进，这是每一个比较美学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鉴于比较美学研究存在的上述薄弱环节，我们认为，有必要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跳出二元对峙，走向跨文化的比较美学研究。当前全球化时代的本质、走向与要求，决定了中国比较美学必然要跳出中西二元对峙状态，从而置身于一种更为开放的跨文化的视野下，致力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美学思想的交流与对话。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东方文化的美学思想理应成为我们创造新的全球语境中民族文化的有益资源。对于当代比较美学学者来说，从事比较研究就意味着要走出本民族自身视野的局限，着眼于一种跨文化的“全体性的比较研究”。没有互为“他者”的文化参照，没有从多元视角对自身的深入认识，就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认识、互补和互证，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美学的产生。

二要，摆脱单一性和随意性，加强多元、多层面的综合研究。比较美学的视野应该是开阔的，比较美学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的。比较美学既要注重平行研究、影响研究、错位研究等学科本体论研究方法，也要重视其他层面的方法的综合运用，如历史的、逻辑的、辩证的等哲学方法，宏观比较、微观比较、直接比较、间接比较、综合比较等比较文化一般研究方法以及跨学科的比较方法等。当然，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不等于随意性，这里涉及到“可比性”问题。比较美学研究的理论前提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美学思想存在着共同的内在规律，而不是表面的异同，是“建立在具有必然存在的普遍性之上的、可以比较的水平上的”研究，这种“可以比较的水平”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就是所谓的“可比性”。

三要，深化理论探索，加强比较美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建构。如前所述，比较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虽然学界对比较美学的内涵、性质、范围、方法等作了一定的理论探索，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从目前中国比较美学的现状来看，正是由于理论的贫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诸多问题的产生。“学科作为一个独特的范式，它包括观念和运作两个层面的含义。学科在观念层面上的建构，主要是形成一种研究纲领式的知识或思想传统。”从观念层面来说，我们要切实加强比较美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明确界定这门学科的性质、范围、任务和方法，使比较美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新学科。

比较美学的方法与视角

一切理论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美学研究者也必然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作用于研究对象，才可以得到研究的结论。比较美学是一门跨越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它和比较文学具有紧密的联系。目前，比较文学的研究有两种基本方法，即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比较美学可资借鉴。此外，错位研究也是比较美学的重要方法。

平行研究。人类在相似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不同民族会有相近的发展水平，类似的思想情感和心理特征，使不少民族的文化现象和审美风貌在毫无联系的情况下，也会呈现出惊人的类同现象。平行研究实际上是将没有任何联系的区域或国家的相似的美学现象作平行对照，找出其中的“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

平行研究可以是对相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区域或国家的相似美学现象进行分析比较，如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优秀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与中国明代优秀剧作家汤显祖的戏曲进行比较研究，将黑格尔的绘画美学思想与中国沈宗骞的绘画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平行研究也可以是对不同区域或国家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的相似美学现象进行分析比较，如将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观进行比较，将中国金圣叹的小说美学与西方巴尔扎克的小说美学进行分析比较。平行研究还可以不受历史时期或背景的局限，把不同区域或国家的相似美学现象进行分析比较。如将中国南北朝时期“镂金错彩”的美学风格与法国纤细虚饰的“洛可可”美学风格进行比较研究，将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无事忙”贾宝玉与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叶普盖尼·欧涅金进行比较。在比较文学的园地里生成演化并日趋成熟的平行研究，带有很多文学的特性。虽然比较文学某些领域，如主题学、题材史、类型学等中的平行研究，在美学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但是平行研究在比较美学中仍具有很大的适用范围。

影响研究。影响研究关注某一区域或国家的美学现象对其他区域或国家的影响，然后提取“原本”和“摹本”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揭示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异同之处和彼此扬弃，在偶合与存在影响关系之间作出判断。

影响研究以不同区域或国家的美学交流中存在的事实联系为依据。不同文化之间美学的交流和影响首先表现为一种事实上的联系。所谓“事实联系”，是指一种美学情状接受或者给予另一种美学情状的影响，通常可以找到事实上的证明。因此，影响研究往往要从事实的关注开始，进而研究不同美学情状之间的来龙去脉、相互联系以及借鉴、吸收或改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解剖，导出客观、准确的结论。目前，比较文学中通常的做法是，把传统的影响划分为输出、传播和接受三个层面，并分别予以具体研究。根据角度的不同，影响研究又分为三个分支：即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流传学是从输出方的角度，对某个民族的文学对其他一方的影响情况进行研究；渊源学是从接受方的角度，来研究本民族文学中的新因子的外来源头，通过追根溯源，揭示它们和输出方的因果关系；媒介学则是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造成影响的中介或媒介进行的研究。根据美学的学科特征，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可以这样进行比较美学的影响研究：可以从输出方的角度双向分析研究的对象，如分析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日本及西方国家的影响，揭示近代西方美学观念对中国审美趣味的影响，皆属此类；我们也可以从接受方的角度分析研究对象，如揭示中国唐宋佛教美学思想对印度经典佛教美学思想的扬弃，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结合国情选择接受外国的美学新观念，则均属此类。作为一个泱泱古国，中国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影响、接受和扬弃其他文化的事例不胜枚举，它们都可被纳入影响的比较研究的范围。

错位研究。不同民族、不同时空的美学现象，在一定的意义上、一定的条件之下，往往会存在某些相关联之处，其中的相似和相异，在特定的场域下都存在着比较研究的价值。所谓错位研究，就是对没有任何联系的不同区域或国家对于同一话题下所呈现出的美学现象的同异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发掘美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以及各自的民族特性。

错位研究强调的是“专题比较”，其关键在于必须具备一定的“指定场”，即要把研究的对象提到一定的范围里来。“指定场”明确，论题的范围清楚，可比性就明朗，探索也就有价值。错位研究可以是对不同区域或国家的迥然相异的美学理论的分析比较，如从柏拉图与孔子美学的比较看中西美学的根本差异，对中西不同的诗画观或中西舞蹈艺术的不同审美观进行比较等。错位研究也可以是对同一主题的同一艺术门类的跨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比较，如将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与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交响乐《我的祖国》进行比较研究，将美国指挥和中国指挥所演绎的贝多芬的管弦乐作品在审美理解上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等。错位研究还可以是对同一主题的跨艺术门类在艺术表现上的差异进行分析比较，如将西班牙作家赛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与奥地利作曲家明库斯创作的芭蕾舞剧《唐吉诃德》进行比较，将法国作家纪德的小说《田园交响曲》与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交响乐《田园交响曲》进行比较等。

注释

［日］吉冈健二郎：《比较美学》，载今道友信《美学的方法》，李心峰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265~66页。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5年第4期。

金哲等：《世界新学科总览》，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1343、1335、1380页。

赵连元：《比较美学研究》，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4页。

G.L.Raymond, Proportion and Harmony of Line and Color in Painting,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compartiue aesthetics, New York, 1899.

E. Souriau, La correspondence des arts, elements d＇esthetique comparee, Paris, 1947.

Th. Muo, The art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New York, 1951.

该文后收入胡经之《文艺美学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该文后收入湖北省美学学会：《中西美学艺术比较》，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西方美学家鲍桑葵就认为，中国、日本甚至整个东方都 “没有关于美的思辨理论”， 而“完全不能把它放到欧洲的美感自相连贯的历史中来”。参见［英］鲍桑葵：《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页。

参见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陈伟，王捷：“关于比较美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方汉文：《比较文化学》，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何大安：“治学亦须风物长宜放眼量——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二三感悟”，《光明日报》，2004年10月26日。

责 编／凌肖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