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工。活干的一样，但是收入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人力成本也在不断增加。不少第三方检修公司出现了一个专门技术人员，带着一群农民工工作的场景。“因为需要长期奔波，发达地区的年轻人已经不太愿意做这一行了。”

实际上，不仅仅是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年轻人对于这项高强度、收入不高、工作时间不固定的工作接受度也远不如之前那么高。“原本一天开到150元就有很多人愿意干，现在至少要到300，还要提供五险一金、保障单休日等等一系列条件。”

普通劳工的缺乏还不是这个行业人才问题的最大障碍。技术骨干平均年龄的不断偏大正昭示着这个行业未来十年极有可能出现人才断层的问题。

“我退休之后很可能厂里找不到能够很合适接替我职位的年轻人。”华北某火电厂负责运维的副总经理直言不讳的对《能源》杂志记者说，“现在在电厂里我带着一个运维的班组，大家把我当大哥。但我退休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会离开电厂。”

不仅仅是电厂，第三方服务商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技术骨干年纪都很大，四五十岁的这帮人还能干多久？”陈丰说，“二十年后，现在的骨干都退休了，中坚力量很可能就断层了。”

维持多年不变的价格和强势的主机商正在将火电运维市场留给服务商的利润蛋糕蚕食的越来越少。“到最后大家如果都没钱赚了，就会有玩不下去的那一天。”

2016年4月2日，大唐神头二电厂发生一起春检瞒报死亡事故，死者老家系朔州朔城区利民镇海子堰村人，现年54岁，名叫王新权。多年在通昌机电设备检修公司做临时工。

在4月2日当天，死者王新权驾驶一辆叉车在3号机组拉电缆时，因叉车超重，压塌电缆光盖板导致叉车司机王新权当场掉入深达4米5左右的电缆沟内，致使王新权受重伤，在送往朔州人民医院抢救时无法医治，后转院到太原医院再次抢救，在4月10日抢救无效后死亡。

令人愤慨的是，神头大唐电厂厂部与承包检修的通昌机电设备检修公司共同制造谎言，通知家属，谎称死者王新权是在上班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

纸包不住火，事实很快曝光，安监部门也介入调查。这是个案，但也绝非孤立。文章开头提到的全年十余个检修安全事故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全行业长期维持这样的低投入、高强度工作，类似的安全事故恐怕很难减少。

然而对于火电中的“少数派”天然气发电，其运维市场则要面对另外的障碍。

背景各异

华瑞（江苏）燃机服务有限公司是中国华电与瑞士苏尔寿公司（Sulzer）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公司，公司一期总投资1.6亿元人民币，主要提供工业燃机（航改机除外）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制造和维修、现场服务及技术咨询服务，旨在打破主机制造商在燃机检修服务市场的长期垄断。

华瑞公司不是国内发电企业试水燃机运维市场的唯一案例。越来越多的发电集团（包括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开始组建专门的燃机服务子公司或在现有子公司中设立燃机服务的专业板块。

“国内企业对这一块的需求多了，也会从西门子、GE这样的外企挖人。”李秀峰对《能源》杂志记者说，“人才的流动现在是双向的。”

相比于燃煤发电，燃气发电中主设备——燃气轮机无论是单个成本还是占总成本的比重，都远高于燃煤发电的主设备（锅炉、汽轮机等），因此燃气发电运维的核心就是燃机运维。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燃气电厂的燃机运维都是设备制造商的长协，在大修或者检修的时候，设备商的工程师来到现场。设备制造商的工程师根据现场情况和后台的数据支持，用备品备件在现场解决问题。

“重型燃机一般在现场维护检修，轻型燃机则直接运走返厂维修，那个成本更高。”陈卫军告诉《能源》杂志记者。

不难看出，除了现场工程师的技术和经验之外，后台庞大的数据和经验支持也是燃机运维检修服务的必备力量。“国内的燃机第三方服务商分为两种，一种还是需要主机制造商派来一个工程师，国内企业只是提供一些现场人力服务。另外一种是不需要主机制造商的工程技术人员，所有软件部分的工作都有国内企业负责。只是需要采购主机制造商的备品备件。”

只有第二种企业才能算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本土燃机运维第三方服务商。除了像上文中提到的有发电集团背景的华瑞公司，还有设备制造商背景的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港动力工程有限公司，以及由原来燃气电厂出身人员建立的服务商。

外企主机制造商提供的人力费用很高，一个工程师的服务动辄数千美元一天。国内服务商的人力费用要少的多。“比外企工程师至少便宜一半以上。”

但本土服务商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除了需要面对国有企业对主机制造商“盲目般”的信任，本土企业的自身实力也参差不齐。

“企业背景不同，能够服务的机型就不同。”上述业内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说，“有的企业只能服务西门子、三菱、GE三家之一的机型，有的企业只有中小型机组的经验、有的企业没有大修能力。”

不仅如此，国企背景的企业往往在以较低的价格拿到运维合同之后，转手转包或分包出去，就能够获得不菲的收益。“钱赚得太容易，会让企业失去前进的动力。”一位业内人士说，“如果一直这样干，自己的专业团队就永远培養不起来。”

国企背景的企业手里捧着金饭碗，而民营企业则还要为生存而努力。早期在广东建设的燃气电厂多为民营企业，之后的集中式天然气发电厂就以国企为主了。难以拿到国企电厂丰厚的大单，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和一些工厂的动力燃机成为民营企业争夺的焦点。

“国企电厂订单拿不到，民企电厂订单不赚钱。”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说，“很多民营企业根本不把《招标法》放在眼里，拿着一家投标价格最低的企业给出的价格去找另一家投标企业要求降价。比如跟我们直接说：对方出的价格比你们低，你们想拿到这个标就再降价吧。如果我们降级了，他还会拿我们的价格去压另一家。”

备件之殇

以上这些还不并不是天然气发电运维市场最被诟病的问题。就像是有人将燃气轮机比喻成汽车，后续保养、零配件更换的价值往往比原件更高。相比于人力成本，备品备件的硬件成本才是燃气运维的最大蛋糕。

“以一个5千万千瓦的机组为例。一次大修，人工成本大约110万。”陈卫军为《能源》记者算了一笔账，“但是一套叶片就要上千万。人工和硬件的成本比应该是在1：9左右。”

类似高温部件这样的核心部件，国内完全没有生产能力，全部依赖外企主机制造商的供给。“西门子、GE、三菱三家的设备又不通用，相当于每一个都是独家的供应。价格自然居高不下。”

GE曾经在全球范围内授权了大量的零部件OEM（原始设备制造商）。这些OEM后来陆续成为打破主机制造商在运维市场垄断的力量。

随着欧美市场天然气发电的饱和，燃机新机市场萎缩，运维成为相关企业的主战场。为了避免重蹈被OEM竞争的覆辙，主机制造商纷纷对旗下的OEM进行了排他性规定，即不得在主机制造商的渠道之外从事机型的运维业务。再加上主机制造商对核心零部件的制造进行收归，市场上能够获取到备品备件的渠道愈发狭窄。

“我曾经谈过一批9F的叶片备件，比主机厂便宜20%到30%。”一位匿名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说，“我拿着这个条件去和发电集团谈，希望可以拿下天然气发电厂的运维。但是他们说至少要便宜50%才能给我们做。”

中国国内不断涌现的本土燃机运维服务商正在让三大主机制造商感到压力，尽管手握备品备件垄断，依然在努力延长与电厂之间的长协服务。

从2003年算起，早期的主机制造商长协已经陆续到期或即将到期。主机制造商采取打破一期长协，纳入二期长协的方法，延长了长协时间。

“比如可以对长协降价，延长长协时间。也可以提出对机组升级改造、提高效率，把二期长协纳入。”李秀峰说，“最终的目的都是让电厂包长协的时间越来越长。”

备品备件是长协的核心，签订了长协也就意味着主机制造商锁定了电厂未来数年乃至十年左右的备品备件。

原本被寄予技术引进厚望的本土设备制造商，似乎已经在这场战役中失去了先机。在本土的燃机运维服务商中，国内三大主机制造商（哈电、东方电气、上海电气）的能力就并不突出，也不常被提及。而备品备件的生产，更是缺少本土设备制造商的身影。

“三大主机厂我不了解，但是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汽）和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汽）基本上没有做什么研究。”上述业内人士说，“可能是投入太大、投资回报周期长、见效太慢。授权生产就不一样了，直接组装整机，生产一些小部件，利润可观。”

在采访中，上海电气对于安萨尔多的收购，成为业内一致看好打破当前燃机运维市场格局的变数。

安萨尔多的燃气轮机技术完全继承自西门子。西门子对安萨尔多的技术转让时间是从1991年到2004年。西门子与安萨尔多2004年分手时签署协议，协议称安萨尔多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使用和优化西门子重型燃机的许可技术。

然而，当2014年，上海电气收购安萨尔多40%股权后，西门子立即发起了针对安萨尔多的仲裁程序。2016年7月29日，国际商会仲裁法庭终审判决意大利安萨尔多能源公司，拥有不受限制地使用西門子重型燃气轮机技术的权利。

西门子与安萨尔多的技术转让类似中国高铁的技术转让，安萨尔多因此完整拥有了西门子重型燃机的研发、制造、服务技术。

2014年11月，上海电气与安萨尔多在上海成立了两家合资公司，一家是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负责整机的研发、工程、生产、技术服务，另一家是上海安萨尔多燃气轮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安公司”），负责燃机高温热部件的生产和维修。

2016下半年，上安公司完成大F型燃气轮机八级透平叶片特种加工工艺开发。“叶片能做出来，运维市场就前进了一大步。而且立刻就能够让外企大幅度的降价。”

然而这也只能说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耽误了大量时间之后，我们在高温部件、材料、制造工艺和实验方面已经落后太多。从超超临界机组的600多度，到燃气轮机的1000度以上，我们要跨越的不仅仅是数百度温度的考验，更是工业体系和科技实力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