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反映。根据文化的定义和内涵，是否可以建议把文化建设提到政治建设前面呢？这就是：第一是经济建设，第二是社会建设，第三是文化建设，第四是政治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较之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大转折和进步。在今天仍然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是不是也可以进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以文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呢？

文化的功能决定了文化创新的迫切性

物质生产有生产力。有学者著书立说，大胆地提出文化生产也应该有“文化力”，不管对“文化力”还有多少争论，也不管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

文化的影响力早就遍及全球，已经走上月球，正在走上星空。谁都知道“科学无国界”，其实包含有科学思想的文化也是无国界的。很多儿童了解安徒生的童话，未必都晓得安徒生出生的那个美丽的小岛，甚至不了解他的祖国的名字。“知其姓名，不知其国名”，足以说明文化与文化人的影响力是可越出国界的。尤其是在地球“变小”、“变平”的今天，地球村就是地球文化村。

文化的凝聚力犹如地心引力。同质文化会使人手拉手，抱成一团。异质文化处理得好，可以互补融合，实现多元一体，力可拔山；处理不当，会导致国家分裂。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裂，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文化不同。中国的民族关系之所以坚如磐石，是因为我们共同沐浴在中华文化之中。56个民族同属于一个中华民族。56个民族都有文化巨匠，每个民族都为中华文化增添光彩。

文化的辐射力是久远的。我们说“物质不灭”，那是指物质以新的结构、新的形式，继续存在。而文化既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也会以原有的形式长久存在。文化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有始无终，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文化的内部矛盾构成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

文化是具体的历史的现象。历史是奔腾的长河。因此，文化的特性必然是推陈出新，只能是推陈出新。创新不是自吹自擂，创新必须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但是，前人的成果只能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庞贝文化、河姆渡文化显示了人类祖先的聪明才智，但这决不是要今天的人们回到庞贝文化、河姆渡文化那里去。人类文化的趋势也是推陈出新，长江永远是后浪推前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斯文会扫地，文化有堕落，更有落后。文化不仅不应当原地踏步，而且前进的步伐太慢也会招祸。文化滞后会拖经济的后腿。文化如果滞后，文化便失去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崇高地位。清人戴延年说：“推陈出新，饶有别致。”文化只有创新，只有不断地创新，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推动历史生生不息。

我们一说要“文化创新”,就把“文化创新”归之于某几个人的大声疾呼。殊不知，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任何大声疾呼都是徒劳的。只有在客观条件大体具备时，大声疾呼才是有用的。蒸汽机早在蒸汽机时代到来之前几百、上千年就有人涉猎过，只因经济、社会发展不需要那么大的动力，用不上，所以也就兴旺不起来。到了机器大工业出现，体力不够用了，对动力有了很大需求，蒸汽机才奇迹般发展。大工业呼唤蒸汽机，蒸汽机带出大工业，也同时推动了资本主义文化。网络文化在电脑问世之前，是想象不出的。在人脑需要电脑来延长时，网络文化应运而生。“水到渠成”,水不到，渠不成。水快到时，把渠早点挖好，迎接水的到来，则一定成渠。事物的发展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矛盾的运动。文化创新也一样，动力源于文化内部矛盾的运动。

当今中国文化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五种：一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三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四是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五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矛盾。

如今有些人对矛盾讳莫如深，有点谈虎色变。其实，大可不必。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后汉书·赵典传》里的这句话有重男轻女的烙印，可是撇开这一点，他批评胆小如鼠、无所事事的蛰伏还是可取的。在矛盾面前装聋作哑，是庸人的“不作为”。现在有些人大谈“减少矛盾”，多少有点片面。在任何朝代，矛盾都少不了。矛盾少了，还要我们这么多人干什么？问题不在于矛盾的多与少，重要的是敢不敢正视矛盾，会不会化解矛盾。能人可以把对抗性矛盾转化成非对抗性矛盾，无能的人也会把非对抗性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矛盾；有本事的人能把涉及全局的矛盾转化成局部矛盾，没有本事的人也会把局部性的矛盾闹腾成全局性的矛盾。矛盾是人才的考场，优胜劣汰。人才是迎着矛盾而生的。原有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新矛盾不是老矛盾的简单重复，即使看起来是简单重复也未必是简单重复。类似老矛盾的新矛盾的出现，是螺旋式上升，是波浪式前进。

没有外来文化的引进，自然不存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可是，不许外来文化进来，现实吗？可能吗？不许外来文化进来，会不会是抱残守缺、夜郎自大呢？“不打不成交！”矛盾既促使人们对外来文化扬弃，也提醒人们对本土文化一分为二。扬弃的过程，一分为二的过程就是提升，就是合二而一。唢呐在中国民间是不可缺少的主要乐器，明代、清代的衙门也多有吹奏。唢呐应当是本土了吧？不！那是早在金元时代就从阿拉伯国家传到中国的。连“唢呐”二字的读音也是阿拉伯语“surna”（祖尔纳）的译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土的也是外来的，外来的也是本土的。在交流中丰富，在交锋中提升，在交融中传播，这就是文化活动的规律，这也是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

文化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思想”

“新”与“陈”是对立的统一。要“出新”就难免“推陈”。不“推陈”，算什么“出新”？“推陈”不是推倒，不是数典忘祖，而是仍然承认其历史地位，只是说它不完全适用于今天而已。可是就是这样，你要“推陈”，“陈”还不让你“推”呢！“陈”，决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退出历史舞台的。按庄子的说法人死了要开庆祝会，是推陈出新，可是，至今没人听庄子的。因此，要“推陈”很难，首要的是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的提法一直在提，从来没有停过。既然如此，为什么钱学森要发出创新型人才怎么这么少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在普天同庆一所名牌大学的校庆时，武汉大学的前校长刘道玉却要发出大学有没有“独上高楼”的独立自由思想的“刘道玉之问”？北钱南刘之问提示我们必须对所谓“解放思想”作一番实事求是的考量。

实事求是地说，这30多年的突飞猛进，无不归功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是第一次思想解放，也是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次讨论为后来的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铺平了道路。有了真理标准讨论，才有突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可能；有了真理标准讨论，才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这是主流。那么支流呢？支流是：在有些方面思想还不够解放，严重缺乏“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些人嘴上“说解放”，骨子里“怕解放”。更有甚者，他抽象地赞成“思想解放”，具体地反对思想解放。

对文化人来讲，要从“急功近利”中解放出来。文化创新有急有缓，以缓居多；有近有远，以远为主。文化创新可以有计划，又很难有计划。因此，没有“十年辛苦对青灯”的精神是很难有作为的。当然，这个道理有文化的文化人都明白。文化人的急功近利有不少是被犬牙交错的评比逼出来的，是被五颜六色的光环诱惑出来的。不过，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能够把文化创新放在第一位的人是冷静的，是会像居里夫人那样把奖品当做儿童玩具的，决不会为“浮云遮望眼”。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官学双得”中解放出来。“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老传统。仕者无学是不行的。可是，学者热衷于当官也是很可怕的。热衷于当官是文化创新的大敌。孙中山在广州对大学生讲：“你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意味深长！李白说得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空中楼阁”中解放出来。现在有些文化成果是空对空。过去是“言必称希腊”,如今不知是不是因为希腊经济不景气了还是别的原因，不少人不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言必称哈佛”。我们中国人搞文化创新，无论如何也得以中国这片热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践是创新的沃土。实践是不断变化的。理论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紧密结合，就会逼得你不断回答新问题，不断出新思路。

文化人要解放思想，文化管理层更应该思想大解放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要从“顺我者昌”中解放出来。文化评价是有相对性和差异性的。面对文化评价的相对性和差异性，文化管理者就不能把自己的认识，乃至于管理层集体的共识当做绝对真理，就不能总是自以为是，有时也要来一点自以为非。实在不肯自以为非，也不宜把自以为是之“是”强加给别人，更不能给不顺我者以颜色看看。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有人说，这名言不好，因为名言被“绝对自由”论者利用过。正确的论断被错误利用的事，历史上比比皆是，万万不可因噎废食。不过，这句名言也并非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建议改为：“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支持你把你的说法发表出来，赞成你对我的批评开展反批评。”这才是大将风度，文化自觉。这才是文化创新之正道。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还要从“多数意识”中解放出来。在社会生活中，要求同存异；在文化创新上，要求异存同。因为，创新是超前，是出众，是一改故辙，是独辟蹊径，独树一帜。既然是“独”，就不可能是多数。“出众”的就不会是跟着多数“从众”。“超前”的也不可能是多数。谬论可能出在少数人身上，真理也可能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在文化管理中万万不可处处以多数之“是”为唯一之“是”。

文化创新的过程是痛苦的，要耐得住寂寞，担得住指责，还要抛得了荣华。文化创新的成果是造福于民族、造福于人类的。为了经济与社会的比翼双飞，愿我们的文化事业日新月异！愿我们都来为中国的文化发展而献身！■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