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

书法、水墨是一种独特的中国语言,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也是中国精神的一个出口。不了解中国人的感情和心事,不领会中国文化的神髓,笔墨就只是物质,不能成为创造心世界的材料,更不能成为人生的写照。中国文人历来是重视立心的,心气和心力,也一直是写作、书法、绘画的根底,故中国艺术不向外求娱乐,而向内求德性修养,最终冀望于人生即艺术,把艺术和人生,看作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

艺术如何和人生相通?简单地说,就是艺术和人生共享一个生命世界。中国以农立国,即便普通一人,也知道视自然、天地为大生命,而个人的生命则寄存于这个大生命之中,生命和生命相呼应之后而有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即成为最好的中国艺术。

因此,中国艺术从生命出发,它重在创造世界,而非模仿世界。中国画尤其如此。山水、人物要入画,不在模其貌,而在传其神。神从何来?必定是画家对自己所画之物多方观察、心领神会之后,才能由物而摹写出自己的性情,由笔墨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意境。不理解这一点,你就不明白,何以中国人读一首诗、看一幅画,总是要去探究作者是谁,甚至他的身世、家境,都在考察之列,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其人,先知其心,再见其笔法之巧。有心之人,才能以其心感他心,以其心状景物,技巧反而是其次的了。知其心,也就必定知其为何喜、为何悲、为何怨,以心来觉悟这个世界,世界就活了。

中国画的处境一度低迷,就在于很多画家一味工其技,而笔下却无造心、造境之能力,画面多逸气,难见心被物感之后那种生命和性情的抒发。也有人把中国画的前途定义为变革,不少人更以暴烈的方式颠覆传统的作法,试图开出一个新境界,但最终也因流于就事论事未能触及艺术的根本。

中国的书法也是如此。不见性情,只有逸气,是当下书法界的通病。尽管今天的我们不可能再恢复毛笔的日常性,用毛笔写字终归成了一种文化表演,但在自己笔下,尽量少一点俗气、逸气,总还是有可能的吧?但在今天这个书法家林立的时代,却缺少能以性情、精神和心力来滋养纸面的人。没有了内心生活的造诣,谈何书法?——书法是见情见性的艺术,它使用的材料,都是公共的,无非笔墨而已,但是,要把这些公共的材料变成一种私人的表达,没有作者的性情和心力,是无法想象的。

认识蒋频以前,对他的书法成就以及在收藏界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却并不知道他也画画。那次见面之后,他把他的书画作品集拿来,但我却不急于欣赏,因为我所好奇的,是这样一个为人热情、办事果决的人,他如何在自己的书画艺术中表达定力和静气。何以我在当代书画界看到的多是俗气?就因为看现在的书画作品,扑面而来的总是躁气和紧张感,缺乏耐心,笔也定不下来,纸面多是打滑的笔触,就像是慌张赶路的人,从不在意自己一路撞倒了哪些人和物,一心直奔目的地——其实,在他们的眼前,看到的无非是名利二字。所以,我经常揣测,很多的书法家和画家,大概是很少享受写字、画画的原始乐趣的,他们在下笔之前,早已有了利己之打算,似乎总有一双市场的眼睛在看着他,他也乐意投其所好,结果就忘了艺术最为原初的旨趣了。据说有一个人曾日日去看李叔同写字,两人之间并不说话,却心意相通:只是一个人喜欢写、另一个人喜欢看他写,如此而已。

这是多么单纯的一种艺术享受啊。正因为单纯,所以难得。

我阅读蒋频的书法和绘画时,的确是吃了一惊的。他的字和画,挥洒的正是这样一种单纯而热烈的东西。仿佛一眼就能洞穿他这个人。他的热情、果决、大开大合、直抒胸臆,全部都从他的线条、笔墨中洋溢出来,没有什么遮掩,直接就站到了读者面前。他本可以在笔墨中隐藏得更好,或者以简单写复杂,把自己装扮得更沉着、寂寥——他是有这种艺术能力的。但他无意于此。他所追求的似乎就是要全身心地享受艺术的自由,他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他要在纸面上倾吐、表达、立心,他不害怕被人看出自己是一个还怀着热爱、并渴望在自己的表达中倾听到回声的人。你看他的《行草书古诗卷》和《荷花诗卷》,酣畅、率性、奔放,如行云流水,不仅不介意笔法的雷同,还多用重笔,以凸显字之风骨、血脉,这说明蒋频在创作时,心中是有块垒要倾吐、释放的——这种积蓄多时的心声,一旦获得表达,必然从笔端奔涌而出,无法遏止,那些技法上的讲究,反倒退到后头了。很显然,蒋频的书法是以笔意带技法,而又不受制于技法的。相比于技法的娴熟,他更看重情绪饱满与否、心灵是否专注,所以他的书法长卷,往往有一股沛然之气,充溢于心,再崛现于笔端,所谓笔墨从一个人的胸襟来,此之谓也。

这令我想起蒋频的绘画。他笔下的花和果实,无论是荷花、菊花、芙蓉,还是石榴或萝卜,大多是怒放的、成熟的——他喜欢灿烂到极致的事物。他似乎有一种超常的直觉,能够捕捉到事物最为饱满、辉煌的瞬间,在这个稍纵即逝的瞬间里,他书写一种生命的绽放,也由此体会一种生命的快意。这种自我与事物之间的深度对话,映照出的是作者对于世界的细致体察,那“活泼泼的”生命,何尝不是作者内心之热爱的生动体现?或许,蒋频的书画,有别于那些充满逸气、匠气的职业书画家之重大不同,就在于我们能从他的书画作品中遇见那些令人心动的瞬间——我以为,这些“决定性的瞬间”,正是蒋频书画作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那些“放笔直干”(鲁迅语)的瞬间,那些怒放到似乎要挣脱纸面的瞬间,那些在画面上题款时毫不掩饰的快意的瞬间,共同构成了蒋频的艺术面貌。他正是通过这些“决定性的瞬间”的营造,赤诚地使自己站在了每一幅作品的背后。

作品背后是否有人,有性情,有胸襟和旨趣,是我评判一幅艺术作品的首要标准,而我在作品中遇见的蒋频,和在生活中遇见的蒋频,一旦同构在一起时,就知道,我不仅是在读作品,也是在读一个艺术和人生共享的生命世界。

在一个把艺术看作人生,也把人生看作艺术的国度,作品的背后,是要站立着一个人的。有人,才有人生,有人生,才有艺术——这也是贯通中国书画和中国文化之间最为核心的一条精神线索。何以一些人的画面上总是一片死寂?何以同一片山水在不同人的笔下境界全然不同?技法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的背后所站立的那个人究竟如何。有些画家,写物就只见其物,人隐匿了,或者即便有人,也无独特的境,画面还是了无生趣。我读王维的诗,看似都在写物,可他写的物里有“我”存在,物就因“我”而活;杜甫的诗看起来都在写“我”,可他写的“我”里有物作为证据,物我互证,才最终成就杜诗的大世界。

中国书画也是强调物我互证的。物中有我,我成了物的境,这个独特的我,就是一幅书画作品的新意之所在。物我互证的最高境界是有无相生。可今天的中国书画,实在是有多无少。多数的书画,有物,有太多的物,那些线条、笔法、山水、花鸟、人物,都栩栩如生,于是,艺术家就陶醉于这个有,可它的背后,无人,无心,无境,或者说,他的作品背后那个人,换谁进来都可以,那个境,也是普通的境,终归无法入心。

蒋频的书画艺术,强调的是精神的在场和个人对线条、笔墨的体认,有入乎其中的专注,也有出乎其外的率意和放达,他最为成功的那些作品,都能让我们觉得既如此具体、有力,又如此神采飞扬,当他在这种有与无的平衡中从容行走时,一个艺术家的魅力也尽显无遗。

创造一个实有的世界很容易,创造一个无则很难。笔墨本是介于有与无之间的一种语言,在纸面上见到有,在心里创造无,此即为中国书画之境界,也是一种有无相生的艺术常道。有不过是世界的实相,无才是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最高的艺术,其实是关于无的寓言。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蒋频的书法和绘画都还可以进一步张扬他对无的体认,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这使得他作品中沉默的空间还不够大,他的书法,在收笔时也还可更加淡定和从容,从而以一种精神的松弛来释放他作品中过于密集的紧张感。我相信,当他在一种灼热、真切的生命表达中加入一些隐忍、清奇的内心省思时,他将体会到一种更壮阔而高远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