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2013年的第一个流行词语竟然是“北京咳”。

1月14日，央视驻伦敦记者唐湘伟在《新闻1+1》中抱怨说在北京曾经得过严重的过敏症，空气污染导致咳嗽不断，整个面部浮肿，而到了伦敦就基本上好了。

与雾霾天气相伴的是交通拥堵和打车难。这似乎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空气不好，打车的人多；能见度低，造成交通拥堵，出租车司机不愿意上路，空车拒载成了家常便饭，更有上万辆出租车窝在路边“躲活儿”；这种情况促使人们想买车……结果车越来越多，排放物越来越多，雾霾天气也就越来越多。

“城市病”，似乎是所有国家迈入现代化门槛不可逾越的难题。

最早的城市病出现在200年前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就曾用“迈达斯灾祸”（迈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梦想点石成金，但是目的达到后却几乎饿死）来形容这段历史。由于缺乏系统规划，大量“农民工”聚集在贫民窟里，排放的污水使经过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变成臭水沟。法国学者保尔·芒图注意到，“蒸汽机使无穷的烟云飞翔在这些黝黑的工业城市上空”。狄更斯更把浓浓的黄烟形容为“伦敦特色”。当时英国政府的调查报告显示，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居住在贫民窟的大批“农民工”体弱多病，养成了对烈酒和麻醉剂的嗜好，社会极不和谐。

由于担心环境问题威胁到他们的统治，英国政治精英们才真正重视起来。1843年，议会讨论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法案。直到110年后的1953年，英国议会才通过了更为全面的《大气清洁法》，禁止排放黑烟。

英国历史学家克拉潘把英国城市病的根源看做是“市场失灵”的结果，那就是“城市为工业利益集团所支配，企业家生产与赚钱的内在驱动使得他们全然不顾生态环境的问题”，而相应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从原来被动的自由放任转变为在法律的前提下进行积极主动的干预，并建立起统一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制”。

1831年英国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1844年建立了城镇卫生协会，还在各地设立了卫生医官，不仅管理公共卫生，还承担城市供水排污、治理贫民窟、城市规划等各方面的职责。如今，伦敦已经彻底摘掉了“雾都”的帽子，成为环保的领先者。

那么治理“城市病”是否一定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严厉管制呢？2012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数学家埃尔文·罗斯与罗伊德·沙普利。他们提出有趣的理论“稳定配置和市场设计”，就是通过精确的数学计算，调整游戏规则，可以使市场机制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模式发挥作用。这种经过“精算”后的市场机制同样也适用于城市治理。

1907年，纽约率先给65号汽油驱动的出租车安装了计价器，这是第一个“设计好的出租车市场机制”。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由于出租车门槛低，失业人员一窝蜂涌向这个行业，导致恶性竞争。于是1937年纽约市颁布法令，将出租车数量控制在13566辆，并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汽车数量固定，纽约出租车也像中国一样出现过“拒载”现象。

而如今，又有两项新规则出台，使市场机制更能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一是采用互联网的“叫车公司”的出现。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了一家典型的名为“乌博”的叫车公司。它主要由统计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他们研发了移动叫车软件，从乘客处收集数据，开发出能预测需求的精确算法，不断满足乘客和司机供需双方的要求。在用车高峰时段提高价格，直到供需平衡为止，以保证客人任何时候都能租到车；而只要你愿意付费，出租车可拉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二是信用卡的广泛使用。在美国，出租车可以直接使用信用卡支付。到达目的地后，如果乘客选择信用卡，司机在仪器上操作一下，刷卡机上就会显示路费。2004年，纽约出租车和轿车委员会决定，任何在纽约行驶的车辆必须安装车载GPS系统和信用卡系统。一开始，这一做法遭到出租车司机的强烈抵制，但经过多年实践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司机们终于认识到，所谓“打车难”并不总是出租车司机的“卖方市场”。一旦经济萧条，没人愿意打车才是最要命的。而一个好的、公平的市场规则才能真正保证司机的稳定收益。

“城市病”的治理是一门复杂的运筹学，只有管理部门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综合治理才能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