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写照——他们从生活中找寻的灵感，后来我发现有很多对抽烟的作品，有两个猴子对着抽烟，有两个老太太对着抽烟的，我觉得用现实生活的写照完全讲不通。为何他们这么热衷于抽烟这个题材？于是询问了一位剪纸大娘，她说了三个字让我一下豁然开朗，那便是“传烟火”，这剪纸蕴含着人们希冀子子孙孙万代延续的愿望，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是太没文化了。

在吕先生看来，今天的人们不仅是对中国民间美术的文化内涵所知甚少，对中国古代文化同样不能畅通地阅读。比方说，有一个商代青铜器，美术界和考古界都称之“虎食人卤”，但吕先生用研究民间美术的经验发现那根本不是虎食人，而是老虎保护孩子……这就是现代人集体没文化所造成的误读。现代人说的文化和那个时代的文化不是一个频道，在那个频道里现代人只能坐在小学生的位置。现代人原来对民间美术居高临下的判断太多误读，它其实是很高很博大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捧在手心上的一张剪纸那么简单。在民间，剪纸不是装在镜框里边的，是贴满整个窗户的窗花，一个窗花只是一个文字或是一大篇文章里的一句话，所有的窗花连在一起才是一篇文章了。你看了一个字符就说真漂亮，等于说是字体显得好看，而不是文章所书写的主题——你还没真正读懂这篇文章，怎么会有能力去评价它呢？

于是，吕先生很迫切地感觉自己有必要去了解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那样才能更好地吸纳其精华。后来随着对民间艺术了解和研究的深入，吕先生便写了一些文字，后来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再见传统》系列的四本书，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研究成果，别人都说他是一个研究传统艺术、传统文化的学者、专家。其实，按吕先生的话来讲，他是很被动地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他谦虚地解释说：“有时甚至觉得，我那种只是想去画张画的动机，比起致力于担负传统文化研究和保护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我本身对于民间艺术的研究有很大的兴趣，曾经有一度美术界认为我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了，认为我是一个写书的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民间艺术研究这件事，我觉得自己能力有限但是愿意尽力去做，因为这件事是一种责任，也觉得有意义，我也不等非要立项才去做，对我个人来说它是财富，个人价值的体现。”

呼唤博物馆化

对于保护传统民间艺术，吕先生一直坚持“博物馆化”的观点，他告诉记者，我提的博物馆化不是一个房子的概念，是一个态度、工作方法这样一个概念。

2007年，吕先生去了美国波士顿附近的小城塞林姆，那里有个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叫琵柏地。他回忆当时进了老城，马上就能看到皖南民居的白墙黑瓦露出在洋房的间隙，走进了博物馆才知道那是博物馆的一部分，是该馆的“收藏”，博物馆花了四年时间从中国安徽整个搬过来的一栋徽州老房子“荫馀堂”。他们对房子建造于什么时候、主人家族谱系、建筑历经的不同时代的修葺情况都做了考察，此外还请英国V&A博物馆的纸研究部的专家对房屋里的西洋壁纸做了鉴定，确定是英国的壁纸，这家博物馆就是做到如此细的程度。这房子上世纪80年代就没住人了，屋子里就保持80年代皖南农村民居的状态，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有一天主人从这里离开了，这里凝固了。正屋摆放的桌子、椅子、衣服、毛巾等物件，墙上挂的照片，甚至一些发票传单就静静地、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儿，给你感觉这就是博物馆，这就是时光的封存，这就是遗产保护！

“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是吕先生在2003年提出的，但提出后无人响应，却有人站出来反对。现如今一些当权者一方面愿意听“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活在民间、发扬光大”这样的口号，另一方面希望它能够拉动旅游赚取经济效益，对传统文化本身根本没有负责任的心情，也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心情——谁还愿意费偌大的气力“博物馆化”呢？

靠私人的收藏去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很多缺陷的，因为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我国有位收藏了大量木板年画的老先生王树村，他已经过世了。生前嘉德公司为他收藏的木板年画开过一场专场拍卖，结果很不好，没有人来买。没人知道这些东西以后将流向何方，而我们国家现在没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放这些东西。

吕先生着力强调：保护遗产一定是文化主流的责任，而不是老百姓或是民间手工艺巧手的事，因为他们无能为力，他们不是当代文化的执掌者。现在文化遗产商品的问题已然不是传统民间艺术的概念了，传统民间艺术是当时特定文化状态下人们的精神和灵魂相符合的产物，成为旅游产品就完全变质。这就像陕北村子里有一个剪花巧手，他突然跑到博览会或大饭店剪花，而且迅速地要根据客户调节自己，变成怎么赚钱就怎么剪，再也不是自己精神热土上生长出来的花朵。现代滋生的新东西和传统完全不一样，对于传统民间艺术而言，那只是“残汤剩羹”，变异的产物，这就是我为什么呼唤博物馆化，把一部分老祖宗的遗产先保留下来，不管它将来还能否在中华文化的哪一部分继续发挥作用，它的躯壳与内质在新文化的不断建设中一定有用。可今天的我们还不知道该怎样采纳，甚至我们今天没完全认识透它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今天或将来它能够产生的能量，所以先保存下“物件”来是非常重要的。

难以改写的结局?

中国一直都很重视民间艺术，往前可以追溯到五四以后，那时有一批学者在鼓动中国变革，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这个变革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消亡，于是这些学者就开始传统文化的采集与研究。蔡元培先生就曾组织过一个班子，花了几年的功夫，采集了很多他们当时叫民俗文物的样本。这一系列工作完全是按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去做的，采集地、材质、作者都做了完整的记录，这批东西存在原中央博物院，现在的南京博物馆，迄今为止，这是唯一一个把民间艺术当作文物，用科学的、规范的方法保存下来的案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批示要成立工艺美院，在80年代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80％来自民间艺术，也叫工艺美术品出口。一些民间巧手被请到工艺美院任职，进入工艺品的生产流程，这样一是便于搞纯艺术的艺术家创新美术作品找寻资源，二是开发制作工艺品赚钱，简单来说就是“致用主义”，但是从此以后，参与民间美术的学术与文化研究开始淡化，没有真正的学者参与，甚至民俗学研究都不涉及民间艺术这一块。那时连县一级都有工艺美术研究所，而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单纯是为了采集花样，再转换成新的产品，看花样看这种形式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案头摆设。他们不对文化本身负责，他们把文化完全摒弃，只关心形式。

吕先生在做《广西民族风俗艺术》这部书的时候到广西当地考察，为了找到一些更本色的案例，他到工艺研究所去找当时拍的图像资料，翻阅的过程他发现，如果一件服装没绣花，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就不拍，绣了花的就拍这个花，拍少数民族服饰的时候不是拍老百姓，而是找了些模特、演员，穿上那些衣服搔首弄姿。吕教授表示当时感到万分郁闷，那些人根本不是站在研究文化本身的角度，仅仅只是要采取花样，至于花样的质地是什么是不管的，花样附着在什么物件上是不管的……吕先生沉思片刻慢慢说道，可以说我们对传统民艺术虽然一直重视，但是把功夫花在哪儿着实是个问题，那种对待传统民间艺术的做法就像现今喊着保护遗产最后变成旅游开发，真是一脉相承，我们仿佛难以逃脱……

而后在说到吕先生主持的实验艺术系教学时，他很自豪地给记者介绍了人文课题考察这一课程。在先生的指导下，实验艺术系的学生做过的课题研究有红色皮影、传统皮影、新剪纸、二人转、丽江六合门、豫西农具、山东莱州玻璃画、山东曹州纸扎、老照片布景等等……吕先生边说便给我们翻看了他的一个学生的考察成果，一摞蓝色封皮的线装书里面图文并茂，记载了大量皮影的资料。也许对于艺术家而言，寻找资源进行艺术创作是其最重要的职责，承担文化使命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命题，但是吕先生和其门生的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工作方法，还是令人隐约感觉到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资源在这里被翔实地记录，在这里以一种艺术方式被保存，被传承，让人还是感到一丝希望的烛光。

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当代艺术家，吕先生对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解读令人敬佩，而他也日复一日地做着他所热爱的事业，从容地传承着传统文化的薪火。或许，先生的那种心境正是他在其著作《再见传统》的结尾所说：叹息了许久我终于不再叹息，因为这些艺术母亲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朵贴在窗上的花、一朵绣在衣上的云，也不仅是一串招魂的抓鸡娃娃，或是供在案前的花馍……那其中蕴含的，有我们古老民族创造与审美最本源的精气神韵我将不间断地一次正身修心，成全我平凡的身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