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既有典型性、又具普遍意义的地域文化。明清两代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该时期徽州文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明前期，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约在嘉靖、万历年间告一段落，期间徽州文化整体风貌彰显的主题是求变与创新。二是明后期，大致从万历中期开始，到明末结束，该时期徽州文化在传承与深化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三是清前期，从明季开始，至清康熙、乾隆之交告一段落，此期的徽州文化经历了一段顿挫与复苏的历程。四是清中叶，大致从康、乾之交开始，至道光年间告一段落，该时期徽州文化体现的特征是博大与精致。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阶段性发展，既与历史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密切相关。

关键词：明清；徽州文化；阶段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1-0092-09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文化的典型样本，这一观点在学界已是基本共识。我们认为，从表现形式看，徽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各种文化现象往往被冠以“徽”或者“新安”字样.如徽派朴学、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派盆景、徽商、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等。但就其影响与地位而言，徽州文化其实是以地域文化的身份，担纲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主流”文化的角色。其登峰造极之时，正当明清两代。就总体而言，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臻于极盛，成为徽州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具体来看，期间它有着显著的阶段性发展。依据各种文化形态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同主旨和特色，我们把这种阶段性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一

第一时期是明前期。该时期从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开始，大致在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年）告一段落。期间徽州文化整体风貌彰显的一个鲜明的主题是求变与创新。

比如，崛起于南宋的朱子学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在有元一代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渐趋墨守成规，学派内部死抱旧说，创新乏力。詹炬在《赵东山行状》中记载：“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四方称之为东南邹鲁。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义、纂辑群言，即为朱子之学。”描述了元代新安理学墨守成说、创见缺乏的普遍现象。对此，当时著名新安理学家赵汸也提到，徽州先贤“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书”，但是其书“虽有考索之富而扩充变化之无术，虽有辨析之精而持守坚定之未能”。这里，赵氏所说的“扩充变化之无术”，就是指南宋朱熹之后的元代新安理学家缺乏学术创新。元末明初，鉴于元代新安理学家的学术之弊，以朱升、郑玉和赵涝为代表的新安理学家提出了求“实理”的新的治经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是反对元代先儒盲目迷信、循途守辙的治学之术，主张明源察始，通过自身的思考，探求理学真谛。以此为指导思想，以朱升、郑玉和赵汸为代表的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本着求真实之理的心态，思维渐趋大胆、活跃，从多种途径探索朱子之学的真谛。如朱升发明了“旁注诸经”的治经方法，郑玉和赵汸则以“和会朱陆”张大新安理学学派宗旨，明初的新安理学可谓气象一新。该时期也是新安理学发展史上求变求新思潮最活跃的时期。

再如徽州的教育和科举，在明前期也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教育机构类型进一步清晰，官学、书院、社学三大系统互为补充，构成了徽州教育机构的网络体系。徽州官学包括府学和六县县学，其中府学始于唐代。六县县学中，始于唐代的有歙县学和祁门县学，其余休宁县学、黟县学、婺源县学和绩溪县学皆始建于宋代。其后，虽有连续性，但时有兴废，元末战乱更一度使徽州官学遭受重创。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崇奉“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推行了一系列兴学政策，被史家称为“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在此背景下，明前期的徽州府县学得到全面重建或扩建。徽州最早的书院是绩溪龙井之桂枝书院，始建于北宋景德丁未（1007年）。其后，经宋元发展，明前期的徽州书院无论规模和数量，均远超前代。据乾隆《江南通志》、道光《徽州府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等志书不完全统计.明代徽州新建或重建、扩建的书院有49所，其中明确记载为前期的书院有38所，比例高达77.6%。说明了徽州书院在明前期已形成规模化的系统。社学之制，始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为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明承元制，于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在城乡推行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同年徽州六县凡“邑之坊都，居民辏集之处”均设立社学，数量达到462所。其中休宁、婺源最多，各有140所，其它各县依次为歙县112所、绩溪30所、祁门27所、黟县13所。明前期徽州的社学已经遍及城乡，奠定了童蒙教育的基础。官学、书院、社学针对不同人群，各成系统，表明徽州地方教育机构的类型在明前期进一步清晰，已经构成了徽州教育机构的网络体系。二是徽州教育的功能进一步凸显。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廷全面恢复科举取士，并规定参加科举者必须是各级学校的生员，逐步形成了“科举必由学校”的定制。因此，徽州府、县学等“官学”发挥着培养科举人才的功能。书院为“尊儒重道、栖徒讲学之地”，明前期徽州书院的功能重在聚徒讲学。如徽州最大的书院紫阳书院，在“元末明初，名儒迭兴，又立紫阳书院山长以主之，度其揖让周旋，升阶侍立，相与析疑辨难，必多发明”。清人施璜撰有《紫阳书院志》和《还古书院志》，其中《会纪》等篇对徽州书院讲学情形记载甚详。社学则收8至15岁孩童入学，“设教读以训童蒙”。三类教育机构功能各有侧重，一时徽州文风丕振，科举及第者人数之众，几近今安徽全省的1，3。三是办学主体进一步扩大，除官府投入外，民间集资和官绅资助份额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弘治之后徽州商人群体崛起、徽州商帮形成，徽商在徽州教育方面的贡献度越来越高。这些都表明明前期的徽州教育与科举走上了鼎新之路。

作为徽州文化核心内容之一的徽州商业文化，也在明前期初步形成。虽然作为个体的徽州商人，其经商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徽商作为地域商帮的出现，则在明前期。此期徽州商人从业人数剧增，资本规模扩大，经营行业拓展，营商手段多样，宗族联系密切，最终约在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开始形成徽州商帮。学界认为，其标志一是徽人形成从商风习，二是徽人结伙经商现象普遍，三是“徽”、“商”二字已经相联成词，四是作为徽商骨干力量的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随着商帮的形成，徽商出现了“贾而好儒”、“以义为利”、结伙经商、广交官府、热心公益等商业文化。商帮的形成以及商业文化的出现，这是此前徽州文化中未见之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