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所有知识活动中，科学“无国界”犹如康德所说知识论中那个不可更动的默认前提——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这是因为在当下系科分类的意义上，“科学”通常指研究诸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这类恒定不变、不受人类情感影响的自然现象。不同于某种程度上受限于语言、惯习、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人文、社会科学，科学真理的获得更多依赖于理性、观察和实验，且能较为方便地与世界各国同行磋商、争辩和共享。这在学术交往伦理上就确立了研究者必须超越“国界”限制的普遍性内涵。一九八八年在牛津任教，二00八年荣誉退休，并也是享誉全球的科学史讲座教授福克斯（Robert Fox）于二0一六年出版的《科学无国界：学术界的世界主义与国族利益，1870-1940》（Science witbout Frontiers：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the World ofLearning，1870-1940）一书，就从历史角度对此进行了详细和深入的阐述。

在福克斯看来，科学“无国界”作为一种知识新格局的发轫，可以追溯科学建制化的初始，即一六六0年前后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时。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科学方不得不面对在德国首先形成的工业一科学一政府联合体（industrial-scientific-state complex）而出现的风云变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三十年，本是欧洲贫弱落后地区之一的德国，前所未有地步入世界舞台之中心，反超英国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工业制造国。雄心勃勃的德国统治者兼具阶级利益所致的政治短视，以及对科学广泛应用之自信，热情支持能够尽快获得实际收益的科学研究。

作为比较，当时英、法、美等国的大学和研究院所，要么是需要到处募款的私立机构；要么是需要议院反复争论和投票通过拨款的民主政体。由于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科学家的生活和研究条件难免捉襟见肘。德国则是专制统治，拨款多凭统治者和工业巨头们的个人意志。此外，德意志各邦传统上承担着为高等教育提供资助的责任，教授和科学家属于国家公务员建制，都可享受颇为优渥的待遇和丰厚的薪酬福利。这也使得将“上帝、祖国和科学”连为一体，成为德国科学界一个最神圣的信念。

然而，科学“无国界”之所以还能继续平稳运行，原因在于虽不同于十七世纪用拉丁文、十八世纪用法文，此时科学家已开始用本国语言书写和发表，但各专业领域的诸多新发现、新发明，需要用同行都能接受的古希腊文或拉丁文的命名、术语，以实现表述的清晰化和明确化。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就分类、测量进行讨论和磋商，以及进一步合作和分享的跨国性专业学会超过了二十个。更具世界性的是一八九九年成立的国际学术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es），起初仅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在内的九个国家，至一九一四年解体前则增加到十六个国家的二十四个科学院和专业科学学会。当然，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不顾瑞典本土社会甚嚣尘上的“不爱国”之谴责，于一九00年确立了无须考虑获奖人国籍，只看其是否“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颁奖原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将科学与“国家”进行紧密捆绑的分水岭。最令人痛惜的一个事件，是侵入比利时鲁汶的德军于一九一四年八月借口清除游击队，无端屠杀了数百位当地平民。再作为进一步的报复和恐吓，德军还肆无忌惮地放火焚烧了包括创办于一四四二年，收藏了很多中世纪珍贵文献资料、文物的鲁汶大学图书馆及一些古建筑。面對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同年十月四日德国各大报纸上刊发了由九十三位德国顶级科学、艺术和文化界人士签署，以十种语言书写的《向文明世界呼吁书》。该文件为德国的“国家声誉”而辩称，签署者中包括被公认为量子力学创始人、时任威廉皇家学会会长的马克斯·普朗克（Max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以及首先从空气中合成氨的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X射线发现者伦琴（Wilhelm Rontgen，1845-1923）等人。

作为敌对国的英、法科学家虽与国家没有那么多利益交集，对这场战争也没那么同仇敌忾，然仍有不少人愤愤不平德国科学家背叛原则而意气用事。他们除抨击德国科学界为战争的“背书”之外，情绪偏激者甚至试图否定自十九世纪以来德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自然》（Nature）于当年十月八日刊发英国著名化学家、一九0四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威廉·拉姆齐（William Ramsay，1852-1916）教授的反击文章。他居然用种族歧视的口吻表达了对德国科学家的蔑视，酸溜溜地称他们不过是杂处在犹太人之间一些条顿民族的“平庸之辈”（deluge ofmediocrity）。还有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也撰文对比了法、德两国科学，称前者精致而细巧；后者晦涩而啰嗦——且还因呆板僵硬的德语表达而更加恶化（Seienee without Frontiers，p.49）。

这种缺乏品位和风度的情绪宣泄，让德国科学家们怒不可遏。一九一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维恩（Wilhelm Carl Werner Otto Fritz Franz Wien，1864-1928）拟定了一份声明，呼吁德国科学家们不要在英国科学刊物上发表文章，避免使用那些来自英、法两国的外来词汇。他指责英国物理学家们是帝国最坏的敌人，善于欺世盗名而总把德国科学家的发明、发现据为己有。虽则，作为德国科学界领袖的普朗克，个性温和、谨慎和低调，此时深陷“爱国主义”和“科学无国界”的痛苦之中，拒绝了在这份声明上签名，但维恩将之发表时，仍然找到了包括阿诺德·索末菲（Sommerfeld，Arnold Johannes Wilhelm，1868—1951）在内的另外十六位著名物理学家列名签署（J.L.海耳布朗：《正直者的困境：作为德国科学发言人的马克斯·普朗克》，刘兵译，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68页）。

接下来的发展是尽管战争结束、硝烟散去，怨恨却难以平息。一九一九年底，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哈伯一九一八年度化学奖，理由是他于一九0九年前后发现合成氨的化学制作，致使人类摆脱了仅依靠天然氮肥而加速了世界农业的发展。这消息当即引发了英、法等国科学家们的激烈反对，纷纷怒斥这位自诩“和平时期属于世界”（belongs to the World）、“战争时期属于其国家”（belongs to his country）的哈伯，战争期间积极研制用于化学战的氯气、芥子气，造成了数万人死亡和更多人的严重心理伤害。作为一种无声抗议，一九二0年六月举行了战后首次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受到获奖演讲邀请的协约国科学家，除了一九一七年荣获化学奖的英国物理学家查尔斯·巴克拉（Charles Glover Barkla，1877-1944）之外，其余几位均以各种理由而婉言谢绝出席。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之所以颁奖给哈伯，自以为秉持了超越国界而只授予“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者”的颁奖原则。一九一六年哈伯就被提名，由于战争原因当年并未评奖。一九一七年哈伯又被列在候选人的名单上，评奖委员会主席、也是当时瑞典少有的几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化学家之一奥尔夫·哈马斯滕（Olof Hammarsten，1841-1932），提出权宜之计是以战争继续为由而将之搁置。然而，哈伯关于合成氨的方法，被认为具有“从空气中生产面包”的划时代意义，实在无法将之忽略。尽管在一九一九年的评奖过程中出现了争议，哈伯却还是获得了包括情感上更亲近英、法科学界的哈马斯滕在内的大多数赞同票。这种“科学无国界”的立场，同样还体现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期间的七位物理学、化学诺贝尔奖获奖者中有五位是德国科学家（SciencewithoutFrontiers，p.56）。

除了评奖过程中的争执之外，那些深怀怨恨的战胜国科学领袖们，在战后重建的全球科学合作及分享机构中，为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又竭尽全力地排斥战败国的科学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在布鲁塞尔成立的国际研究总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IRC），由前协约国的十六国组成，除领导层中没有为战败国科学家留下一个空位，且还确定作为官方语言的是法文、英文，在国际会议及其下属分会的学术活动中禁止使用德文。然而，当时重要科学研究文献却多为德文写作。尤其在化学、物理学领域，被列入“文摘”的优质德文论文所占比重，差不多是英、美、英联邦国家及法国学者之总和——这自然让该会的国际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打了太多折扣（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p.58）。

更糟糕的是，由战胜国科学家主持召开的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几乎无一例外地排斥战败国科学家们参加。曾被那个时代认为世界物理学、化学最高端，讨论最前沿问题的索尔维会议，二十世纪初由比利时实业家欧内斯特·索尔维（Ernest Solvay，1838-1922）创立。章程约定每三年分别在布鲁塞尔召开世界物理学、化学会议。一九一一年的第一届、一九一三年的第二届、一九二一年的第三届是世界物理學会议。前两次德国科学家既是领导者，又是主要参会者；后一次则除了没有签署上述那份《向文明世界呼吁书》的爱因斯坦之外，其他著名的世界级德国物理学家都没有被邀请。同样，一九二二年的第一届、一九二五年的第二届世界化学会议也没有德国学者的身影。

这自然遭到那些坚定信奉科学本应“无国界”之人的强烈不满。爱因斯坦对封杀德国同行表示抗议，并拒绝出席一九二一年的会议。还有一九0二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荷兰理论物理学家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1853—1928），于一九二五年向国际研究总会呈交了一份由丹麦、瑞典和荷兰科学家联署的建议，要求取消章程中排除战败国学者的条款。与此同时，参加国际化学会议的美国化学协会主席，时任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资深教授的诺伊斯（William A.Noyes，1857-1941），也同样在会上发出了向战败国同行敞开大门的呼吁。参加在剑桥举行的国际天文学会（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IAU）年会的美国耶鲁大学天文学资深教授布朗（Ernest William Brown，1866-1938），更坦率直言如果国际研究总会不修改那些限制性条款，美国代表团将拒绝参加今后召开的相关会议。

作为一次耀眼的破冰之旅，是一九二八年在意大利波伦亚举行的第八届国际数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ICM）。此前举行的两届，即一九二0年第六届、一九二四年第七届，都没有邀请战败国数学家出席。在第七届会议举行之时，美国数学家虽然提出了一项邀请战败国学者出席会议的决议案，得到意大利、荷兰、瑞典、丹麦、挪威和英国数学家的赞同，却被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国、比利时学者有意杯葛拖延而不付诸表决。第八届会议由意大利数学家平凯莱（PineherleSalvatore，1853-1936）负责召集和担任会议主席。他充分利用东道主之便，成功游说时任国际数学联盟（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并担任国际研究总会主席、一向持强硬排斥态度的法国著名数学家埃米尔·皮卡（Emile Picard，1858-1941），最终同意邀请战败国数学家参加会议。

参加此次数学会议的德国代表有六十七位之多，领队是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数学家，也被称为“数学界无冕之王”的戴维·希尔伯特（DavidHilbert，1862-1943）教授。他当年就因没有签署上述那份德国学者《向文明世界呼吁书》，而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遭受了太多声讨和责难。后来法国数学家达布（Jean Gaston Darboux，1842-1917）去世，希尔伯特发表了一篇缅怀其数学成就的悼文。他所在哥廷根大学一些“爱国”学生愤怒集会，要求收回这篇悼念“敌人数学家”的文章而遭到教授的严词拒绝。这次国际数学家大会，希尔伯特教授带病出席。在致辞演讲中他义正词严地宣称：“在科学研究中人为地制造国家的或种族的差异，是对科学极端无知的表现，其理由是不值一驳的。”（康斯坦西·瑞德：《希尔伯特：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袁向东、李文林译，上海科技出版社二00六年版，214页）

基督教原有一个伟大传统，称“宽恕入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战胜国科学领袖们反其道而行之，自然给战败国科学界造成了深深的感情伤害。对于上述这次世界数学大会，时任伯林大学教授的著名数学家比伯巴赫（Ludwig Bieberbaeh，1886-1982）就曾大力鼓动抵制，且得到了不少响应。实际上，战败国科学界的强烈不满，还体现在此前的一九二六年六月，国际研究总会去除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排除条款，仅保留了在理事会及其事务活动中不得使用德语的规定，以邀请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加入。然而，接受橄榄枝的只有匈牙利，德国等国的科学界态度消极而拒绝合作。再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纳粹德国的强势崛起，欧洲又一次被笼罩在战争阴云之下。接踵而至的最可怕后果，莫过于诸如集中营毒气室、远程攻击性火箭及核子武器的研发和制造，本该造福于人类的科学技术又一次被“国家”大规模地恶意滥用。

如果就此反思由谁承担责任，我们当然不应回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上述战胜国的一些科学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不宽容、不明智，未能审时度势地消除内心芥蒂而化敌为友。不过，问题症结还在于三十年代意大利、德国法西斯推行的种族主义、穷兵黩武和极端褊狭的沙文“爱国主义”的兴起。福克斯分析之余，引用了其时英国著名天文学家格雷戈里爵士（Richard Arman Gregory，1864-1952）的说法，以解释科学“无国界”精神被践踏的原因，那就是“科学的真谛和优质民主”仅存在于一个思想自由的国度（a state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这揆诸史实而能够得到确证——就在纳粹决定大规模驱逐和清洗犹太科学家之時，德国著名放射化学家、物理学家奥托·哈恩（OttoHahn，1879-1968），提议由三十位杰出德国教授联署发表一份有利于犹太同事的宣言，却遭到对纳粹野蛮排犹法令同样反感的普朗克之婉拒。普朗克担心：“如果今天有三十位教授站出来抗议，明天就会有一百五十人站出来表示效忠，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些空缺的职位而去告发他们。”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福克斯这部著作的时间下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一九四0年。他在“尾声”（epilogue）部分简略提及战争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今天如谷歌图书搜索（Google BookSearch）、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作为全球化时代更容易获取知识的一种成功方式，提供了科学本应“无国界”的期待和愿景。正如严肃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恰当说明过去，而毋庸大胆预言未来，本书写作之时，诸如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保守国家主义和极右民族主义早已沸沸扬扬地酝酿发酵，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人类看来又进入了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自然让福克斯不敢对发展前景乐观断言。不过，掩卷长思，抚今追昔，最令人敬重的还是在那乌云密布、黑暗降临的时刻，有人不忘初心而矢志不移。这种无私、无畏的勇气和坚持，正是我们今天对科学本应“无国界”的希望和信心之所在。

（Robert Fox，Science without Frontiers：Cosmopolitanism andNationalInterests in the World of Learning，1870-1940，Corvallis：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