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取决于生产率的差异。中国通过提高不同领域的资本/劳动比率、以及迅速地学习技术，自1980年起便大幅提高了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逐渐迈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实施，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将目光锁定在2030年前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一目标将通过大规模投资和快速技术进步的战略得以实现， 这意味着，未来十年，生产率的提高将更多地依赖创新，而且中国的增长将越来越多地受到自主创新的驱动，这种创新将推动技术前沿外移，并在这些领域获得新的比较优势。

随着中国产业在很多领域接近国际技术前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将更多地依靠原创性的发明创新而不是学习和借鉴已有的技术。中国不但要依靠尖端的基础性研究——如国家支持的“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领域，还要利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充满活力的跨国企业进行创新，这些企业是所在行业的技术领先者，并参与高端研究，同时利用国内企业在全球的创新资源，服务于企业的全球发展。

从追赶到前沿领跑

我国自真正投入到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以来，一直是工业国家中的追赶者；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则执行了更为明确的技术追赶战略，即引进或模仿开发国外已有的先进技术，或在国外已有的技术框架下，做自主应用的开发研究。用相对更短的时间实现技术追赶和进步。

在这种国家技术产业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产业和技术追赶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思维、政策体系、组织能力和技术理念。但经过30年的追赶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一部分产业技术领域已经开始处于或接近创新前沿并与国际对手展开前沿竞争。华为总裁任正非的话最直观地说出了这种新变化。他说：“我们已经走到了通信业的前沿，要决定下一步如何走，是十分艰难的问题。我们以前靠着西方公司领路，现在我们也要参与领路了。” 中国自身的创新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球技术变革也为我们实现前沿创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一、中国在一些重要的技术产业领域已接近或处在全球创新前沿。

这是我们适时进行技术产业战略调整的基本依据。总体上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较大，技术产业追赶的任务仍然很重。但正在出现的新变化是，中国企业近年来在芯片设计、通信系统集成、发电设备、基因技术、新型材料、高速铁路、生物燃料、动力电池技术、互联网产业等领域出现了一些全球领先的技术或企业，开始进入创新前沿，而且这种态势正在加速扩展。这意味着我们在继续通过追赶实现全面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必须重视这个新的变化，在科学技术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上做些调整。

二、技术变革为我们实现技术主导和前沿创新提供了可能，我国已有利用技术变革实现技术主导和前沿创新的经验。

技术变轨和新技术出现是技术变革的两种高级形态，在已有技术领域，后发国家如果继续沿着他国的技术主导路线去跟，追得会很艰苦，只能是在别人后面疲于奔命，而且由于技术主导权掌握在别人手里，每当你快要追上时，人家稍微或提前进行技术调整，追赶者往往又会再次被甩在后面。而另一方面，当技术轨道变革时，追赶者就有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从追赶到前沿领跑，关键就是抓住技术变轨的机会，形成新的技术轨道，并在新的主导技术形成之前抢先成为新技术主导者。中国在很多领域有形成主导技术轨道的机会，也有成功探索。

如在汽车领域，在传统燃油技术路线上，中国要超越发达国家确实非常困难，但电动技术是汽车动力技术继发动机技术后的第二次革命，而且与内燃机驱动的技术轨道有根本性不同，这给汽车产业带来了重建技术主导地位的机遇。我国在电动汽车发展上所走的路线就是利用汽車动力技术变轨争取实现技术主导的路线，这种做法目前已被证明取得了初步成效。

三、中国具备实施前沿创新战略的重要条件。

看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前沿创新，除了其所处阶段带来的机会，还要看是否有条件。

在从技术吸引国转为技术创新国的转轨过程中，市场资源、自有的产业技术基础特别是基于本国企业而形成的技术开发平台、研发资源等是实现转轨成功的必要条件。我国每年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多年培养出的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所形成的低成本的研发优势，有强大战略纵深能支撑多个产业规模化发展和满足多种需求的市场条件，完备的工业体系及质量迅速提高的制造业基础，全球化知识和人才的便捷流动，充裕的投资资源等，这些都为我们参与前沿创新、领导产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条件。

以高铁发展为例，中国在高铁技术上之所以能让国外大公司向中国企业转让核心技术，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优势，对德法日等国的公司来讲，中国市场是目前全球唯一的规模化增量市场，除了中国市场他们甚至在其他地方都很难找到进行新技术验证的机会。在国外公司被迫转让核心技术后，我们之所以又能够没有重蹈汽车产业过去那种重引进而难以自主创新的“桑塔纳”路线，而是很快能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甚至反超，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铁路产业制造和设计研发体系比较完备，特别是我们拥有自己的技术开发平台，这也是我们能集成创新、反超再领先的基础前提。

前沿创新难题

那么，如何进行前沿创新和技术领先对我国是一个重大挑战。进行前沿创新和技术领跑对我国来讲还是新事物，从政治、理念、体制、能力、发展环境等方面我们都还缺乏准备。

首先是政治决心和国家意志，当我们出现技术突破、并有可能在若干领域能主导新的技术轨道时，我们能否在政治上建立前沿创新和技术领跑的决心和国家意志，这是我们在国家层面实现前沿创新的基本前提。

如果我们在对影响技术发展的政治决策方面不敢领先、甘于落后，技术上的领先很可能再次拱手让人，一些难得实现领先的公司甚至会被过早掐死，很多时候也就总会出现“还没做就认为自己不行”的决策情境。特别是在一些影响国家利益的重大技术标准选择、在帮助本国企业努力把初期领先的技术变成主导的产业技术轨道的时候，政治决心是最为关键的。

其次是我们的体制。按照科尔纳的分析，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不能创造出重大的、革命性的新产品，并且在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也很缓慢，并非只因为政策上出了差错，而同样是囿于其本身根深蒂固的体制特性。体制问题不解决，在政策上无论如何弥补也是无济于事的。

科尔纳对比了资本主义体制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在创新体制上的区别，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保持创新领先，分散化的首创精神、巨额的创新回报与激励、充分的竞争、鼓励尝试和允许失败、灵活的融资方式五方面的体制特性是关键，相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特性则抑制了创新，比如，中央集权、官僚指令与许可，创新的零回报或少量回报，对尝试的严格限制，竞争缺乏，投资分配僵化与融资难题。

我们应该承认，科尔纳所分析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已有多年改进，但很多问题至今还仍然存在。我们在调研国内已经处于全球前沿和领先地位的公司的发展需求时，这些公司其实并不十分需要资金支持或国家再给它们开出一系列特别的政策支持清单，它们最需要的是基于国家社会能力改进而带来的鼓励和支持创新的环境。

所以，从体制角度讲，要实现前沿创新和技术领先，重要的是用体制改革来释放和重构那种激发创新的环境。在政策思维上，我们从上到下已经养成了跟随追赶的思维，形成了难以改变的技术跟随惯性，人们更习惯于瞄准国外目标去追，习惯于先等国外实现了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后我们再跟，习惯了用国外的标准来评价国内技术，而一旦我们自己成了最前沿却不敢相信也不知如何去评价。

另外，在工业化追赶阶段我们形成的政策体系和组织能力对前沿领跑来讲也难以起作用，且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追赶时，政策设计容易些，但到了创新和领跑时，我们原来的政策优势反而成了劣势，而要按照创新的要求把政府的治理模式和政策能力扭转过来又相当困难。

在发展环境上，包括科技体制、教育、文化等方面都与前沿创新型的战略严重冲突，如果要实现前沿领跑，我们的科研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都必须进行大的改变，如果还是由政府部门来选定全国性的科研方向、如果我们不能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大的改观、如果大学仍然培养不出领军级的大师和创业型人才，要实现前沿创新必然是不可能的。

创新亟待制度协调

技术创新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国家的技术产业战略要由跟随追赶转向前沿创新与领跑；二是要由围绕追赶而形成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转为支持前沿创新与领跑战略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

当然，战略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较长的时间内中国在技术产业战略和政策设计上应多手准备，多重组合，多轨运行。但对技术领先或新兴的领域，要尽可能建立和巩固整体的技术与产业优势，确立前沿创新与领跑的战略目标；对技术落后的领域，则要善于向国外学习，加快追赶的速度和创新的强度。

相应的体制与政策调整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现在已到了着手调整的时候了。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下决心调整我们的技术产业战略，下决心改革相应的体制机制。我们可以先在若干新兴领域来推动前沿领跑型战略的实施，要为这些领域的创新战略实施创造一种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与此同时，要重视新兴研发机构的作用。近年来一些地方陆续出现一些民办的、企业化运作、集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于一体的新兴技术创新机构，已成为我国源头创新和拉动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比如，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已是拥有3400名研发人员的全球最大基因测序及分析中心。由几个归国年轻科学家创办的深圳“光启研究院”仅用两年时间就聚拢了近300名来自3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和研发团队，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了超材料的产业化应用。这些新兴机构与传统的制造企业和科研院所不同。它们是将原始创新或战略高技术研究与产业化集于一身，形成了自身新的特点。

这种模式不走技术引进、模仿的老路，源头技术虽然研发周期长、风险大，甚至有的技术在一段时间内还看不清具体应用领域，但一旦实现突破，有些会迅速裂变出多种多样可应用技术，并使企业具备了前沿领先的基础优势。如光启研究院到今年底可完成超过1000件基础性、原理性专利的快速覆盖，有望成为全球超材料领域的科研和产业化开发高地。

新兴研发机构采用民办民营方式。它们位于传统科研体制外，在经费、人员、研究方向、职称等方面不受传统体制束缚。

如华大基因研究院的一名学科带头人今年才19岁，而一些没有什么职称的年轻人近年来在《NATURE》、《SCIENCE》等国际权威刊物上已发表数篇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论文。同时，这些机构集原始创新与产业化于一体具备多种优势。它们确定的科研项目一开始就有产业化意图，并同步建立科学研究、产品开发和产业化队伍，彼此之间能高效协调，也把从事源头创新的科学家和产业化应用的工程师结合到同一个平台上工作，实现了科研与产业化应用的无缝连接。

它们甚至带有一定“野蛮式”的高强度研发带来了惊人的高效率，极大地缩短了研发和产业化周期。这些新兴机构的崛起在我国开创了民办组织从事源头性技术创新的先河，有助于改变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高技术研究不足的弱点，开拓了科技探索与产业化结合的新途径。

目前，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向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型为新兴机构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全球金融危机后大量海外科技人才回国创业，全球技术和知识资源流动格局的转变，使我国有可能更多地获得国际水平的人才、知识和技术。我国大规模工业化和低成本高密度研发的独特优势，再加上多层次大容量市场，为这类新兴机构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和机遇。如果政策得当，这类新兴机构和创新模式有可能得到较快发展。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我们一个很大的短板是公共研发体系的缺失。由于缺乏强大的公共研发力量支持，导致中国虽然建立了体系庞大、世界级规模的工业体系，甚至能抢先发达国家发力于新兴产业，但是源头创新非常少，这导致我们不仅在传统工业领域，即使在新兴产业领域，总是后续发展乏力。当发生重大技术变革或重大技术跃升的时候，我们很多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很快陷入落后。

对公共研发机构应有一个再定位。它应该成为国家宏观科技战略和企业微观技术创新的连接者；成为行业发展基础支撑技术的储备者；成为产业升级共性技术难题的攻关者；成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者。

为此，我们应重拾对基础知识的探索和对核心技术的研究，强化传统行业类研发机构的公益性研发功能；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发展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若干产学研相结合的公共研发机构；围绕区域经济发展建立一批类似台湾工研院性质的产业研发和孵化性质的公共机构；构建鼓励公立机构从事基础与前沿技术研发的财税政策；加强对公立科研机构的稳定资金支持，改革支持方式；推进科研机制创新，以科研人员为本、经费向科研人员倾斜。出台类似美国的有关法律从而建立支持成果转化的知识产权管理和资产管理制度，保障职务发明创造完成者的利益。尤其是不应对实现成果转化的职务发明者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造成打击创新的不良后果。

更值得重视的是，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占有中心地位。在美国，大多数科学家受雇于企业和政府，而非高等學府。中国要进一步发挥企业的作用，既包括能够迅速将产品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的大企业，又包括积极地将各种创意、想法付诸实践的小企业。

国有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受限于其自身的机制，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参与创新不能成为国有资本参与和支持创新的主要途径。主要的途径应来自于资本化形态的投资方式。国家应将一部分国有资本集中起来专门进行支持或参与重大技术研发和重要产业的投资，这可开辟国家支持和直接参与重大技术和产业创新的新渠道。在技术竞争激烈的领域，如集成电路设备，国家如果选择以实体性的国有企业形式参与，那么这类国有企业必须承担起关键技术攻关的责任；在一些系统性要求比较高的领域，如高速铁路、通讯系统等，国有企业必须承担起大系统运作者和技术集成者的责任。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