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更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本文探讨了普遍存在于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翻译问题，指出了译者翻译的自由度取决于所使的隐喻的相似程度，并认为与一般性语言翻译相比，文学作品中隐喻翻译的译者自由度相对更大。

关键词：隐喻 文学 译者 自由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隐喻是语言中的常见现象，对它的研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在传统观念中，隐喻只是被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看待。Lakoff等人谈到“隐喻”这一概念时，认为它是人们借助一个概念领域结构去理解另一个不同的概念领域结构，也就是说，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现象。此种观点的提出，大大丰富了隐喻的内涵，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了隐喻的本质，即隐喻是一种思维手段和方式，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利器。有研究表明，“我们日常对话中几乎每三句话就可能出现一句隐喻”。隐喻是一种普遍的语言和认知现象，由于具有能使语言更加灵动、丰富等功用，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做好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翻译，是成功翻译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

一 从翻译过程看译者的“叛逆”

文学作品的翻译必然要通过译者来实现，而作为译者首先应该忠实于原作。英国译论家萨瓦利指出，“译者永远不能允许忘记自己是译者的身份。他得承认，自己不是原作者，手头的作品也不是自己的作品；自己只是沟通作者和读者思想的桥梁和渠道。”作为沟通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桥梁；作为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渠道，译者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对原作的忠实是理所当然的。译者翻译文学作品的目的，首要的并不是进行文学创作，而是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尽力再现原作的内容、思想、语言风格等等，帮助读者从对译文的阅读中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作品。但是，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由于译者自身的综合知识、语言能力、文化修养、理解和解述能力等的不同，译者并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完全地忠实于原作，而是在忠实的大前提下，适当加入了自己的创造活动。对此，西方有谚语解释为：“译者即叛逆者”。尽管读者最终看到的是翻译的结果，但从翻译过程着手能够更好地研究译者的翻译活动，帮助人们清楚地看到译者在译文中的再创造。从翻译过程来看，彼得·纽马克认为，翻译包括两个基本程序：一个是理解，可能包括解释；另一个则是表达，可能包括再创造。（刘重德，2003）他在说明翻译过程时，明确表明了译者“再创造”活动的存在。而Nida和Taber则把翻译过程分为分析、转换、重构和检验四个步骤。其中，“重构”（restructure）强调的是如何通过重组来保留、重现原作的风格，译出原作的精髓，这当中必然包含了对原文的再创造。（Eugene A.Nida and C.R.Taber，2006）Susan Bassnett指出，翻译损失的问题很早就被人谈论，但其实翻译出的译文也有新获得的东西，它不仅仅是译原文，也是一种创造活动（an invention）。（Bassnett、Susan，2005）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尽力忠实原文的内容、思想、风格等，还必然会有自己对原作的“叛逆”，或者说是“再创造”。文学翻译中更是如此。相比一般性文字的翻译，文学翻译首先在对原作的理解和分析上就困难得多，不同的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而文学作品语言的丰富、生动、瑰丽也远超一般语言，这也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此外还有译者的主观翻译目的等因素的袭扰。因此，文学翻译中要实现翻译目的，译者的叛逆活动还会更多些。有关研究曾指出，“忠实与叛逆都需要有一个‘度’作为前提条件”。（陈琪，2009）在文学作品的隐喻翻译中，究竟应该采取更为“忠实”还是更为“叛逆”的翻译方式，翻译的自由度是大还是小，同样需要有个可供衡量的“度”。笔者以为，这个“度”即为隐喻的相似性。

二 自由度小的翻译

如前所述，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更是一种思维现象，体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点，体现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式。汉语中有“我在山脚”的说法，英语中同样有“I am at the foot of a mountain”的表达；汉语说“轻如鸿毛”，英语则说“as light as a feather”。可以看到，这些不同语言中所使用的隐喻具有惊人的相似度。美国心理学家Gibbs认为：“人的认知过程是用熟悉的概念去理解难以理解的、复杂的、抽象的或不那么确定的概念”。（陈振东、杨会军，2007）隐喻作为思维现象和思维方式，充分体现了人们如何用熟悉的概念去理解另一个较新、较难概念的认知过程。因此，隐喻的相似度实质上体现了不同人群对同一较新、较难的事物概念理解的相似程度。不同人群由于有相似的生理基础、同样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日常生活体验以及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在不同语言中所运用的隐喻总会具有一定的共性基础，存在出现相似隐喻的可能性。而各个民族、各种文化间相互交流的不断增多和理解的不断深入，也进一步增大了相似隐喻出现的几率。因而，人们总是能够发现不同语言中存在着一些很相似的隐喻。笔者认为，当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此类相似度很高的隐喻时，译者的翻译自由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这是因为，在源语中使用的隐喻同样也在目的语中被使用，当目的语人群阅读到与自身所使用的隐喻很相似的表达时，在迁移作用的影响下就能够自然而然地理解其意。所以，绝大多数时候，译者只需对该隐喻采用直译的方式即可充分表达当中真意，且不会造成误解、产生理解上的困难。例如，在罗伯特·彭斯的那首脍炙人口的《A Red Red Rose》中，有句诗是“O,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这是一个典型的隐喻结构。从字面上来看，句子是把爱人喻为了一朵红红的玫瑰。事实上，把爱情与红玫瑰联系起来本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但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增多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如今的国人早已接受了红玫瑰代表爱情的观念。所以，在该隐喻的翻译中采取直译的翻译方式，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而且不会造成中国读者的误解，是翻译该句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究竟直译时要选取什么样的具体表达、应该如何遣词造句，则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由译者自身的语言习惯、文化修养、翻译目的等决定的。从这个层面上说，这类翻译还是有译者进行“再创造”的空间的，只是自由度更小而已。王佐良将这句诗直译为“啊，我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而郭沫若则直译为了“吾爱吾爱玫瑰红”。二者虽然都采用了直译，但要简单地评判这两个译文的优劣是不合适的，因为二位译者所追求的译文风格并不一致。王佐良的译文读起来更像一首自由体诗，而郭沫若的译文却是要努力追求中国古体诗歌的感觉。尽管译文风格不同，但都较好地实现了译文应该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基本目的。显然，因为句子翻译的自由度较小，二者对该句均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式；但就具体所选用的词和句子结构而言，不同译者的选择却有所不同，这正体现了译者的叛逆活动，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再创造。

三 自由度大的翻译

尽管英语和汉语中的隐喻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种语言毕竟根植于东西方两块不同的土壤中，存在着不同的审美观念、自然环境、宗教信仰和社会发展历程等等。因此，英汉两种语言的隐喻中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性。当文学作品中出现相似度比较小的隐喻时，译者需要在反复品味、理解作品内涵的基础上，根据目标读者和自己的需要，选择恰当的翻译方式。一般性语言翻译通常的处理方式是：如果不同语言的隐喻相似度较小，单纯的直译已经不能满足表达原文真意的要求，则需要采取意译的翻译方式；而且两种语言隐喻的相似度越小，采用意译的可能性就越大。当英语中出现“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时，对西方文化不了解的人往往觉得其中的“old dog”让人困惑。其实，这里西方人是用“老狗”指代“老人”。西方的文化传统将狗视为人类的朋友，视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因此，用“狗”来指代“人”，并没有贬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老人学不了新东西”。但是，汉语中的“狗”很多时候都是带有贬义的，“狗”经常和一些不好的意思联系在一起，例如：“狗急跳墙”、“狗眼看人低”、“狼心狗肺”，等等。所以，中国人看到这个指代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用来指代“老人”的一个贬义用法，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汉语中没有与该隐喻相似或相近的用法，译者需进行再创造的活动，根据目的语的使用习惯，将其意译为“老人、老者”等等，才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但是，笔者认为，与一般性语言翻译不同的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当所出现的隐喻的相似性很小或几乎没有的时候，因为目标读者通常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反复品味文学作品的译文，所以在运用什么样的翻译方式问题上，译者充分发挥其能动性，进行译文再创造的空间就更大。美国著名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在其名作《飘》中写到：“At least,he had friends who took him in,whereas I was Ishmael”。在这句中，作者采用了源于《圣经》的典故，即将自己比喻成雷特以亚伯拉罕和其侍女所生的“Ishmael”，用以表明自己过去曾经遭遇到的冷落。对《圣经》文化不了解的读者，是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的。如果是一般性文字的翻译，碰到这样的情况绝大多数都会选取意译的方式，以帮助读者快速理解原文。但是，文学作品给了译者更大的空间。对这句话，傅东华的译文是：“至少，他有朋友会收留他，我是走投无路的”；而黄怀仁与朱攸若的译文则是：“至少他有朋友肯收留他，而我却是个以实玛丽”。（吴华佳，2010）傅东华选用的是完全的意译方式，这样的翻译显然是从有利于中国读者理解的角度考虑，能够让译文显得浅显易懂，既正确传递了原文的内容又符合了汉语的语言习惯，能够广为读者所接受。黄怀仁与朱攸若选用的是直译的翻译方式，译文理解起来虽然有一定难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样的译文则又勾起了目标读者想理解这个词的好奇心，而且充分保留了原作语言的生动、形象，让读者在读懂作品的同时，又欣赏到了原作的语言风格和创作特色。对这句话的翻译，针对不同的目标读者，结合自身的翻译理念，不同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式，进行了截然不同的再创造活动。因为文学翻译给译者的自由度更大，所以两种译文尽管很不同，却都能够较好地实现传递原文意义的目的。

四 结语

隐喻是文学作品语言的常见现象，它不仅是修辞手段，更反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笔者以为，文学作品中隐喻翻译的译者自由度首先取决于隐喻在不同语言中相似度的大小，其次与一般性语言翻译相比，由于读者更愿意去反复品读译作，因而留给译者的翻译自由度总体而言是更大的，进行再创造的空间也更多。因此对文学隐喻的翻译，译者有更大地进行“再创造”的空间和自由，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可以更灵活地处理，以适应目标读者对译文的要求，实现译文的成功翻译。

注：本文系四川理工学院外语学院科研项目成果（编号：wyky-0902）。

参考文献：

[1] Bassnet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5:21-44.

[2] Eugene A.Nida and C.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6:120-162.

[3] 陈琪：《文化忠实与叛逆的翻译悖论》，《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3期。

[4] 陈振东、杨会军：《商务英语中的隐喻及其翻译》，《上海翻译》，2007年第1期。

[5] 李健：《英语隐喻的联想特征与语境的关联》，《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6] 林书武：《国外隐喻研究综述》，《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

[7] 刘重德：《浑金璞玉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

[8] 刘重德：《西方译论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

[9] 吴华佳：《论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中的文学翻译——以〈飘〉的两个译本为例》，《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琪，女，1980—，四川渠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西文化对比，工作单位：四川理工学院外语学院。